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起成為大學者，他更願意做一名知識分子

撰文/西閃

柏林牆倒塌時，正在柏林訪問的赫希曼（Albert Otto Hirschman）接受了一次手術。剛從麻醉中蘇醒，他就跟醫生開起了玩笑：「香蕉為什麼是彎的？」醫生聳聳肩，不知道如何回答。他自己給出了答案：「因為沒人去叢林里干涉它，把它掰直。」

赫希曼，經濟學家與思想家

笑話太冷，沒幾個人能懂，卻讓我聯想起康德的話：「人性這根曲木，決計造不出任何筆直的東西來」。至於香蕉的意蘊，估計赫希曼本人也未曾細想。「香蕉共和國」哥倫比亞是赫希曼為發展經濟學奠定基礎的地方， 也正是因為哥倫比亞，香蕉才成為赫希曼喜歡的一個隱喻。

1952年，時任哥倫比亞政府經濟顧問的赫希曼被一個漫畫家朋友畫到了香蕉樹上。畫面上赫希曼坐在蕉葉上，只穿了一條短褲，光著上身，翹著二郎腿，嚴肅地盯著手上拿著的生產計劃。計劃中畫著一隻大香蕉，還有細密的數字表格。在樹下，他的妻子和兩個女兒正在收摘果實，背景是地球的半個圓弧。赫希曼把這幅漫畫做成了聖誕賀卡，寄贈給世界各地的朋友。賀卡下方有手寫的標題：「香蕉是很好的食物。今天我們吃它，明天我們來計劃。」

這當然是一種精妙的反諷，只有那些熟悉赫希曼風格的朋友才能領略得到。如果說香蕉意味著複雜對簡化的嘲弄，那麼從某種意義上講，赫希曼的人生也是如此。畢其一生，他都在揭示「計劃」的荒誕與失真，都在呼籲人們正視真實世界的複雜性和不確定性，並從中提煉行動者所需的希望，以此來質疑和對抗妨礙進步的那些僵化的觀念——無論它們是保守主義、理性主義、目的論還是別的什麼宏大觀念。他甚至創造了一個術語「可能主義」（possibilism）來形容自己倡導的這種積極的態度，一如克爾凱郭爾所言，「快樂可能會令人失望，但是可能性永遠不會」。

赫希曼之所以新創「可能主義」一詞，也是要跟天真浪漫的進步主義劃清界限。在他看來，一個可能主義者或許在行動上會具有堂吉訶德的某些氣質，但他的思維方式更偏向於哈姆雷特。更進一步講，可能主義者是對赫希曼自身的刻畫，也是對某一類行動者的定義。這樣的人，應該保持對真實世界的高度敏感，有著強烈的務實精神，卻從不把確定性當作思考和行動的先決條件。歷史學家傑里米·阿德爾曼準確地抓住了可能主義者的精神內核，他將赫希曼的傳記題為《入世哲學家——阿爾伯特·赫希曼的奧德賽之旅》，恰當地說明了這一點。

《入世哲學家》，[美]傑里米·阿德爾曼 著，賈擁民 譯，中信出版社 2016年版

赫希曼的奧德賽之旅實在太豐富，太傳奇。要很好地闡述它，阿爾德曼花了78萬字，800多頁。這部傳記還未問世時，我曾像玩拼圖遊戲一般，從各個渠道收集關於赫希曼的信息，也寫了不少文章，旨在向中國讀者介紹這位對我們的生活影響深遠卻被忽視的智識英雄。而這部傳記第一次把赫希曼的「全息影像」投射到當今這個世界。

一

沒有人一生下來就自動擁有「主義」，包括赫希曼。1915年他出生於德國柏林的一個上層中產階級家庭，母親出身富貴，父親是外科醫生，都是世俗化的猶太人。赫希曼的青少年正處在魏瑪共和國的時代，享受過榮華，也目睹了崩潰。他在著名的柏林法語學校整整度過了9年光陰，直到1932年畢業。在那裡，他儘力夯實知識基礎，擴展自己對世界的興趣。他還喜愛運動，喜愛攀岩、划艇、游泳和網球，參加過全國划艇錦標賽。早年的學習成績，預示了赫希曼在語言上的天賦。除了法語、希臘文和拉丁文，他後來還熟練地掌握了英語、義大利語、西班牙語和葡萄牙語。

少年時的赫希曼

那時候的赫希曼還算不上一個可能主義者。相反，像當時的很多年輕人一樣，他覺得馬克思主義「令人興奮」。尤其當1929年開始的經濟大蕭條重創社會殃及家庭，他認為左翼的政治方案似乎完全可以和現實情況相對應。在老師的指導下，他閱讀了《資本論》、《共產黨宣言》和兩卷本的《歷史唯物主義》。1930年，不滿15歲的赫希曼加入社會主義工人青年團，投身反法西斯主義的政治活動。

大蕭條的陰影揮之不去，馬克急劇貶值，政府信用一文不值，到赫希曼中學畢業的那一年，德國的失業率高達1/3。他逐漸意識到，要解釋身邊發生的這場巨大的危機，經濟學比政治學更有優勢，因此他決定報考柏林大學的經濟學專業。1932年下半年，他進入柏林大學法律和政治科學學院，成為政治學和統計學研究所的一名學生。

