王輝斌：新題樂府的興盛與消歇——對由唐而清的千年新樂府的觀照

肇始並興盛於唐代的新題樂府（新樂府），在經歷了「元白」時代之後，便演變為四種類型，即「即事類樂府」、「歌行類樂府」、「宮詞類樂府」、「竹枝類樂府」。在由唐而清的歷史長河中，「即事類樂府」的某些功能、特點等，不僅漸為「歌行類樂府」所替代，而且於明末清初之際消歇殆盡。「歌行類樂府」在宋、元、明三朝，名家輩出，佳作如林。「宮詞類樂府」與「竹枝類樂府」，則以參與創作的詩人之多，成果之眾，特色之鮮明，而構成了明清新樂府史上最為絢麗的兩道風景線。

文學史們一般認為，所謂「新樂府」即新題樂府，其肇始於唐代的盛、中唐之際。郭茂倩《樂府詩集》其收新樂府十一卷（卷九十至卷一○○），並認為：「新樂府者，皆唐世之新歌也。以其辭實樂府，而未常披於聲，故曰新樂府也。」郭茂倩對新樂府的這種認識，是否符合唐代新題樂府的實際情況，這裡不作討論，但就其所收錄之十一卷新樂府言，可知在郭茂倩看來，新樂府主要是由兩部分所構成的，即其一為「新題樂府」，一為「樂府雜題」，前者如白居易《新樂府》五十首等，後者則有溫庭筠《樂府倚曲》、陸龜蒙《樂府雜詠》等。而事實上，《樂府詩集》的這一分類並不科學，原因是興起於唐代的宮詞與竹枝詞等，均未為其所收錄、所分類。此外，僅就唐代而言，還有數以百計的「歌行樂府」，也沒有為收錄與分類。這一實況表明，興起於唐代的新樂府，在《樂府詩集》中是未得到應有之處理的。有鑒於此，本文特著眼於樂府詩史的角度，對新題樂府在由唐而清之歷朝歷代的發展與變化，以及導致新樂府興盛與消歇的原因等，作一具體考察與觀照。

1、樂府詩史上的新題樂府

新題樂府是樂府詩史上可與舊題樂府互為媲美的一種樂府詩品類。郭茂倩《樂府詩集》雖然收錄了唐代「新樂府辭」十一卷，但其只是唐代新題樂府的一個極少部分。比如李白，十一卷「新樂府辭」僅收錄了其7題17首詩，即《笑歌行》1首、《江夏行》1首、《橫江詞》6首、《靜夜思》1首、《黃葛篇》1首、《塞上曲》1首、《塞下曲》6首；如果將 「近代曲辭」所收錄之《清平調》3首、《宮中行樂詞》8首一併算上，其實際也只有9題28首。這一數量，與李白現所存見之新題樂府實況，差別甚大，因為李白現所存見的新題樂府，乃有104首之多[1]。又如王維，《樂府詩集》收錄了其《老將行》1首、《燕支行》1首、《桃源行》1首、《洛陽兒女行》1首、《扶南曲》5首、《渭城曲》1首、《昔昔鹽》1首、《伊州》1首、《陸州》1首、《崑崙子》1首、《思婦樂》1首、《戎渾》1首、《浣沙女》1首、《一片子》1首、《拍相府蓮》1首，凡15題19首（含 「近代曲辭」10首）。但王維新題樂府的實際數量，據拙著《王維新考論》之所考，總為83首，即《樂府詩集》少收錄了64首。這兩例足以表明，《樂府詩集》對於唐代新樂府的收錄，乃是極為有限的，因之，其不能作為對唐代新題樂府認識的依據，也就顯而易見。

