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建勛：屈原是虛構的？先推翻司馬遷的《史記·屈原賈生列傳》！

屈原的鄉國之情與人格魅力

郭建勛

一、歷史上究竟有沒有屈原其人？

兩千多年來，無論是詩人屈原，還是作為一個人格類型的屈原，得到了歷代人們的崇敬，甚至進入我國的民俗，形成一年一度的端午龍舟競渡，其地位崇高不言而喻。1953年，世界和平組織將屈原選為世界四大文化名人，更加提高了他的地位，屈原已經成為湖湘文化乃至我們民族傳統文化不可替代的傑出代表。

那麼，歷史上到底有沒有屈原這個人呢？這個問題或許會令人感到驚訝：這還是一個問題嗎？然而這確實是一個問題，而且圍繞這個問題，在學術界爭論了半個多世紀。

早在「五四」以前，四川學者廖季平就開始懷疑《史記·屈原列傳》中關於屈原的記載，認為屈原「25篇」，都是秦博士所作的《仙真人詩》，後來因為漢朝人厭惡暴秦，而將其歸在所謂「屈原」的名下。廖季平是清末著名學者王闓運的學生，王闓運做學問喜歡走險徑，發怪論，廖季平是繼承了他老師的治學風格。

1922年，胡適發表《讀楚辭》一文，認為屈原「是一種『箭垛式』的人物，這就像古希臘名著《荷馬史詩》，本來是民間流傳已久的神話故事和英雄傳說，屬於早期口頭的集體創作，後人卻將這些作品的著作權歸於虛構的盲詩人「荷馬」一樣。遠古流傳的那些作品是箭，而荷馬就是箭垛。也就是說，他認為屈原與荷馬一樣，都是虛構的、「箭垛式」的人物，決不是一個真實的歷史人物。1938年，何天行《楚辭新考》則以一部專著的形式，更詳細、更系統、更全面地否認《史記·屈原列傳》，並進而否定屈原的存在，可以說是否定屈原其人的集大成之作。

這一公案在1949年以後又引起了兩次更大的爭訟。首先是1951年，朱東潤在《光明日報》發表「楚辭探故」系列論文，認為《離騷》是淮南王劉安所作，傳統的屈原25篇及《招魂》等，都不是屈原的作品，並懷疑屈原是否真有其人。緊接著，有郭沫若、宋雲彬、沈知方，以及前蘇聯著名學者費德林等人撰文與之爭論。

第二次則是從日本引起的。早在1965年，岡村繁博士說《離騷》等作品，是多人的集體創作。此後，鈴木修次等人也認為《離騷》、《九歌》、《九章》等作品不是屈原所作，屈原本人也只是一個傳說。1981年，日本青年學者三澤鈴爾發表《屈原問題考辯》一文說：「屈原，完全應該視之為傳說性的人物。」顯然，日本學者的懷疑，只不過是胡適、何天行等人觀點的老調重彈。

那麼為什麼會有那麼多的人懷疑屈原的真實性呢？關鍵在於：在目前可見到的先秦所有文獻中，確實沒有關於屈原的任何記載。人們通常認為，屈原「三閭大夫」的政治地位，「入則與王圖議大事，以出號令；出則接遇賓客，應對諸侯」的政治影響，創作千古傑作《離騷》的文學影響，還有自沉身死的悲劇命運，以這樣的身份，竟然在史籍中完全沒有留下一點痕迹，這確實是不正常的。我認為，之所以如此的原因，可能主要有兩個：其一是因為屈原在他的作品《離騷》、《九章》中，多次對楚王的行為進行直接而嚴厲的批評，這種「暴顯君過」（班固語）的行為，不容於楚國當時的統治者，所以楚國的典籍故意不記載；其二是有關文獻遭秦火散佚了，故而不傳。大家想一想，戰國以來，天下「橫成則秦帝，縱合則楚王」，秦、楚兩國在政治上的矛盾激烈而不可化解。而屈原是堅決主張抗秦的人物，又是敵國文化的代表，那麼秦始皇作為文化滅絕主義的堅定推行者，將與屈原有關的文獻銷毀，順理成章，並不是一件令人難以理解的事。