也就在那一年，納粹黨在大選中獲得37%的選票，成為德國第一大黨，在國會中佔據了230個席位，猶太人的處境岌岌可危。1933年1月，希特勒出任總理；2月，國會縱火案發生，政府頒布緊急狀態法令，大肆逮捕左翼人士，所有反對黨皆遭取締；3月，納粹學生衝進柏林大學圖書館，焚燒了數萬卷不符合「德意志精神」的書籍。就在這個月，赫希曼的父親因病去世。4月2日，赫希曼決意離開柏林，前往巴黎。

當選總理的首日，希特勒在窗口向支持者致意

後見之明如我者，當然佩服一個未滿18歲的猶太左翼青年的果決，要知道他決定離開德國之時，距離水晶之夜尚有5年。然而事實是，在當時那只是一次令所有人都感意外的出走。不能說赫希曼沒有權衡，但他並無計劃。如果不是納粹的囂張，假如父親沒有去世，他不會做此選擇。親友們以為他只是想去巴黎散散心，他自己也沒做什麼準備，更不會知道，自己的奧德賽之旅已然開啟，再度踏足柏林的土地須在46年後。即便如此，從這個開端式的事件里，仍然看得到一個可能主義者的潛質——直面現實，勇於行動，樂觀地看待未來的不確定性。

水晶之夜後損壞的猶太人店鋪

坐著火車駛進巴黎，赫希曼去找他以前的家庭教師，希望尋到一處棲身之所，結果撲了空。一群住在那裡的希臘猶太難民收留了他。5天後，即1933年4月7日，赫希曼在巴黎盧森堡公園獨自一人慶祝了自己18歲的生日。

巴黎對於赫希曼而言非常重要。不像同年流亡此地的阿倫特、本雅明，他更年輕，正處在心智成熟的前夕，巴黎為他與舊我決裂提供了一個獨一無二的時機。

在那段日子裡，赫希曼逐漸意識到，過去讓他熱血沸騰的「主義」里，包含著太多言行不一的表演、僵化教條的說辭——現實不是這個樣子的。人類無法獲得一個關於這個世界的整全性的認知，真正的智慧必然是謙遜的、實證的和經驗的。它需要一種高超的思維鍊金術，把現實中無數的思想碎片與無數的事實悖謬收集起來，加以提煉升華，作為行動的依據。

在巴黎沒多久，赫希曼做了一戶法國人的家庭教師，還考上了巴黎高等商業研究學院，靠兼職收入和獎學金，他的生活步入正軌。他的社會交往多了起來，法語水平突飛猛進。他還結識了未來的姐夫，義大利革命家科洛爾尼，後者對他的影響十分巨大。

科洛爾尼

1935年，赫希曼獲得倫敦經濟學院的獎學金前往英國。此後三年，他在英國、法國、義大利和西班牙這四個國家之間遊走，軌跡相當複雜。奇怪的是，這個階段的赫希曼幾乎沒有留下任何文字，沒有書信，沒有文章，也沒有手稿或日記。非但如此，直到去世他都三緘其口不置一詞。為什麼？阿爾德曼也沒有給出完整的解釋。不過有些旁證足以表明，那三年的意義絕對不亞於巴黎時光。至少後來赫希曼承認，直到他進了倫敦經濟學院才如夢初醒，見識到什麼是真正的經濟學。一位指導過他的經濟學家在推薦信里熱情洋溢地表揚道：「……他表現出極強的研究能力，不僅善於收集證據，還能夠做出合理的、獨立的判斷。總之，他是一個非常聰明能幹的學生……尤其適合從事經濟學方面的研究工作。」這讓21歲的赫希曼第一次意識到，自己很有希望在經濟學領域做出成績。

1936年7月，當赫希曼帶著推薦信從倫敦回到巴黎，西班牙內戰爆發了。他立刻投身戰場，成為首批抵達西班牙的國際戰士。在加泰羅尼亞，他加入了西班牙統一工人黨組織的志願部隊，戰鬥在阿拉貢前線，參戰的時間比喬治·奧威爾早了半年。正因如此，年輕的赫希曼比奧威爾更早察覺到了斯大林的意圖。他堅決拒絕加入受蘇聯操縱的國際縱隊，結果很快，危險就朝他逼來。他在戰場上浴血奮戰，身邊的戰友卻神秘失蹤，或即刻槍決。當自相殘殺和陰謀詭計在左翼聯盟中愈演愈烈，赫希曼選擇了離開。敏銳的觀察力與超強的行動力救了他自己——大半個世紀過去，解密的一份共產國際文件顯示，斯大林的秘密警察已經盯上了他。那份秘密報告「嚴正地」提醒有關方面，赫希曼是一名使用德國護照的「危險的托派分子」。

西班牙內戰

赫希曼逃到了義大利小城的里亞斯特，在姐姐的家裡寫信給母親報平安。信中他輕描淡寫地把西班牙的冒險稱為「我所經歷的最最有意義的一次旅行」。隨後，他在那裡重新投入經濟學的學習。1938年6月，他在的里亞斯特大學取得博士學位。