而實際上，樂府詩史上的新題樂府，乃是由唐而清，數以萬計的，僅清代竹枝詞就有25000首的實況，即足以證實之。對於這些數以萬計的新題樂府，拙著《唐後樂府詩史》第一章，乃將其分為四種類型，即：即事類樂府、歌行類樂府、宮詞類樂府、竹枝類樂府。其中，後二類主要是繁榮與昌盛於明、清兩朝，且數量眾多，佳作迭出，而成為新題樂府發展的兩大方向。為便於認識，下面對這四類新題樂府略作述介如次：

（一）即事類樂府。這類樂府詩，是新題樂府的代表，也即為詩人們直面社會現實的一種產物，故「即事名篇，無復依傍」（元稹《樂府古題序》），乃為其關鍵所在。在唐、宋、金、遼、元諸朝代的詩人中，不僅介入即事類樂府創作者眾多，而且名篇佳作也非少，如白居易《新樂府》50首、元稹《和李校書新題樂府》12首、王禹稱《感流亡》、蘇舜欽《田家詞》、梅堯臣《田家語》、范成大《臘月村田樂府》10首、歐陽修《食糟民》、劉兼《征婦怨》、方回《路傍草》等，便皆為其例。而「病時」（元稹）、「憂黎元」（杜甫）、「裨補時闕」（白居易）等，則為這類新題樂府最核心、也是最本質的特點。

（二）歌行類樂府。這類新題樂府又可分為兩種情況，即正格與變格。「正格」的歌行類樂府，即前人所言之「歌行樂府」或者「樂府歌行」，也即其詩題是以「歌」或者「行」結構的，如王維《燕支行》、王昌齡《從軍行》、李白《江夏行》、劉禹錫《淮陰行》、楊維楨《夢遊滄海歌》等。而「變格」的歌行類樂府，則誠如胡震亨《唐音癸簽》所言，詩題是以「引」、「曲」、「謠」、「篇」、「嘆」等結構的[2]，如田錫《結交篇》、王郁《遊子吟》、楊維楨《花游曲》（此系擬李賀的同題之作）等。這類樂府詩題材既廣，內容亦甚豐富，因而在詠寫對象方面，乃無所不包含。

（三）宮詞類樂府。宮詞類樂府以宮詞為主，兼及擬宮詞、香奩詞、宮中詞等，而為《樂府詩集》卷八十二所收錄之李白《宮中行樂詞》8首，則為其之濫觴。這類新題樂府以反映宮庭生活為主旨，因而具有高貴性、典雅性、史料性等特點，唐代以王建《宮詞》100首問世最早（此專指大型連章體宮詞），也最具有代表性。宮詞類樂府是樂府詩史上新題樂府的一方重鎮，故而由宋及清，不僅佳作連連，各種形式之宮詞應有盡有，而且所詠寫對象還可補正史之闕，如明代周定王朱橚《元宮詞》100首，即為具有代表性的一例。

（四）竹枝類樂府。這是樂府詩史上參與創作的詩人最多、成果數量唯一突破25000首的一類樂府詩。作為新題樂府，竹枝類樂府除竹枝詞外，還包舍一些柳枝詞、楊柳枝、竹枝子、竹歌，以及其題雖為古體詩題、形式則實為竹枝詞的作品，如黃遵憲《日本雜事詩》等。不獨如此，黃遵憲的《日本雜事詩》，還開創了「詩注合一」的竹枝詞之先例，且注釋之文字量乃數倍、甚至是十數倍於竹枝詞本文，因而在當時及其後產生了巨大影響。