不管怎樣，要否定屈原的存在，首先要推翻《史記·屈原賈生列傳》的真實性。我們不妨看看歷史文獻。漢初賈誼《吊屈原賦》中寫道：「仄聞屈原兮，自沉汨羅。」司馬遷《報任安書》中說：「屈原放逐，乃賦《離騷》。」桓寬《鹽鐵論》卷二說：「上官大夫短屈原於頃襄。」劉向《新序·節士》中，也有關於屈原事迹的記載和傳說。這些產生於西漢、時間在司馬遷前後的文獻，完全可以構成一個證據鏈，作為《史記·屈原賈生列傳》的佐證材料，從而說明這篇文獻的真實可靠。在沒有充分可靠的證據來證明屈原其人確實不存在的情況下，人們沒有理由去主觀地懷疑屈原的存在。因此，我們可以理直氣壯地說，屈原是一個真實的歷史人物，是我國古代第一位偉大的詩人。

二、關於屈原的「鄉國之情」與愛國主義精神

在人們的心目中，屈原這個名字總是與愛國主義精神聯繫在一起的。可是到上個世紀八十年代，楚辭學者曹大中卻接連發表多篇文章，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其核心觀點是：第一，「在先秦時代，在當時人們的思想意識中，並不存在中國與外國的對立與區別，因此也就不存在「熱愛祖國」的觀念；第二，先秦文獻中，「雖然很多著作都論述過「忠君」，卻沒有一家論述過愛國」；第三，「在先秦時代，普通平民對某一國所採取的或去、或就、或留的態度，並不是他愛國與否的標誌」。他的這一觀點在當時引發了一場大爭論。

曹教授的說法並非完全沒有道理，這是因為：先秦時期的「中國」，也就是「天下」，就是「四海」，即使武王伐紂、秦滅六國，諸侯之間的戰爭，只是一個國家內部的鬥爭，是在爭奪這個大家所共有的「天下」。因此，從楚國到宋國去，到其他任何一個諸侯國去，無須簽證，可以自由來往。楚國人到晉國去做官，也不會被他人或輿論認為是不愛自己的祖國。屈原所處的戰國時代，「天下一體」的觀念依然沒有太大的改變，「楚材晉用」的現象依然極為普遍，各諸侯國都在使用同樣的文字，都有著大體相同的倫理觀。在這樣的社會背景中，確實缺乏產生「愛國」精神的文化土壤，而且文獻的記載也證明了這一點。

然而同樣不可否認的是，屈原精神中也確實存在著愛國主義的胚胎，那便是特別濃烈而執著的故國鄉土之情。我們知道，周成王時，「封熊繹於楚蠻」（《史記·楚世家》），「篳路藍縷，以啟山林」（《左傳》），經過數百年的苦心經營與努力，到春秋戰國才成為當時最強大的諸侯國之一。楚國作為一個後起的「南蠻」之國，一直受到中原各國的歧視與欺凌，這反而造就了楚人奮發自強、不畏強暴的地域性格，又由於逆反心理的作用，強烈的反抗意識醞釀、轉化為一種極為濃重的故土情感。《左傳》記載，楚國有個叫做鍾儀的樂官被囚於晉，依然著「南冠」、操「南音」，時刻不忘父母之邦。陳鍾凡先生曾說，楚人的愛鄉之念，「固執不化，萬折必東」（《中國韻文通論》），說的就是這個意思。

由於楚國獨特的地理環境和發展歷史，深戀故土已成為楚人的傳統性格，再加上屈原偏執重情的詩人氣質、強烈的責任感和使命感，使他對鄉國的愛戀顯得更為突出。所以他在作品中反覆表達這種感情：「受命不遷」，「深固難徙」（《桔頌》）『「鳥飛反故鄉兮，狐死必首丘」（《哀郢》）。在《離騷》中，抒情主人公，也就是詩人自己，在經歷了反覆多次的猶豫彷徨之後，下定決心離開楚國，去尋找與自己志同道合的人，可是當他從天上看到故鄉，所有的決心便頃刻瓦解：「陟升皇之赫戲兮，忽臨睨乎舊鄉。僕夫悲余馬懷兮，蜷局顧而不行」。正是這種特別突出的「戀鄉」情結，逐漸成就了屈原的愛國精神。只不過它不是屈子自我的主觀產物，而是在漫長的接受過程中，經由後人的擴張和提升，從而發掘出來的一種極為重要的精神資源。