不過赫希曼沒有放棄反法西斯的鬥爭。他加入了姐夫領導的地下抵抗組織，負責傳送情報。在巴黎與義大利的往返火車上，他時常裝扮成一個手提箱子的德國留學生。手提箱裝著孟德斯鳩的著作和換洗衣物，箱子的暗格里卻藏著各種重要的東西。

差不多就在赫希曼拿到學位的時候，義大利的局勢也變得糟糕起來。希特勒訪問了義大利，墨索里尼的黑衫軍暴徒開始襲擊猶太教堂，的里亞斯特大學的一些人簽署了《種族主義科學家宣言》，警察局勒令赫希曼提交身份的附加證明。再一次，他必須儘快逃離。1938年夏末，他重返巴黎。

這時候的赫希曼不過23歲，卻已是經歷過大風大浪的「老兵」，一個真正的可能主義者，不放棄任何一個改變現狀的機會。他一邊研究經濟學，一邊關注著整個歐洲的時局。1939年8月，斯大林和希特勒簽署《蘇德互不侵犯條約》，赫希曼感到戰爭不可避免，他重新拿起了槍，加入了法國軍隊。但德軍繞過了馬奇諾防線，兩個星期後攻到巴黎城下，駐守城外東區的赫希曼根本沒有機會開槍，就隨著他所在的部隊被解散了。他改了名，拿著偽造的通行證，逃到了法國南部，化身為一個出生在美國的法國人。

馬奇諾防線

一個真正的美國人找到了赫希曼，此人名叫瓦里安·弗萊。紐約的一群有識之士組成了一個「緊急營救委員會」，旨在搭救那些羈留在法國面臨納粹追捕的藝術家和知識分子，弗萊是這一計劃的具體執行人。在當時的情況下，執行計劃的複雜和困難可想而知，幸好弗萊得到赫希曼的大力協助。事實上，赫希曼承擔了整個計劃中最危險的任務。他為那些被維希政府列入監控名單的人偽造證件，篩選甄別逃亡者的身份，籌措逃亡所需的各種費用，設計並親自勘察秘密的逃亡線路，甚至負責去集中營里「撈人」。他們營救的人既包括夏加爾、杜尚、阿倫特、本雅明、亨利希·曼、布勒東等一大批名人，也包括很多地下抵抗組織的成員，以及困在歐陸的不少英國士兵。短短半年多時間，他們救了2000多人的性命。2001年的電影《瓦里安的戰爭》，就把弗萊和赫希曼的故事搬上了大銀幕。

《瓦里安的戰爭》的電影海報

緊急營救委員會的活動很快引起了納粹德國和法國當局的注意，赫希曼更是成為憲兵搜捕的對象，他不得不再次選擇逃亡。在漢斯·菲特寇夫婦的幫助下，他偽裝成一個採集草藥的本地人，翻越比利牛斯山，逃到了西班牙。1941年1月，他乘船抵達美國。

當橫渡大西洋的旅程接近尾聲，赫希曼在船上給母親寫了一封信。信中他依然將自己之前的經歷輕鬆地稱為「一系列不尋常的幸運事件」，還說經過那些歷練他一定會在美國成就一番事業。然而事情的發展沒有赫希曼想像的那麼樂觀，當然他更想像不到，英雄的行為會成為自己的「負資產」。

二

到了美國，赫希曼對過去的經歷守口如瓶，一心只想融入那個完全陌生的世界。在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讀研究生的時候，不少輾轉聽聞過赫希曼事迹的學生老是要求他談談個人經歷，有些人甚至掏出筆記本，隨時準備把他的話記錄下來。但是赫希曼不願意這麼做，他想繼續自己的學業，而不想成為同學眼裡的「世界奇蹟」或者別的什麼神奇人物，以至於最終他選擇搬出了國際學生公寓。

在伯克利分校期間，赫希曼發明了著名的基尼係數，寫出了他的第一部著作《國家實力與世界貿易的結構》。他試圖把困擾時人的兩大問題聯繫起來：第一，如何解釋納粹的擴張慾望？第二，世界貿易體系的未來方向。現在看來，他將政治制度與經濟政策一併考慮的路數，預示了弗朗西斯·福山對國家能力的思考。另一方面，赫希曼的處女作還預示著他在漫長的學術生涯中將持續保持的特徵——擅長啟發性的隱喻、喜歡發明新奇的術語，以及對人類行為的心理動機與制度基礎的高度關心。

《國家實力與世界貿易的結構》

珍珠港事件打斷了赫希曼的思考。婚後不久的他再次申請入伍，第三次投身反抗法西斯的戰鬥。他熱切地希望重返法國，他相信自己過去作為一個積極反抗暴政的戰士經歷，「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彌補我不是一個美國公民的缺憾」。

奇怪的是，他的入伍申請拖延了一年多，直到1943年春天，他才接到軍隊的徵召，奔赴北非戰場。更令赫希曼納悶的是，雖然他屬於戰略情報局（中央情報局的前身）的一分子，但上級似乎並不重視他豐富的對敵經驗。既沒有安排他從事對德情報工作，也沒有讓他進入可以發揮其長的研究與分析處，而是把他編入一支由義大利人組成的隊伍，做了一名普通的翻譯。