最後還需言及的是，興盛與繁榮於元、明、清三朝的詠史樂府。就創作規模、作品數量、成果形式等方面言，詠史樂府是樂府詩史上唯一可與宮詞類樂府、竹枝類樂府媲美的三大類樂府詩之一，但其卻並不能稱之為新題樂府的一類，而此，也是拙著《唐後樂府詩史》自始至終都只稱其為「詠史樂府」而不稱「詠史類樂府」的關鍵性原因。之所以如此，是因為元、明、清三朝的詠史樂府，既有舊題，也有新題，如楊維楨著名的《鐵崖詠史》，即屬於交織著這兩類樂府題的代表作。《鐵崖詠史》凡八卷，是一部典型的詠史樂府集，其中既有如《梁父吟》、《長門怨》、《君馬黃》、《將進酒》這樣的舊題樂府，又有如《單父侯》、《蘆中人》、《大良造》、《天下士》這樣的新題樂府，因之，歸其於舊題樂府而不可能，歸其於新題樂府亦同樣不可能。正因此，拙著《唐後樂府詩史》即以「詠史樂府」目之。雖然，詠史樂府在其發展的過程中，新題乃明顯地多於舊題，但其卻仍然不能歸類於新題樂府，否則，存在於其中的那些舊題就很難言說清楚了。

二、新題與舊題之互為關聯

文學史著作或者高校教材，一般認為，唐代「新樂府運動」的發生與發展，乃存在著一種較為清晰的脈絡，即由元結而杜甫，再由杜甫而元稹、白居易，也就是說，元結的《系樂府》12首，為具有「病時」、「傷民」特點的新樂府之始。所謂「新樂府運動」之「新樂府」，所指其實就是上之所言的即事類樂府，而為郭茂倩《樂府詩集》所收錄的王維《老將行》，即正是這類新題樂府的代表作。所以，若溯新題樂府之源，王維《老將行》理應是在元結《系樂府》12首之前的。如果從樂府雜題的角度審視，則由隋入唐的謝偃《新曲》，就理所當然地成為了唐代新題樂府的第一詩，原因是《樂府詩集》將其編在十一卷「新樂府辭」之首。這樣看來，可知無論是就新題樂府以論，抑或是以樂府雜題而言，元結的《系樂府》12首都是不能稱為新樂府（即事類樂府）之始的。換言之，郭茂倩《樂府詩集》所收錄之「新樂府辭」表明，唐代「新樂府運動」並非肇始於元結的《系樂府》12首。

唐代的新題樂府創作，雖然曾演變為一場文學「運動」，併產生了很大的影響，但當時參與的詩人卻並不多，而此，也是一些 「新樂府詩派」研究者，只是圍繞著元稹、白居易、張籍、李紳、王建、劉猛、李餘等人討生活的原因所在。所以，發生於中唐的這場「新樂府運動」，是並沒有對當時的舊題樂府形成衝擊之勢的，對此，郭茂倩《樂府詩集》所收約4500首舊題樂府唐人約佔其半的實況[3]，又可為之佐證。然而需要指出的是，白居易、元稹、張籍、王建等人，雖然都是「新樂府詩派」的重要人物，但其卻都曾創作過數量不等的舊題樂府。以白居易為例，其集中即有《悲歌行》、《王昭君》、《反白頭吟》、《生別離》、《長安道》、《長相思》、《昭君怨》、《浩歌行》、《怨詩》、《短歌行》等舊題樂府，而《樂府詩集》所收元稹的舊題樂府，則有《出門行》、《冬白紵歌》、《估客樂》、《決絕詞》、《芳樹》、《俠客行》、《將進酒》、《董逃行》、《當來日大難》等。既為「新樂府運動」的重要詩人、且新樂府又曾為宋人大加稱道的張籍，亦創作了《少年行》、《出塞》、《白紵歌》、《朱鷺》、《江南曲》、《別鶴》、《車遙遙》、《宛轉行》等舊題樂府。這一實況的存在，所表明的是新題樂府雖然興盛於唐代，但唐代卻是一個舊題樂府多於新題樂府的文學時代。而自趙宋一代始，這種情況即大有改觀，因為這一時期詩人們對新題樂府的創作，於自覺與不自覺之中，使之成為了一種時尚、一種潮流。雖然如此，但宋代的新題樂府，卻並非是專指唐代「新樂府運動」的「新樂府」，也即那些「病時」、「傷民」與「憂黎元」之作，而是包含著上所述介之即事類樂府、歌行類樂府、宮詞類樂府、竹枝類樂府於其內。而此，即是宋代新樂府與唐代「新樂府運動」之「新樂府」的最大不同點。

