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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兒童書的千年腳步

中國兒童書的千年腳步

「養正於蒙」三千年

中國在很早以前就有專門寫給兒童看書,這些書的目的是要給兒童施以正當的教育,叫做「養正於蒙」,所以古代稱兒童教育為「童蒙教育」,用來進行「童蒙教育」的課本就是中國最早的童書。

據東漢史學家班固在《漢書?藝文志》里記載,中國最老的老課本是成書於西周宣王時代,由史官寫作的《史籀篇》。

秦漢之際出現了很多蒙學課本,流傳最廣、影響最大的是漢代史游寫作的《急就篇》,《急就篇》內容保羅萬象——植物、動物、絲織、醫藥、器官、樂舞、職官等等,簡直就像一部小百科全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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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就篇

南北朝時,出現了對後世影響最大、流傳最久的老課本《千字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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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字文

唐代以後,這類課本讀物逐漸增多,其中盛行者如《兔園策》,由唐太宗之子李惲命屬下編撰。《兔園策》留下了「遺下兔園」的典故:五代時官場的「不倒翁」馮道很被人瞧不起,一日上朝,不知為何馮道總是回頭看身後的大臣,大臣們便說馮道一定是弄丟了《兔園策》,嘲諷他上朝應對還要靠蒙學課本。

宋代至清代中葉,蒙學課本不但有內容豐富的綜合性讀物,而且開始分門別類,有專教道德修養的、有專教歷史故事的、有專教典章名物的、有專教日用常識的,隨著商業的發達和社會的進步,課本中還出現了教授農、工、商實際知識和技藝的內容。這時期的蒙學課本包括《三字經》、《百家姓》、《名賢集》、《增廣賢文》、《千家詩》、《唐詩三百首》……還有專教女孩子的《閨訓千字文》、《改良女兒經》、《女四書》、《女論語》等等,種類繁多,影響面很廣。當時不但入學的兒童誦讀,連父母兄長、親友鄉鄰、乃至整個成人社會也都熟悉這些課本中的部分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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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字經

這些蒙學課本從《急就篇》開始,就大多以韻文寫作,後來更採取了對偶句式,聽起來悅耳,讀起來琅琅上口,不僅情趣盎然,而且容易背誦。由於蒙學課本都有識字功用,所以有些象《急就篇》和《千字文》便追求用字不能重複。到了宋代以後,蒙學課本開始考慮更加適合兒童的特點和興趣,不僅採用詩歌形式,還加強了故事性,並且配上精美的插畫,這也是兒童讀物在社會裡有那麼大影響力,農、工、商各業的成人也都樂於誦讀的原因。

不過,中國古代的蒙學課本,特別是宋代以後,多以進行倫理道德說教為其主要任務,灌輸皇權專制社會以「三綱五常」為核心的等級觀念和愚忠愚孝思想,宣揚以「三從四德」為中心的「男尊女卑」意識,兼有迷信宿命思想摻雜其中。儘管這些蒙學課本中也有大量樸素且具有普適意義的道德規範和人生哲理,如家庭和睦、鄰里友善、樂於助人、誠實守信等等。

中國古代的兒童讀物不像現代的兒童文學那樣是一個獨立的文學門類,也沒有人將童書視之為藝術作品。當時的人們並不重視兒童,將其視為成人的附庸和財產,教育的目的是要兒童儘快接受成人世界的各種規矩。故事性、詩歌形式、精美插圖等等還沒有體現出獨立的審美價值,只是一種裝飾和美化,它們是為道德說教服務的,配合說教和體罰的工具而已,這些形式越優美,其灌輸「三綱五常」、「三從四德」思想的效果就越好。這些思想的糟粕和那些樸素的道德規範、人生哲理摻合在一起,深刻地塑造著我們民族的社會心態、文化習俗和國民性格。這是中國古代童書難以迴避的問題。

文字遇上圖畫:「美」的感召力

自插圖誕生之日起,它就註定會在童書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因為圖畫有著文字所無法替代的功能,圖畫是一種形象語言,而文字恰恰是人類的祖先從形象中提煉出來的抽象符號。俗話說「百聞不如一見」,有許多事物難以靠語言文字來準確表達,比如說「中國狀如雄雞」,如果從未見過地圖,就不可能知道中國如何「狀如雄雞」,腦中永遠不會有中國疆域的準確形狀。清末狀元實業家、教育家張謇曾說:「山川都邑,非圖不明;戶籍水利,非圖不清;礦山鐵路工商,非圖不營」。圖畫可以言文字不能盡言之事,表文字不能盡表之情。兒童感受世界和我們遠古的祖先相同,是用形象來感受、理解和表達的,兒童期也是一個人一生中視覺感受最敏銳的時期。童書的世界終將是插圖的海洋。

中國書籍插圖的歷史和童書的歷史一樣久遠。

真正意義上的書籍起源於簡帛。簡就是用竹削成的又薄又窄的長片,用火烘烤後在上面寫字,多片竹簡編綴成冊;帛就是絲織品,在以植物纖維做成的紙沒有出現以前,絲織品就是繪畫書寫的載體。因帛更適於繪畫,在「簡帛並行」的時期,曾有用簡和帛相配,用簡寫文字,用帛繪插圖的。

現存最早的簡出現於周代,出土的秦簡當中就有簡單的說明性插圖。帛書插畫則出現於戰國時期,最受世人矚目的是漢代帛書《天文氣象雜占》中的三十幅彗星插圖,距今兩千兩百多年,是世界上現存最早的彗星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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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文氣象雜占》中的彗星插圖