1943年奔赴北非戰場前，赫希曼和他妻子的合影

隨著對德作戰的路線抵達義大利，赫希曼在羅馬一家書店裡，偶然讀到了剛出版不久的《通往奴役之路》。哈耶克對計劃體制的懷疑，對複雜世界的認知，都引起赫希曼強烈的共鳴。在自己的第一部著作里，赫希曼已經明確指出追求權力集中是現代國家的內在的「精神傾向」。如何讓個人不被體制徹底壓垮？《通往奴役之路》促使他進一步思索經濟學的意義。

《通往奴役之路》的中譯本

現實的阻礙使赫希曼有些困惑，越接近戰爭的尾聲這種感覺越強烈。他「已經或多或少地放棄了成為一個著名學者的念頭」，甚至想放棄美國，帶著妻子回到歐洲。然而死於法西斯暴徒之手的科洛爾尼卻在暗暗地提醒他，過去的那個歐洲不復存在了。

1945年冬，赫希曼返回美國，並從軍隊正式退役，這標誌著一個戰士的光榮退隱，卻無法說明更多的事情。戰時被徵召的教授和學者紛紛回到學校，一起從戰略情報局退役的同事也有不錯的去處，赫希曼卻好像被政府遺忘了。聯邦經濟管理局、商務部、財政部、進出口銀行等等，幾乎所有跟所學專業有關的政府機構都婉拒了他的求職申請。最後在熟人朋友的幫助下，他先在商務部下屬的外匯交易結算辦公室無聊地待了幾個月，接著轉入聯邦儲備委員會，負責研究西歐的經濟問題。在那裡他為馬歇爾計划出謀劃策，並開始考慮歐洲各主權國家結成聯盟的可能。

1945年的赫希曼（左）

1951年，聯邦儲備委員會改組，赫希曼申請調到經濟合作總署駐巴黎辦事處工作，不曾想上級表示，公務員委員會下屬的忠誠審查委員會不同意他調職，還相當露骨地暗示，他最好離開聯邦機構另謀出路。換句話說，美國政府對這個人下了「逐客令」。幸好朋友提醒他可以去世界銀行的拉丁美洲項目碰碰運氣，赫希曼則再一次顯示了一個可能主義者的特質，他迅速而大膽地決定，到哥倫比亞做政府經濟顧問。所有人都驚呆了，赫希曼的妻子在《大英百科全書》里翻了半天才找到哥倫比亞的地圖。然而早在18歲那年赫希曼就已經明白一個道理：「在做出重大決策之前，並不需要事先把所有情況都弄清楚。」

為什麼赫希曼在美國四處碰壁，經驗和才華皆得不到政府的重視？疑問直到2006年聯邦調查局的相關檔案解密才得以解開。原來從赫希曼1943年參加美國軍隊起，美國政府就起了疑心。荒唐的是，懷疑的根據竟然是赫希曼的戰鬥經歷。在一份秘密報告里，他早年對抗德國法西斯的活動被詭異地評價為「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傾向於法西斯」；另一份材料里，他奔赴西班牙內戰前線的英勇行為，同樣被視為不「首先忠於美國政府」的證據；他在馬賽挽救了2000多人的性命，一個評估者竟然認為，那說明他很可能與英國或別的國家的情報部門有聯繫。1952年的一份備忘錄明確地指出：「必須採取預防措施，以防此人日後再一次在美國政府內部獲得職位，除非他的忠誠問題已經完全得到了解決。」這讓我不由得又一次想起同樣在西班牙戰鬥過的喬治·奧威爾，他也一直被英國情報機構監視。

惟一安慰的是，麥卡錫主義在美國鬧得最厲害的時候，赫希曼在哥倫比亞的日子還算過得不錯。實際上，他對那些懷疑一無所知。相反，他像一個闖進熱帶叢林的探險者，既充滿陌生與好奇，又不乏躍躍欲試的激情。如果說，他在聯邦儲備委員會所做的，更像是一個「轉椅經濟學家」的事情，那麼在哥倫比亞他卻是一個體驗派。他拿著筆和紙走遍了整個國家，或檢查灌溉項目，或丈量公路的里程，或與工匠、農民、小業主討論收成和貸款，或計算基礎設施的投入產出。不僅體察，而且參與，儘力獲得一種被人類學家格爾茨稱為「經驗親近」（experience-near）的知識。而這些知識在不久的將來成就了赫希曼作為發展經濟學家奠基人之一的赫赫聲譽。

三

要知道在哥倫比亞這一切有多麼不易。當時的他不再單身，拖家帶口，人地生疏，內戰、暗殺、劫匪、破爛的道路以及顛簸的小飛機，各種危險時刻跟隨著他的旅程。好不容易返回波哥大家裡，還會不時做噩夢。不過最讓他煩惱的還是內部的矛盾——他與另幾位經濟專家的意見老是不同。有人熱衷宏大的發展規劃，有人迷信抽象的數字，而赫希曼覺得一切都不可太天真，謹慎從事方是上策。他反對把哥倫比亞的現狀粗暴地形容為野蠻和落後，反而認為，進步與成功事實上正在這片土地上時時發生，只是不像有些人期望的那麼全面那麼宏大。如何呵護這些細小的事實，遠比制訂空洞的計劃要正確得多。