兩漢時期，人們對屈原人格的認知，主要集中在忠直之臣、遷謫之客、狂狷之士這三個層面上。雖也有司馬遷等人提到過屈原「睠顧楚國」的感情，但對於他熱戀故國鄉土的精神層面，始終沒有過多關注。此後經魏晉南北朝隋唐，對屈原的評價，大抵遵循漢人的基本框架，未能有大的變化和發展。

最早將屈原的「忠君」與「愛國」聯繫起來的是洪興祖。洪興祖所處的北宋、南宋之交的時代，民族矛盾空前尖銳，宋王朝岌岌可危；他本人也因冒犯秦檜而遭貶職。國家危亡、個人怨憤交織於心，於是借屈原之事抒己之懷，他在《楚辭補註·離騷後敘》中，將屈原自沉的原因歸結為兩點：一為「同姓無可去之義，有死而已」；一為「去則國而從亡」，不忍離去。前為忠君，後為愛國。他還反覆強調：「屈原之憂，憂國也。」儘管洪興祖尚未明確標明屈原的「愛國」精神，但他對屈原的「戀鄉」情結予以突出和擴張，在屈原接受史上第一次將其提升到戀「國」的高度來認識，從「鄉」到「國」，屈原人格中的愛國層面初具雛形。

南宋時期，鑒於金人南侵的危亡形勢和「增夫三綱五典之重」的政治倫理需要，朱熹的《楚辭集注》在洪興祖的基礎上，對屈原的愛國情操給予了進一步的提煉和強化，大力表彰其「忠君愛國，眷戀不忘之意」、歌頌其「忠君愛國之誠心」。朱熹在對待北方失地的問題上，是一個非常堅定的主戰派。他從現實的政治目的出發，以這種借古諷今的手法，力圖為抗金救亡樹立一面「忠君愛國」的精神旗幟，同時，也是想把它作為投向南宋投降派的批判槍矛。

如果說，洪興祖說的屈原所愛之國，是「宗族之國」，那麼朱熹則將它提升到了「民族之國」的高度。「宗族之國」的內涵是相對單純和狹隘的，而且帶有很濃厚的家族血緣色彩；而「民族之國」的內涵卻豐富得多，它超越了血緣關係與單個家族，涵蓋了極為廣大的人群和區域。毫無疑問，朱熹在洪興祖的基礎上，提升並確定了屈原愛國精神的內涵和指向。同時，朱熹還將屈原的「愛國」與中國最核心的傳統價值觀念「忠君」緊密融合，君國一體，密不可分，構成中國知識分子都必須效忠的神聖對象。就這樣，朱熹的闡發，將屈原的愛國情操與儒家倫理的核心原則、抵抗外侮的民族利益結合起來，使之具備了厚實的學理性和倫理的典範意義。

從前面的敘述可以看出，儘管在屈原所處的戰國時期，並沒有形成獨立而完整的愛國意識，但屈原特別突出的故土觀念，客觀上已經孕育著愛國主義的胚胎，而在此後對屈原人格的解讀與認知過程中，歷史給予了屈原故土觀念以新的意義和新的內涵。從此以後，以愛國精神為主要特徵的屈原人格日益深入人心，並在外患迭起的中國歷史上一次又一次地得到宣傳和張揚，漸次融入中華民族的「文化——心理」結構，極大地影響著人們的精神狀態和行為方式。

