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穆《談詩》:讀詩,要讀筆墨後的胸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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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穆(1895年7月30日—1990年8月30日 ),字賓四,筆名公沙、梁隱、與忘、孤雲,晚號素書老人、七房橋人,齋號素書堂、素書樓 。江蘇無錫人,吳越太祖武肅王錢鏐之後 。中國現代著名歷史學家、思想家、教育家,中央研究院院士,故宮博物院特聘研究員。中國學術界尊之為「一代宗師」,更有學者謂其為中國最後一位士大夫、國學宗師,與呂思勉、陳垣、陳寅恪並稱為「史學四大家」。
讀詩,要讀筆墨後的胸襟
由於上面所說,我認為若講中國文化,講思想與哲學,有些處不如講文學更好些。在中國文學中也已包括了儒道佛諸派思想,而且連作家的全人格都在裡邊了。某一作家,或崇儒,或尚道,或信佛,他把他的學問和性情,真實融人人生,然後在他作品裡,把他全部人生瑣細詳盡地寫出來。這樣便使我們讀一個作家的全集,等於讀一部傳記或小說,或是一部活的電影或戲劇。他的一生,一幕幕地表現在詩里。我們能這樣地讀他們的詩,才是最有趣味的。
文學和理學不同。理學家講的是人生哲理,但他們的真實人生,不能像文學家般顯示得真切。理學家教人,好像是父親兄長站在你旁對你講。論其效果,有時還不如一個要好朋友,可以同你一路玩耍的,反而對你影響大。因此父兄教子弟,最好能介紹他交一個年齡差不多的好朋友。文學對我們最親切,正是我們每一人生中的好朋友。正因文學背後,一定有一個人。這個人可能是一佛家,或道家,或儒家。清儒章實齋《文史通義》里說,古人有子部,後來轉變為集部,這一說甚有見地。新文化運動以下,大家愛讀先秦諸子,卻忽略了此下的集部,這是一大偏差。
我們上邊談到林黛玉所講的,還有一陶淵明。陶詩境界高。他生活簡單,是個田園詩人。唐以後也有過不少的田園詩人,可是沒有一個能出乎其右的。陶詩像是極平淡,其實他的性情也可說是很剛烈的。他能以一種很剛烈的性情,而過這樣一種極恬淡的生活,把這兩者配合起來,才見他人格的高處。西方人分心為智、情、意三項,西方哲學重在智,中國文學重在情與意。情當境而發,意則內涵成體。「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此中有真意,欲辯已忘言。」須明得此真意,始能讀陶詩。
陶、杜、李、王四人,林黛玉叫我們最好每人選他們一百兩百首詩來讀,這是很好的意見。但我主張讀全集。又要深入分年讀。一定要照清朝幾個大家下過工夫所注釋的來讀。
陶、李、杜、韓、蘇諸家,都由清人下過大工夫,每一首詩都注其出處年代。讀詩正該一家一家讀,又該照著編年先後通體讀。湘鄉曾文正在中國詩人中只選了十八家。而在這十八家裡邊,還有幾個人不曾完全選。即如陸放翁詩,他刪選得很好。若讀詩只照著如《唐詩別裁》之類去讀,又愛看人家批語,這字好,這句好,這樣最多領略了些作詩的技巧,但永遠讀不到詩的最高境界去。曾文正的《十八家詩鈔》,正因他一家一家整集鈔下,不加挑選,能這樣去讀詩,趣味才大,意境才高。
這是學詩一大訣竅。一首詩作很好,也不便是一詩人。一詩中某句作得好,某字下得好,這些都不夠。當然我們講詩也要句斟字酌,該是僧推月下門呢,還是僧敲月下門?這一字費斟酌。又如王荊公詩春風又綠江南岸。這一綠字是詩眼。一首詩中,一個字活了,就全詩都活。用吹字到字渡字都不好,須用綠字才透露出詩中生命氣息來,全詩便活了,故此一綠字乃成得為詩眼。正如六朝人文,「暮春三月,江南草長。」綠字長字,皆見中國文人用字精妙處。
從前人作詩都是一字一字斟酌過。但我們更應知道,我們一定要先有了句中其餘六個字,這一個字才用得到斟酌。而且我們又一定先要有了這一首詩的大體,才得有這一句。這首詩是先定了,你才想到這一句。這一句先定了,你才想到這一字該怎樣下。並不能一字一字積成句,一句一句積成詩。實是先有了詩才有句,先有了句才有字。應該是這首詩先有了,而且是一首非寫不可的詩,那麼這首詩才是你心中之所欲言。有了所欲言的,然後才有所謂言之工不工。主要分別是要講出你的作意,你的內心情感,如何講來才講得對,講得好。倘使連這個作意和心情都沒有,又有什麼工不工可辨?什麼對不對可論。