在哥倫比亞研究經濟的赫希曼

可惜他的建議沒有得到廣泛的認同，相反激進的想法總是更絢麗也更有吸引力。很大程度上，發生在1953年的政變就是證據。不過很快，哥倫比亞軍政府上台伊始的各種承諾都落空了，當權者越來越獨斷專行，赫希曼也就於1954年4月結束了他的兩年合約，抽身離去。為了找到工作，他去了一趟華盛頓，不過很快他就打消了回國的念頭，因為麥卡錫主義的浪頭正在接近最高峰。最終，他在波哥大開了一家諮詢公司，門口的牌子上寫著：「阿爾伯特·赫希曼：經濟與金融顧問」。

他為很多企業提供諮詢意見，不少政府機構也找上門來尋求幫助。中央銀行需要給外國投資者提供投資指南，赫希曼很快交出了一本《哥倫比亞：經濟發展中的亮點》，其中豐富的內容預示了他對發展經濟學的思考方向。在那段日子裡赫希曼一家的生活，更像那幅製成聖誕卡的漫畫表現的景象了。只不過就專業而言，此時的赫希曼，完全處在整個學術共同體的視野之外。

1954年10月，邊緣狀態被打破了。麥卡錫主義的聲浪一落千丈，至少在知識階層，緊繃的神經正在放鬆。不少美國學者開始眼光朝外，關注發展中國家的社會變革進程。作為擁有第一手現場經驗的經濟學家，赫希曼受邀回到美國，參加了麻省理工學院主辦的熱帶地區各國經濟規劃問題的研討會。在這場學術會議上，他提交了一篇名為「經濟學和投資規劃：基於哥倫比亞經濟的反思」的論文，再一次對那種包羅萬象的全面發展規劃提出了警告。演講時他提醒在座的各位，不要過分迷戀理論分析與統計數據，摒棄計劃傾向，尊重現實，準確理解發展中國家人們的實踐意義與真實意願。

顯然，赫希曼的意見太超前了，在場的學者沒有誰會在意。從職業規劃的角度看，他在那樣的場合直言不諱更像是欠缺考慮的冒失之舉。不過天性使然，這就是可能主義者赫希曼。他坐上飛機回到哥倫比亞，繼續他的顧問工作。

兩年後參加過那場會議的人忽然想起了赫希曼。1956年耶魯大學經濟系邀請他去做客座研究教授，不需要承擔任何教學任務，可以完全自由地從事研究和寫作。赫希曼毫不猶豫地接受了。就此，他從無人注意的邊緣一躍進入美國學術界的心臟地帶。

在耶魯大學期間，赫希曼完成了《經濟發展戰略》一書的寫作。在這本書中，他給當時經濟學界盛行的所謂「平衡增長」理論澆了一大盆冷水。在此之前，平衡增長理論一直是發展經濟學的主流思想。根據這一理論，貧窮的國家是由一系列的因素共同導致的。勞動力過剩、儲蓄額不足、投資水平太低、基礎設施落後、傳統制度僵化等等。這些因素相互關聯，相互制約。因此平衡增長理論的倡導者提出，要針對這一系列因素，確立一套完整的指標，全面突破，全面發展，才能達致一個國家的進步。偏偏赫希曼不這麼看。他認為，不能夠急切地把貧窮的國家判定為「病態」，任何進步都不可能建立在一個各種因素都處在同一水平的基礎之上。恰恰相反，不平衡的狀態既是歷史的常態，也是進步的動力。因此赫希曼相對應地提出了「不平衡增長理論」，強調發展具有優勢可能性的因素，來帶動其它因素的良性變化，用連鎖反應的方式，達致經濟的整體發展。

《經濟發展戰略》

赫希曼的理論對拉美世界的經濟學家影響甚巨，他這種帶有辯證色彩的思維方式也給未來的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托馬斯·謝林（Thomas C.Schelling）不小的觸動，其影響體現在後者的傑作《衝突的策略》之中。另一方面，謝林也為《經濟發展戰略》的寫作提出了不少關鍵性的意見，並提醒赫希曼注意把特殊經驗與一般理論予以有效的結合。有趣的是，正是謝林幫助赫希曼進入了耶魯大學，才真正開啟了一名職業學者的學術旅程。

《經濟發展戰略》的反響巨大，褒貶不一。有的經濟學家將其稱為少見的經濟學傑作，也有人認為赫希曼誇大了決策能力的作用。然而毋庸置疑的是，赫希曼的實證精神與創造能力都得到了公認，使這本書甫一出版就成了經典之作。許多頂尖的智庫和高校向赫希曼伸出了橄欖枝，不經意間，他還成為美國學者與拉美學者之間一個難得的樞紐式人物。