宋代的新題樂府，由北宋而南宋，發展的勢頭雖然不如中唐元稹、白居易時期那樣迅猛，但形勢卻十分喜人。與唐代詩人有所不同的是，宋代詩人凡創作新題樂府者，集中一般都有數量不等的舊題樂府，即其大都是新題與舊題兼為，並使二者在各自發展的路途中相向而行，如梅堯臣、周紫芝、陸遊等詩人之所為，即皆屬如此。《四庫全書》本《宛陵集》六十卷中，所收舊題樂府有《猛虎行》、《妾薄命》、《苦熱行》、《行路難》、《長歌行》、《哀王孫》[4]等，而新題樂府則有《田家語》、《醉翁吟》、《朝天行》、《春鶻謠、《鄴中行》、《花娘歌》、《一日曲》等，且二者數量基本相當。再如范成大《范石湖集》，其中既有組詩《臘月村頭樂府》（10首）等新題樂府，更有以舊題樂府《行路難》為壓卷之作者，這種情況在宋人別集中是很少見到的。而周紫芝《太倉稊米集》則又是一種情況。《太倉稊米集》共收樂府詩兩卷（卷一、卷二），詩凡120首，其中舊題樂府28首，新題樂府92首，且以即事類樂府與歌行類樂府為主。《太倉稊米集》中新題樂府幾倍於舊題樂府的實況，只有陸遊等少許詩人可與之媲美。不獨如此，周紫芝還編有《古今詩家樂府》三十卷（已佚亡），首次收錄了宋代詩人的樂府詩，並對王觀、張耒的新樂府大力稱道，周紫芝之於新題樂府的創作與批評，僅此即可窺其一斑。而楊萬里、陸遊、汪元量、方回等詩人，亦是這方面的一些代表人物。以陸遊為例，中國書店版《陸遊全集》中的八十五卷《劍南詩稿》，共收錄樂府詩271首，其中舊題樂府53首，新題樂府218首，後者幾倍於前者的實況，表明作為愛國詩人的陸遊，對於樂府詩的創作，是既愛舊題樂府，更愛新題樂府的。而53首舊題樂府，亦皆屬以舊題寫今事、時事、新事者。

遼、金詩人的樂府詩，主要見於蔣祖怡等《全遼詩話》、陳衍《遼詩紀事》、元好問《中州集》與《元好問集》。這兩個朝代的樂府詩，有著一個共同的特點，即都是新題樂府多於舊題樂府，如遼代現存樂府詩24首，其中只有邢具瞻《出塞》一首為舊題，其餘則全為新題，且以歌行類樂府為主。金代最具代表性的樂府詩人，有劉迎、蕭貢、雷琯、王郁、李獻甫、元好問6人，其中，雷琯的舊題樂府有《商歌》10首（金代詩人唯一無新題樂府者），王郁是舊題樂府（6首）多於新題樂府（四首），劉迎等四人則皆屬新題樂府多於舊題樂府。元好問現所存樂府詩共61首，除《步虛詞》3首、《長安少年行》、《戚夫人》為舊題樂府外，其餘56首全為新題樂府，且多屬「病時」、「憂黎元」之作，如《南冠行》、《宛丘嘆》、《驅豬行》、《續小娘歌》10首等詩，因具有強烈的社會現實性與即時性，而多為時人與後人所稱道。相對於新題樂府而言，元好問的舊題樂府不僅數量少，而且在思想性、藝術性等方面，也較舊題樂府要遜色許多。遼、金兩朝的舊題樂府之所以明顯地不如新題樂府，度其原因，應與詩人們長期受北方游牧文化的影響大相關聯。