總之，我們完全有理由大張旗鼓地宣傳屈原的愛國精神，不過作為宣傳者和教育者，首先應該知道屈原的愛國精神是怎麼形成的，這樣才有說服力，才能產生更好的效果。

三、屈原的人格魅力體現在哪裡？

屈原自沉汨羅，以一種極端的方式結束了他坎坷而憂憤的一生。然而，肉體的毀滅卻正是輝煌精神和偉大人格誕生的標誌，詩人以死的悲劇啟迪著後人去思索生的價值和意義。那麼，作為一個被漫長的歷史所充分肯定而又很少有人可以企及的人格類型，其核心的層面是什麼呢？長期以來，對這個問題有多種多樣的回答，而主要集中在愛國精神、責任感、憂患意識等方面。但我認為，屈原人格最本質的東西不是愛國精神，因為那是一種幾乎所有人都具有的普遍的情感傾向；同時也不應該是責任感和憂患意識，因為這兩者是中國傳統知識分子主流的價值觀念，並沒有什麼特別之處。屈原人格的核心層面，是一種超出世俗與常人的獨立意識。

要說屈子的獨立意識，首先不可避免要談談他的「獨醒」與「獨憂」，因為此二者與他的「獨立」精神實在是密切相關。

《楚辭·漁父》記載，屈原被流放之後，顏色憔悴，形容枯槁，在江潭邊沉吟、徘徊，一位打魚的老人問他何以至此，他說：「舉世皆濁我獨清，眾人皆醉我獨醒，是以見放。」「獨醒」，實際上是一種超出常人的意識和洞察力，一種把握時代脈搏和預測未來的超前意識。可以說，它是屈原實現完美人格的前提，也是他走向自沉悲劇的起點。屈原的才能、識見，已經遠遠地超出了同時代的楚國人。假如置身於相適應的外部環境，也許他的才能可以通過安邦定國的常規方式得到發揮，從而實現他夢寐以求的「美政理想」。但楚國內部的政治環境非常黑暗，楚王昏庸，奸臣當權，外面又面臨著強秦步步緊逼所帶來的壓力。內憂外患擠壓著他，苦悶焦灼糾纏著他，使他承載著比普通人要多得多的憂慮和心理重荷。

事實上，無論在哪個時代，獨醒者永遠是痛苦的、憂傷的，他們註定要與世俗社會產生劇烈的衝突和矛盾。而魯迅先生筆下的阿Q，只要喝了兩口酒，吃了兩顆茴香豆，就唱著「手執鋼鞭將你打」，回到土谷祠倒頭就睡，絕對不會失眠。所以中國有「難得糊塗」的古訓，意思就是不要自尋煩惱。屈原是非常清醒的，同時又是非常認真的，他做不到刻意的「糊塗」，所以他的憂患非常深廣，這裡面既有年華老去、事業難成的嘆息，有對楚國危亡的擔憂，也有對生存價值和人生意義的憂思，這種憂患意識，使屈原的獨立精神具備了更為強烈的悲劇性。

屈原在《橘頌》中寫道：「後皇佳樹，橘來服兮。受命不遷，生南國兮。……蘇世獨立，橫而不流兮。」這裡的「橘」，正是屈原的自我寫照，「蘇世獨立，橫而不流」的精神，正是屈原特出人格的核心內容。在《漁父》中，漁父勸屈原說：「聖人不凝滯於物，而能與世推移。世人皆濁，何不淈（音古）其泥而揚其波？」聰明人不要太拘泥，應該通達，隨機應變，舉世皆濁我亦濁，眾人皆醉我同醉。

在《離騷》中，與「漁父」持有同樣看法的則是「女媭」。女媭，有人說她是屈原的姐姐，有人說她是屈原的侍妾。她連用四個反問句，苦口婆心地勸說屈原，不要那麼執著地堅持個人的操守，勸他混同世俗，隨波逐流。

無論「漁父」還是「女媭」，他們都是善意地希望屈原通達權變，調整自己的處世態度，與世俗社會和諧相處，以求自身的平安。但屈原的回答是，我決不與世俗同流合污，為保持純潔的節操，「寧赴湘流，葬於江魚腹中」。寧願投身汨羅，失去生命，也決不向世俗屈服。這就是屈原的獨立人格！