在耶魯大學客座研究教授的位置上待了兩年，1958年赫希曼接受蘭德公司的邀請出任常駐研究員。不久肯尼迪的顧問團隊也想延攬他，但他拒絕了。第二年，當耶魯大學還在考慮如何把赫希曼轉為正式教授，哥倫比亞大學搶先一步，請他去講授國際經濟學，並且很快把他的教職轉為終身教授。

四

少年離亂，青年戰火，壯年漂泊，終有徹底結束之時，求真的激情與職業生涯也有望得到完美的結合，照理說赫希曼應該很開心，但是他的內心卻生出疑惑。因為他從來都很清楚，做一名學者與做一名知識分子是有區別的。學者追求真知，知識分子卻應擔負更多的社會責任，而他更願意做後一類人。「教授」這個職業會不會讓他偏離過去的理想呢？

在接受聘任之前，他思考了好幾個月。進了大學，困惑似乎還在。他不想傳授一成不變的東西，而是想把自己的思維方式教給學生。這個主意看起來不錯，實施起來卻異常困難。因為就根本而言，赫希曼是一個自學成才的學者，對教育方法缺乏足夠的認識。他想在課堂上用隱喻、悖論、謎題、警句等等來啟發學生的心智，可他又過於精益求精，力求每句話都經得起推敲，講起課來時而天馬行空時而吞吞吐吐，學生們也聽得雲里霧裡如坐針氈。而這種難堪的局面進一步加劇了赫希曼對教學的緊張和焦慮，以至於他經常在上課之前先得衝進廁所里去嘔吐——實際上他在教學上一輩子都沒什麼進步。

相形之下赫希曼在學術研究方面則是如魚得水，並於1963年出版了另一部轟動之作《邁向進步之旅》。在這本書中，他「高舉實證的火把，近距離地、儘可能細緻地考察了拉丁美洲政策問題的歷史」，表現出他對自己相當「異類」的寫作有了更強的信心：不再試圖尋找放之四海的普適理論，也不再追求非黑即白的準確答案，而是為那些喜歡並願意接受多個答案的人提供更多的可能性。也就是說，這個可能主義者想培育更多的可能主義者。

《邁向進步之旅》

效果非常明顯，在《邁向進步之旅》的影響下，拉丁美洲邁入了一段頗有希望的改革歷程，其中一位改革者還當上了哥倫比亞的總統。因此赫希曼獲得了一個意味深長的綽號「改革販子」。他後來也承認，自己的這本書的確是一本「改革販子手冊」，其目的是對抗切·格瓦拉的那本非常暢銷的《游擊戰爭手冊》——他希望發展中的國家用溫和的改革對抗激進的革命。

切·格瓦拉的《游擊戰爭手冊》

在這本書的寫作過程中赫希曼還明白了一件事，他已經跨出了經濟學的界限，進入了更廣泛領域。事實上也是，相比於那些經濟學家，他更喜歡和薩繆爾·亨廷頓、查爾斯·林德布洛姆（Charles Lindblom）等人做朋友。漸漸地，他認為自己是「經濟學家和政治學家之間的那個連接符」。雖然這一定位過於謙遜，但透露了赫希曼的志趣。

然而差不多同時，拉丁美洲的改革之路突然中斷。1964年4月巴西政變，民選政府被推翻，預示著這塊大陸上即將發生的一系列糟糕之事。之後的幾年時間，哥倫比亞、多米尼加、阿根廷等等都陷入動蕩，聯合國大力鼓吹的「發展十年」化為泡影，《邁向進步之旅》也從宣言淪為了悼詞，這讓赫希曼非常沮喪。他離開哥倫比亞大學，轉投哈佛大學，然後立刻休假，制訂了一個宏大的全球考察計劃，深入世界各個貧窮國家，去尋找改革與發展的持續之道。薩爾瓦多、厄瓜多、衣索比亞、印度、奈及利亞、巴勒斯坦等地的水利、灌溉、發電、鐵路，都是他考察的對象，最終寫出了《發展項目述評》一書。

他的著作再一次對拉美的學者產生了不可估量的影響，一批社會科學家在他的鼓舞下開始挑戰赫希曼所謂的「結構主義謬誤」——一切問題都有結構上的「深層原因」，故而危機與困苦深入骨髓幾近宿命，惟有革命可以解決之。其中包括赫希曼的親密朋友費爾南多·恩里克·卡多佐，後者未來做了巴西總統，是國家民主轉型和經濟發展的偉大奠基者。

儘管學術研究上春風得意，但是哈佛大學的教學任務仍在「折磨」著赫希曼。一位非常崇敬他的學生私下裡說，赫希曼是哈佛大學裡「最糟糕的老師之一，他的授課技巧簡直慘不忍睹」。赫希曼一想到上課就覺得自己痛苦得像一個馬上要期末考試的小男孩，失眠、胃痛、腹瀉不止。所以當斯坦福大學邀請他去那裡工作一段時間，他簡直高興壞了。因為到了那裡，「除了坐下來靜靜地思考之外，我沒有任何其它的任務！」