與宋、遼、金三代相比，元代的新題樂府則又特點別具，這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其一是以歌行類樂府、竹枝類樂府為主；其二即本為新題的大批樂府詩，卻被詩人們稱之為「古樂府」。元代的歌行類樂府，主要以「××歌」、「××行」（正格）為主，「××曲」、「××吟」等（變格）次之，且在題材內容方面，幾乎無所不包含，即如一些「即事名篇」者，也毫不例外。正因此，為元稹、白居易等人所稱道的「病時」、「傷民」之作，在元代幾乎全為歌行類樂府所替代，且多以「××歌」、「××行」兩種形式而為。若追根溯源，范成大《范石湖集》中的《催租行》、《後催租行》、《繅絲行》，周紫芝《太倉稊米集》中的《秣陵行》、《魔軍行》等詩，即已肇其始。元代詩人正是在此基礎上，於不斷地藝術實踐中，逐漸以歌行類樂府替代了即事類樂府，而此，也是元代即事類樂府甚少、歌行類樂府多與「憂黎元」相關聯的原因所在。

元代詩人將本為新題樂府的樂府詩稱之為「古樂府」者，楊維楨則是一位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楊維楨現存古樂府1227首，以《鐵崖古樂府》所收之作最為著名，其所謂「古樂府」者，主要包含著兩種情況：一為舊題，如《履霜操》、《別鶴操》、《雉朝飛》、《公無渡河》等；一屬新題，如《鴻門會》、《吳溝行》、《平原君》、《春申君》、《鹽商行》等。新題與舊題的互為交融，使得一部《鐵崖古樂府》成為了時人爭相仿效的高標，而「鐵崖樂府派」也即因此而產生。《鐵崖古樂府》中的一些專寫今事、時事、新事的新題「古樂府」，因具有鮮明的時代特色，而成為了一種前所未有的「新古樂府」。這雖然是一種「楊維楨式」的「古樂府」，實則源自於元稹對劉猛、李餘「樂府古題」之作的唱和，因為元稹在這組「唱和樂府詩」中，「古題」與新題均有，且大都以寫今事、時事、新事為主。所以，楊維楨《鐵崖古樂府》的問世，既是舊題樂府在元代中、後期演變的一種標誌，又是新題樂府變革於這一時期的最充分反映，而或彼或此，所表明的是二者在發展過程中的一種相互滲透與交融。

3、兩類新樂府的異軍突起

這裡所說的「兩類新樂府」，主要指的是竹枝類樂府與宮詞類樂府，這兩類新題樂府雖然皆源起於有唐一代，但其之繁榮昌盛、蔚為大觀者，實則皆在唐代之後。據統計，竹枝詞在唐代僅有7人30首，宋代為17人129首，元代則為152人483首，三者共計176人642首。元代的竹枝類樂府的創作，以楊維楨的「西湖竹枝詞酬唱」最具代表性，當時參與酬唱的詩人，乃有「數百人」之多，楊維楨後來則將其編為一集，並直接取名為《西湖竹枝詞》，凡收詩184首。而值得注意的是，楊維楨除《西湖竹枝詞》9首外，另有《吳下竹枝詞》7首、《海鄉竹枝詞》4首，凡整20首，皆編入其《鐵崖古樂府》。本屬新題樂府的20首竹枝詞，全被編入了《鐵崖古樂府》，這便是楊維楨「新古樂府」的真面目。以楊維楨為代表的「西湖竹枝酬唱」，在當時不僅盛況空前，而且直接影響著明初詩人們對竹枝類樂府的創作。明代參與竹枝詞創作的詩人，現已知者有307人，竹枝詞則為1858首[15]，這一數量，幾乎是唐、宋、元三朝總數（642首）的兩倍，明代竹枝類樂府之創作概貌，藉此可見一斑。