譬如駕汽車出門,必然心裡先定要到什麼地方去,然後才知道我開向的這條道路走對或走錯了。倘使沒有目的,只亂開,那麼到處都好,都不好,那真可謂無所用心了。所以作詩,先要有作意。作意決定,這首詩就已有了十之六七了。作意則從心上來,所以最主要的還是先要決定你自己這個人,你的整個人格,你的內心修養,你的意志境界。有了人,然後才能有所謂詩。因此我們講詩,則定要講到此詩中之情趣與意境。
先要有了情趣意境才有詩。好比作畫盡臨人家的,臨不出好畫來。盡看山水,也看不出其中有畫。最高的還是在你個人的內心境界。例如倪雲林,是一位了不得的畫家。他一生達到他畫的最高境界時,是在他離家以後。他是個大富人,古董古玩,家裡弄得很講究。後來看天下要亂了,那是元末的時候,他決心離開家,去在太湖邊住。這樣過了二十多年。他這麼一個大富人,頓然家都不要,這時他的畫才真好了。他所畫,似乎誰都可以學。幾棵樹,一帶遠山,一彎水,一個牛亭,就是這幾筆,可是別人總是學不到。沒有他胸襟,怎能有他筆墨!這筆墨須是從胸襟中來。
我們學做文章,讀一家作品,也該從他筆墨去了解他胸襟。我們不必要想自己成個文學家,只要能在文學裡接觸到一個較高的人生,接觸到一個合乎我自己的更高的人生。
比方說,我感到苦痛,可是有比我更苦痛的。我遇到困難,可是有比我更困難的。我是這樣一個性格,在詩里也總找得到合乎我喜好的而境界更高的性格。我哭,詩中已先代我哭了。我笑,詩中已先代我笑了。讀詩是我們人生中一種無窮的安慰。有些境,根本非我所能有,但詩中有,讀到他的詩,我心就如跑進另一境界去。
如我們在紐約,一樣可以讀陶淵明的詩。我們住五層、六層的高樓,不到下邊馬路去,晚上拿一本陶詩,吟著他「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的詩句,下邊馬路上車水馬龍,我可不用管。我們今天置身海外,沒有像杜工部在天寶時兵荒馬亂中的生活,我們讀杜詩,也可獲得無上經驗。我們不曾見的人,可以在詩中見。沒有處過的境,可以在詩中想像到。西方人的小說,也可能給我們一個沒有到過的境,沒有碰見過的人。而中國文學之偉大,則是那境那人卻全是個真的。如讀《水滸》,固然覺得有趣,也像讀《史記》般,但《史記》是真的,《水滸》是假的。讀西方人小說,固然有趣,裡邊描寫一個人,描寫得生動靈活。而讀杜工部詩,他自己就是一個真的人,沒有一句假話在裡面。這裡卻另生一問題,很值我們的注意。
中國大詩家寫詩多半從年輕時就寫起,一路寫到老,像杜工部、韓昌黎、蘇東坡都這樣。我曾說過,必得有此人,乃能有此詩。循此說下,必得是一完人,乃能有一完集。而從來的大詩人,卻似乎一開始,便有此境界格局了。此即證中國古人天賦人性之說。故文學藝術皆出天才。蘇黃以詩齊名,而山谷之文無稱焉。曾鞏以文名,詩亦無傳。中國文學一本之性情。曹氏父子之在建安,多創造。李杜在開元,則多承襲。但雖有承襲,亦出創造。然其創造,實亦承襲於天性。近人提倡新文學,豈亦天如人願,人人得有其一分之天賦乎。西方文學主要在通俗,得群眾之好。中國文學貴自抒己情,以待知者知,此亦其一異。
故中國人學文學,實即是學做人一條徑直的大道。諸位會覺得,要立意做一人,便得要修養。即如要做到杜工部這樣每飯不忘君親,念念在忠君愛國上,實在不容易。其實下棋,便該自己下。唱戲,便該自己唱。學講話,便該自己開口講。要做一個人,就得自己實地去做。其實這道理還是很簡單,主要在我們能真實跑到那地方去。要真立志,真實踐履,親身去到那地方。中國古人曾說「詩言志」,此是說詩是講我們心裡東西的,若心裡齷齪,怎能作出乾淨的詩,心裡卑鄙,怎能作出光明的詩。所以學詩便會使人走上人生另一境界去。正因文學是人生最親切的東西,而中國文學又是最真實的人生寫照,所以學詩就成為學做人的一條徑直大道了。
文化定要從全部人生來講。所以我說中國要有新文化,一定要有新文學。文學開新,是文化開新的第一步。一個光明的時代來臨,必先從文學起。一個衰敗的時代來臨,也必從文學起。但我們只該喜歡文學就夠了,不必定要自己去做一文學家。不要空想必做一詩人,詩應是到了非寫不可時才該寫。若內心不覺有這要求,能讀人家詩就很夠。我們不必每人自己要做一個文學家,可是不能不懂文學,不通文學,那總是一大缺憾。這一缺憾,似乎比不懂歷史,不懂哲學還更大。
(本文選自錢穆《中國文學論叢》里的「談詩」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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