事與願違，時逢上世紀60年代末的亂局，美國在越南泥足深陷，學生運動，羅伯特·肯尼迪、馬丁·路德·金遇刺，怒火在全國蔓延。哈佛大學很亂，斯坦福大學更糟，赫希曼甚至認為那裡有些人已經處於精神崩潰的邊緣。不過他倒是覺得，只要不教課，斯坦福大學的行為科學高級研究中心就是天堂所在。

1969年赫希曼在斯坦福大學

安頓下來後他立刻開始工作。發展經濟學已經慢慢淡出他的視野，一項更為艱巨的任務擺在面前。在現在的赫希曼看來，當現代社會的危機越來越深重，學者的眼光卻被日趨專門化的學科分類分割成了碎片，根本無法應對現實。因此社會科學諸領域不僅要加強合作，還有必要促進彼此間的交叉與融合。有可能的話，經濟學、政治學、社會學和倫理學，還有其他社會學科，應該成為統一的科學，從而更好地為人類服務。不過他認為眼下首要的問題是，社會科學家如何祛除對理論的痴迷，以及對「偽洞見」的狂熱。

在《對希望的偏好》一書中赫希曼毫不客氣地諷刺那些痴迷理論的經濟學家患上了走馬觀花綜合征，發明的理論原本至多僅限於有趣，卻偏偏被人推許為「極其發人深省的」或「令人非常興奮的」。這種急於進行理論建構的認知方式非常有害，實際上妨礙了人們去理解現實。至於那些所謂的理論模型，本身往往錯得離譜，還相當陳腐，以至於反動。他引用法國詩人保羅·瓦萊里的格言提醒同行們：「一切過於簡單的都不真實；一切過於複雜的皆歸無用。」

既然涉及到認知方式，赫希曼不知不覺又進入了心理學的範疇。與美國心理學家菲利普·津巴多（Philip Zimbardo）的合作，足見赫希曼「捲入」心理學領域之深。他們的合作成果，成為了《退出、呼籲與忠誠》一書的靈感來源之一。

《退出、呼籲與忠誠》

《退出、呼籲與忠誠》全書僅有97頁，比一篇論文長不了多少，卻是赫希曼最受人歡迎的作品。迅速地，書名中的三個單詞成了社會科學領域引用得最多的「三聲部」。普通讀者也對它的現實意義心領神會。退出與呼籲，簡單而準確地刻畫了人們面對組織衰敗的猶豫心理。進還是退？機制是什麼？根據在哪裡？赫希曼的書寫可謂字字珠璣意蘊豐富。另一方面，對赫希曼本人而言這本書也非常重要，它意味著他的智識之旅進入了更加廣博的領域。在這個領域中，不確定性、非均衡性、不穩定性都不可以被輕易地標籤為「失靈」、「失衡」和「失序」，反而有可能成為事實的核心。

讚美之聲四方湧來。經濟學界將這本書譽為新政治經濟學的宣言。政治學家指出，赫希曼對呼籲的分析對政治學研究具有非常重大的意義。政治哲學家的反響也非常熱烈，他們還組織了專題討論會，把赫希曼比作社會科學家中的搖滾巨星。在現實政治的語言里，無論是敦促基辛格辭職，或是要求美國從越南撤軍，退出和呼籲都都成為人們避無可避的時髦用語。以至於有人開始擔心，《退出、呼籲與忠誠》獲得的時尚風評，會不會導致人們無法嚴肅認真地對待它。

當赫希曼從斯坦福返回哈佛，聲望達到了頂峰，不過他本人相當淡定。他反思自己的寫作，同時回顧過去的經歷。他向自己提問：「你認同現在這個阿爾伯特·赫希曼嗎？」1970年夏天他有了答案。在一篇論文里，赫希曼第一次稱自己為可能主義者，並試圖以自身為例，為這個世界引入一種與悲觀主義者和宿命論者對立的新思維或新自由——一種「進入非預期的未來世界的普遍權利」。顯然，呼籲不是針對某一類專家，而是所有人。這也從側面說明了一點，相較於學者這個職業，赫希曼始終更傾向於知識分子的責任。

五

責任也繼續體現在赫希曼的行動中。1972年春天，赫希曼參加了一個名為「教授行軍」的反越戰示威活動，還為支持撤軍的民主黨總統候選人助選。他明確表示，看到尼克松轟炸北越的暴行，他非常憤怒，「從西班牙內戰爆發以來，還從來沒有什麼事件能讓我如此迫切地覺得自己應該去做些什麼」。那一年他57歲，戰場上留下的傷痕清晰可辨。

反越戰示威活動

就在同一年，他再一次擺脫了令自己焦慮無比的教學任務，到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做訪問學者，隨後被聘為終身社會科學家。在那裡他的研究相當平靜，甚而有些愜意。在此期間他不斷地返回拉丁美洲，從現實的土地中挖掘持續思考的能源。在那裡，赫希曼也見識了芝加哥男孩（在芝加哥大學受過教育的一群拉丁美洲經濟學家）的「魔力」，並毫不留情地把這群打著芝加哥大學旗號的貨幣主義者稱為販賣虛假確定性的不自量力的思想二道販子。