而清代詩人之於竹枝類樂府的創作，則較明代詩人更甚。據統計，清代已知的各類竹枝詞（含柳枝詞、楊柳枝等），乃有22000首，其數量之多，幾為唐（30首）、宋（129首）、元（483首）、明（1858首）總數的（2500）近10倍。此則表明，有清一代的竹枝類樂府，成為了樂府詩史上一座永遠無可替代的文學顛峰，而唐、宋、元、明、清五朝25000首竹枝詞的總數[6]，則又充分反映了竹枝類樂府在樂府詩史上所佔地位的重要性。凡此，均是新題樂府在唐以後繁榮昌盛的標誌。25000首竹枝類樂府，要而言之，主要呈現出了如下一些值得注意的特點，且均屬絕無僅有者。具體為：

其一、參與創作的詩人眾多，作者數量無可相比。在由「前樂府」而清末樂府的三千年歷史長河中，其間究竟有多少樂府詩，這是一個誰也無法回答的問題，原因是迄今為此，並沒有一部這樣的樂府詩總集問世。若以郭茂倩《樂府詩集》所收詩5290首為基點推之，則由唐而清的25000首竹枝詞，乃為歷代舊題樂府與新題樂府均無法相比者，而居新題樂府第二的宮詞類樂府，其已知的數量也只有8000首左右，所以，竹枝類樂府這一已知數量，為各類樂府詩之最多者，也就自不待言。而作品數量的眾多，自然也就意味參與創作的詩人之眾多。

其二，題材豐富，內容廣泛。這一特點又具體表現在四個方面：（1）地域廣闊的全國性竹枝詞。僅就竹枝詞詩題所涉之地名言，其由東到西，由南到北，乃應有盡有，如沈周《太湖竹枝歌》、唐之淳《揚州竹枝詞》、沐璘《滇池竹枝詞》、李東陽《長沙竹枝歌》、田汝成《廣州竹枝詞》、曹學佺《夔府竹枝詞》、錢秉鐙《南海竹枝詞》等。（2）數以千計的海外竹枝詞。這是竹枝類樂府有別於其類別樂府詩最鮮明的一個特點，如上舉黃遵憲《日本雜事詩》，以及潘飛聲《柏林竹枝詞》、板葰《朝鮮竹枝詞》、王芝《緬甸竹枝詞》、局中門外漢《倫敦竹枝詞》等，即皆屬此類。（3）描寫少數民族風情的竹枝詞。如錢琦《台灣竹枝詞》對台灣高山族等民俗的描寫，畢沅《紅苗竹枝詞》對不為世人所知的紅苗族風情的勾勒，李我《鄂倫春竹枝詞》對鄂倫春人日常生活的寫照，林則徐《回疆竹枝詞》對新疆維族文化的介紹等，均為這方面之佳構。（4）以大型連章體組詩為主。這一特點以明、清兩朝的竹枝詞為主，如徐之瑞《西湖竹枝詞》》100首、郝璧《廣陵竹枝詞》100首、潘乃光《海外竹枝詞》100首、黃遵憲《日本雜事詩》201首等。

其三，開創了「詩注合一」的新形式。這一特點以清代的竹枝類樂府尤為明顯。清代竹枝詞，無論是對少數民族風情的描寫，抑或于海外諸國歷史文化的介紹，作者們一般都附有數十字甚或近千字的注釋，以便於讀者對詩中之所述所寫的認識與把握，且引證富贍，如黃遵憲《日本雜事詩》即為這方面之代表作。《日本雜事詩》由上、下兩卷組成，上卷81首，下卷120首，作者於每卷中的每一首詩，均進行了極詳細之注釋（特別是對中國傳統文化相關者），合則可視為一部「日本文化簡史」，或者「中日文化交流史」。