屈原的獨立人格，主要指他為保持人性的尊嚴，而決不與世俗妥協同流的高峻和超拔。屈原的特立獨行，與世俗環境是根本對立，無法相容相安的。好嫉妒的同僚攻擊他，培養的學生背棄他，就連關心他的親人也不理解他、指責他。因此他將批判的槍矛對準了整個世俗社會。在他看來，除了重華、彭咸等幾位古人可引為同道，比干、伍子胥等人的遭遇值得同情外，一切皆醜惡。這種對整個社會普遍的、絕對的否定與排斥，使屈原的作品充滿了濃重的孤獨感和自豪感。屈原的形象，就是超脫於世俗之上、鶴立雞群的形象，因此有些研究者說他具有一種「拜倫式的高傲」，也就是一種貴族式的高傲。

為保持現狀的穩定，世俗社會對少數超前性個體，往往有一種排斥的內在機制，從而使這些少數的「天才」，很難避免被扼殺的悲劇。為了防止這種悲劇的發生，很善於總結生活經驗的中國古代哲人，給了人們很多的告誡。老莊「柔弱勝剛強」、「介於材與不材之間」，是要求人們以退求進，保全自己；儒家「達則兼善天下，窮則獨善其身」，是說無論顯達，還是困窘，都要適應環境，順其自然。這些策略性原則，都是要求人們主動調整自己，去適應社會環境。屈原卻衝破了儒、道兩家處世哲學的藩籬。他一生所追求的，不是對環境的被動適應與中和，而是對環境的改造與抗爭，是「我」之美善與「眾」之醜惡的對立和鬥爭。後來班固批評屈原「揚才露己」、「狂狷」，揚雄說屈原應該「得時則大行，不得時則龍蛇」，正是從反面對屈原獨立意識的肯定。

我們知道，個人的力量相對社會環境是非常渺小的，與之對抗必然沒有好結果，比如我們都明白說假話不好，但我們還在不斷地說，因為全說真話會招致麻煩甚至帶來禍患，所以我們很難「免俗」。《楚辭·漁父》寫道：「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水清就「濯我纓」，水濁就「濯我足」，隨機應變，遊刃有餘，這就是世俗所讚美的「達人」。屈原卻不是這樣，他明知個人無法與環境相抗衡，但他敢於直面淋漓的鮮血，決不以對惡劣環境的讓步換取任何實際的利益，或生活的轉折。這種個人與環境的劇烈衝突反映在他的詩作中，表現出一種格外能打動人的悲劇崇高美，這在中國古代文學史上是極為罕見，也是極為可貴的。

屈原被楚懷王疏遠之後，其實他有好幾個選擇：其一，他可以調整自己的心態和觀點，與當時的主流（懷王、上官大夫、鄭袖、子蘭等）進行適當的妥協，甚至可以放棄自己的主張和追求，讓他們重新接納自己，從而得到高官厚祿，過優越的生活；其二，他可以隱居山野，忘卻世事，過一種閑雲野鶴的逍遙生活；其三，他可以出國去發展，「楚材晉用」，憑其才能，足可在異國安身立命。可是他不願妥協，不願隱逸，也不忍心離開自己的故國，那麼他只有投江自殺了。他的死是對社會的抗議，是對操守的堅持，在死亡中誕生了偉大而崇高的精神，成就了一個自主自立、至大至剛的不朽靈魂。

我在此鄭重聲明，我絲毫也不鼓勵人們去對抗環境，去效法屈原，更不希望人們去輕生。適應環境是生存的前提，這是毫無疑問的。但我也不希望人們過於順從世俗，隨波逐流。在物慾橫流、英雄主義和理想主義已經嚴重淡化的當下，假如能偶爾想到屈原以及他的獨立精神和正直品格，或許在我們的心靈深處，還能保留一點精神的凈土和古典的情懷吧。

（湖湘大學堂組委會辦公室供稿）

郭建勛，男，湖南漣源人，畢業於北京師範大學，文學博士。原湖南大學文學院院長、教授、博士生導師，享受國務院特殊津貼專家。擔任國家一級學會中國屈原學會副會長、中國辭賦學會副會長、湖南省屈原學會會長、湖南省古代文學學會副會長等學術職務。近三十年來，主要從事中國古代文學方面的教學與科研工作，在楚辭研究、辭賦研究等領域，具有較大的學術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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