遺憾的是，赫希曼的批判還未展開，他的很多老朋友已經死於軍人與二道販子的攻擊，包括當時的智利總統阿連德。就像當年在法國馬賽拯救阿倫特等人那樣，赫希曼籌集資金，利用各種機會，拯救了很多遭到迫害的拉丁美洲學者。他還擔任了拉丁美洲研究聯合委員會主席，儘力把一大批進步學者庇佑在國際學術網路之中。不過正如他一貫的低調風格，赫希曼不喜歡標榜什麼，更不自詡為救世主。他再次挽救了不少人的性命，卻始終保持沉默。

智利總統阿連德

1976年赫希曼又一次訪問拉美，他敏銳地感覺到了改革的第一絲春風。他認為至少在巴西這樣的國家，專制政權開始出現了裂紋，要使之擴大，需要人們懷有更強烈的希望。而要做到這一點，必須挑戰那些「神聖不可侵犯的思想」。譬如市場需要獨裁、經濟精英應該與軍事強人相結合等等。赫希曼決心要粉碎這些束縛了想像、葬送了希望的所謂共識，為未來尋找更多的可能。

奇妙的是，針對現實的思考將赫希曼帶回了一段歷史的起點，即現代世界剛剛奠基剛剛形成的時刻。為此他大量閱讀亞里士多德、馬基雅維利、愛爾維修、維柯、休謨以及大批啟蒙運動代表人物的著作，並做了很多筆記。他在筆記里寫到，在那個歷史的開端，對資本主義的期待與使之正當化的努力，交織著希望與失望，而這些思想和情感，卻被後世遺忘了。如果他能夠恢復這段「記憶」，一定有助於人們拒絕各種極端主義的誘惑。不管這些誘惑是有些人希望的所謂「純粹市場」，還是另一些人鼓吹的所謂「社會革命」。思索在1977年結出果實，這就是《激情與利益》一書。

《激情與利益》

和《退出、呼籲與忠誠》一樣，薄薄一本的《激情與利益》獲得的反響也是極其強烈的。政治學家、經濟學家、歷史學家和哲學家齊齊讚頌，很多好評來自赫希曼完全想不到的地方。但他沒有在讚美中陶醉，反而謙遜地表示，寫作《激情與利益》的目的不是消除爭論，而是提高我們爭論的水平。在未來的著作中，無論是《轉變參與》還是《反動的修辭》，他保持了一貫的謙虛。

假如讀者細心，一定會發現赫希曼在學術上的謙遜，其實與他在戰鬥經歷上的沉默，存在著內在的聯繫。而這種聯繫，只有在赫希曼的零星回憶里才透露出來。多年以後，一次偶然的契機，他講到了自己在1940年夏天的一段經歷。法國軍隊解散後，面臨追捕的赫希曼必須逃出敵戰區。在逃往馬賽的途中，他騎著的是一輛偷來的自行車。他說這個事實一直困擾著自己，「我竟然做了這樣的事情。我從來沒想過我能夠做出這樣的事情」。我想，正是這種敏感到有些尖銳的道德感，促使赫希曼從一個英勇的戰士成長為一位偉大的知識分子。

1985年，70歲的赫希曼從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正式退休。當然，他的思考和寫作的熱情從未消退。他依然穿行在研究院的走廊，出現於各種研討場合。不少諾貝爾經濟獎獲得者為赫希曼沒有獲獎而抱怨，並把他與無緣諾貝爾文學獎的博爾赫斯一併討論。年輕的學者們覺得赫希曼是最接近「思想之神」的知識分子。人類學家克利福德·格爾茨對他的評價更加熱烈。他說：「除了阿爾伯特，從來沒有任何一個學術上的朋友如此理解我，讓我如此崇拜。也從來沒有任何一個人能夠對我產生如此大的影響，無論是在個人生活中，還是在學術研究方面。古希臘人會把我們這種關係稱為愛。只不過我們現在已經不能再這樣說了。」

在赫希曼獲得塔爾科特·帕森斯獎的頒獎儀式上，從瓦里安·弗萊那裡獲取信息的主持人向聽眾介紹了赫希曼早年生活中一些鮮為人知的細節，尤其強調了赫希曼在馬賽拯救眾多藝術家和學者的經歷，並把他稱為「當代英雄」，然而寵辱不驚的赫希曼並未對此流露出一絲一毫的自得之情。就像我將他稱為「神秘博士」那樣，他似乎更喜歡讓自己隱沒在神秘的時光之中。在後來的一篇筆記里他這樣寫到，有些人的一生有一個畢生一致的崇高使命，這個使命就足以概括他們的一生。「可是，我們為什麼要走一條讓訃告作家寫起訃告來非常容易的人生之路呢？」

由此可知，《入世哲學家》只是阿爾伯特·赫希曼的第一部傳記。關於這位偉大的全球知識分子，探索之路剛剛起步。

版權聲明

本文系騰訊《大家》獨家稿件，未經授權，不得轉載，否則將追究法律責任。

文章內容純屬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平台觀點。

關注《大家》微信ipress，每日閱讀精選文章。

喜歡這篇文章嗎？立刻分享出去讓更多人知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