新題樂府中的另一「異軍」， 是指源起於唐代、興盛於宋代的宮詞類樂府。宋代的宮詞類樂府，主要以描寫、記錄宮中生活為能事，如宋徽宗的《宮詞》300首，即為具有代表性的一例。宮詞類樂府在發展的過程中，與其它類型的樂府詩一樣，也產生了諸多變化，其中最主要者，是為詩人們目之為一種新形式的「詠史」樂府，因而也就出現了《全史宮詞》這樣的詩題。《全史宮詞》之「全史」，誠如孫樗《餘墨偶談》之所言，是「上自軒轅，下到勝國，凡有繫於宮壺者，悉采輯之，洵為宮詞之大備。」《全史宮詞》凡二十卷，刊行於清德宗光緒十八年（1892年），作者史夢蘭。其初編「共得宮詞千五百餘」，後又作補遺479首，二者合計凡整2000首，而成為了樂府詩史上唯一的一組特大型宮詞之作。

在由唐而清的新樂府發展史上，自中唐王建《宮詞》100首始，大型連章體宮詞即先後問世，如宋代除宋徽宗《宮詞》300首外，另有花蕊夫人、宋白、王珪、張仲庠、周彥質、王仲修等人，都先後創作了《宮詞》100首，並被後人編成《十家宮詞》而傳世[7]。明、清時期的宮詞，亦以大型連章體為主，如寧獻王朱權《宮詞》107首、周定王朱橚《元宮詞》100首、蜀成王朱讓栩《擬古宮詞》100首（以上明代），楊鼎昌《漢魏宮詞》500餘首、吳養原《東周宮詞》300首、張鑒《古宮詞》300首、沈欽韓《金元宮詞》200首、夏仁虎《清宮詞》200首、王譽昌《崇禎宮詞》186首、陸長春《遼金元宮詞》180首、高樹《金鑾鎖記》137首、吳閬《十國宮詞》120首、魏程博《清宮詞》101首、劉芑川《開天宮詞》100首、吳省蘭《五代宮詞》100首（以上清代）等。這些大型連章體宮詞類樂府的先後推出，與竹枝類樂府遙相呼應，構成了新樂府史上最為絢麗的兩道風景線。

由於竹枝類樂府與宮詞類樂府皆為四句一首的「七言絕句式」，故其均可配樂傳唱。對於宮詞類樂府可配樂傳唱者，宋白《宮詞並序》之「援筆一唱」，已曾明言之；而竹枝類樂府之可配樂傳唱者，本武孟《竹枝歌》其一之「阿郞貪唱竹枝歌」，王士祿《西湖竹枝詞》其二十之「明月滿船歌竹枝」等，亦已曾明言之。而此，即成為了這兩類新題樂府在其史的王國里繁榮昌盛的一個重要原因。

4、消歇殆盡的即事類樂府

如上所言，新題樂府中的即事類樂府，即文學史家們所稱道的「新樂府運動」之「新樂府」，其最大的特點就是「即事名篇」，並因「病時」、「傷民」而可「裨補時闕」，所以，這類新題樂府在中、晚唐時期多為詩人們所雅好。入宋，這類新題樂府不僅深受詩人們所喜愛，而且還推出了一系列優秀之作，如梅堯臣《田家語》、范成大《臘月村頭樂府》12首、周紫芝《魔軍行》、楊萬里《圩丁詞》10解、元好問《驅豬行》等，即皆此類樂府詩中的佼佼者。而楊維楨《鹽商行》、《鹽車重》二詩，雖以「鹽」為詠寫對象，但於朝廷有關「檢制」與「立法」方面所存在的問題，以及地方職守的醜惡行徑等，均進行了深刻批判與揭露。如《鹽車行》寫一位「本是賤家子」出身的商人，因私販官鹽而成為了當地的暴發戶，以至於「人生不願萬戶侯，但願鹽利淮西頭。人生不願萬金宅，但願鹽商千料舶」。面對著當時人們的這種扭曲的社會觀念，在當時作為令的楊維楨，不由得深為嘆惜：「如何後世深立法，史與鹽商成富媼。」《鹽車重》一詩，則主要是對地方官吏通過「官鉈私稱」等卑劣手段，對鹽民們層層盤剝之醜惡行徑的揭露。在這兩首「鹽」詩中，由於作者所批判的矛頭均直指官方，因而具有很強的社會現實性與鮮明的時代特色。

類似於楊維楨兩首「鹽」詩的例子，在唐以後的即事類樂府中，還有很多很多。但值得注意的是，這些即事類樂府的外在形式卻顯示出了一個共同點，即其詩題幾乎皆為「××歌」、「××行」結構，或者為「××嘆」、「××篇」、「××曲」等結構，如蘇軾《秧馬歌》、王安石《食黍行》、周紫芝《秋霖嘆》、陸遊《征婦怨》、方回《種稗嘆》、元好問《驅豬行》、馬常祖《室婦嘆》等，即皆屬如此。然而著眼於新題樂府的類別言，蘇軾《秧馬歌》、王安石《食黍行》、周紫芝《秋霖嘆》等，乃皆屬於歌行類樂府。這一實況所表明的是，在新題樂府的發展過程中，具有「病時」、「傷民」等特點的即事類樂府，已逐漸為歌行類樂府所替代。換言之，歌行類樂府在其發展的歷史長河裡，不僅於其形式產生了漸變，即如上所言之正格與變格，而且還擴大了其題材的表現領域，增強了作品「病時」、「傷民」的思想性，並使之在即時性方面得以更進一步升華。這其實是創作歌行類樂府的詩人們，在不斷藝術實踐中所獲得的一份碩果。正因此，即時類樂府在明、清兩朝即很少出現，或者說，凡與「病時」、「傷民」等社會性題材相關之樂府詩，幾乎皆屬於歌行類樂府。這便是明、清兩朝即事類樂府的一種實況。

作為新題樂府的類別之一，即時類樂府因元稹、白居易所特定的「新樂府」而始[20]，且在當時因響應者眾而影響巨大。但其在由唐而元的行進途中，卻因歌行類樂府之使然，而呈現出了一種衰落、消歇的狀態，以致最終為歌行類樂府所替代。而此，也是元末及明、清兩朝很少有即事類樂府的原因所在。而正是因此之故，才致使詠史樂府、宮詞類樂府、竹枝類樂府成為了這一時期新題樂府的三大主流。

注釋：

[1]李白現所存見之樂府詩，除去偽作，共有238首，其中，舊題樂府為134首，新題樂府為104首，具體參見拙著《中國樂府詩批評史》第五章第二節，武漢大學2017年版，第169—183頁。

[2]胡震亨《唐音癸簽》卷一《體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2頁。

[3]據筆者手工統計可知，《樂府詩集》共收詩約5300首，其中「新樂府辭」425首，「近代曲辭」337首，二者合計為762首，其餘即舊題樂府，約4500首，其中屬唐人之作者，占其半左右，此一數據雖不夠準確，但可供參考，特此說明。

[4]《哀王孫》為杜甫詩，郭茂倩《樂府詩集》卷九十二歸類於「新樂府辭」，梅堯臣仍以之為題創作者，表明此詩乃為一首擬樂府。而自宋人始，多有擬唐人之樂府新題者，如楊維楨《鐵崖古樂府》之《李夫人》（白居易）、《麗人行》（杜甫）、《花游曲（李賀）等，即皆為其例。

[5]此處所言唐、宋、元、明四朝之竹枝詞數量，具體參見拙著《唐後樂府詩史》第六章第三節，黃山書社2010年版，第299—300頁。

[6]《十家宮詞》之「十家」，分別為宋徽宗、宋白、王建、花蕊夫人、王珪、胡偉、和凝、張公癢、王仲修、周彥質，其中，王建為唐人，和凝為五代人，余則全為宋人，胡傳《宮詞》一卷為集句。此書編者不詳，有《叢書集成初編》本等。

（原載《中國文化論壇》2019年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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