漢代留下了大量的畫像石,也就是在石頭上刻出來的畫。畫像石主要用作祠堂、石闕、墓室等葬儀和紀念性建築的裝飾,祠堂是紀念先人的場所,石闕是建在宮殿或陵墓大門兩旁的建築,類似牌坊。在祠堂、石闕上所裝飾的畫像石中,出現了許多歷史人物、歷史故事、以及古代典籍中的內容,是一種刻在石頭上的書籍插圖,也是中國最古老的宣傳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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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繪歷史故事的漢畫像石

迄今為止,最著名的插圖要算東晉畫家顧愷之的《女史箴圖》了。顧愷之是最早也最著名的既留下作品,也留下姓名和生平事迹的畫家。《女史箴》是西晉一個叫張華的文人寫的規勸、教化宮廷里的婦女遵守道德的文章,「女史」就是指宮廷里的婦女,「箴」是一種規勸的文體,顧愷之為這篇文章所作的插圖,名為《女史箴圖》。儘管《女史箴圖》的內容仍然是「成教化,助人倫」,但當時的人們已經開始意識到,「美」的感召力要遠遠勝於枯燥的說教。插圖開始作為一種藝術為世人所欣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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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愷之作《女史箴圖》

魏晉南北朝時,中國的西北邊塞敦煌,漸漸矗立起一座佛教藝術的聖地。敦煌壁畫的題材很多都是佛教故事,以長達數米的畫幅來連續講述一個故事,它們可以說是中國最早的連環畫呢。家喻戶曉的動畫片《九色鹿》,就是以敦煌壁畫《九色鹿本生圖》為藍本創作出來的。這和西方的情況很相像,比如公元五世紀和魏晉南北朝同時代的耶路撒冷教堂鑲嵌畫,講述的就是古希臘神話英雄俄耳甫斯用音樂馴服野獸的故事。無論是中國的竹簡、縑帛,還是西方的紙草紙和羊皮紙,價格都很昂貴,家中的藏書往往是財富和身份的象徵。在書籍難以普及的時代,這些宗教殿堂里的故事插圖便有著舉足輕重的教育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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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北魏時期(四至六世紀)壁畫《九色鹿本生圖》

與之同時代的公元五世紀耶路撒冷教堂鑲嵌畫《俄耳甫斯用音樂馴服野獸》

在紙產生以後,書籍的普及程度大大提高。從漢代到隋唐,印刷術沒有出現以前,書籍主要還是靠手來抄寫,稱為「寫本時期」。寫本中有許多精美的手繪插圖,可惜都在歲月的變遷中漸漸消失了。所幸敦煌藏經洞的發現,使數萬卷古寫本重見天日,今人才得以領略寫本時代書籍的風采。當中國畫家在佛教經典上畫出遒勁優美的線條時,萬里之遙的歐洲畫家正干著同樣的事,他們也在用精巧的線條在手抄的聖經上面畫著插圖,一千多年以後,這些書籍插圖依舊色彩絢爛,動人心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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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佛教的廣泛傳播,對於佛經的大量需求催生了雕版印刷術的發明。唐咸通九年(公元八百六十八年)的刻本《金剛般若波羅蜜經》插圖《祗樹給孤獨園 》是中國已知最早的雕版插圖,也是全世界現存最早有年代可考的雕版印刷品,更是最古老的木版畫。雕版印刷術的發明使更多的人可以負擔得起書籍的價格,獲得讀書的機會。

宋代以後,隨著商品經濟的日益繁榮,雕版印刷術也隨之急劇發展起來。但是宋元圖書存世很少,早在明清時期,「宋版書」的價格已是一頁千金了,其中的插圖更是鳳毛麟角。

到了明代,以商人、工匠、城市平民為主的市民階層興起,由於棄儒從商的知識分子比比皆是,使得戲曲、小說等市民文藝的創作十分發達,書籍插圖藝術也達到了歷史上的鼎盛時期,一部小說的插圖總有幾十幅,多達百幅的也不在少數,甚至有的小說有一千多幅插圖。

雖然中國古代的兒童教育主要就是背書、識字,但是為了提高兒童的學習興趣,也在蒙學課本中配上了精美的插圖。

《解增和千家詩注》是明代宮廷里為太子讀書所準備的,彩色插圖是由宮廷畫師用手畫出來的,普通平民百姓家的孩子可無福欣賞這樣的插圖。自從發明了雕版印刷術之後,插圖一般都是黑白的,古代的版刻師們一直在努力探索,希望能夠印製出彩色的書籍插圖,漸漸的,彩色印刷的技術應運而生,到了明末清初遂臻於成熟。彩色印刷術的出現,為童書能夠成為一種專為兒童創作的獨立藝術作品做好了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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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滸傳》「拳打鎮關西」插圖

不管在中國還是在西方,啟蒙時代來臨之前,文學藝術的創作不會專以兒童為對象,以兒童為對象的課本也是將其視為預備成人,使其儘快接受成人世界的規矩。那些主要是為成人創作的文學作品和插圖藝術實際上擔當著娛樂和教化兒童的作用,其中自然充斥著大量不適宜於兒童的內容。

《女史箴圖》既會在宮廷中的成年婦女之間傳看,自然也會被用來教育宮中的女孩。在敦煌莫高窟等宗教寺廟裡,宗教故事壁畫的教育作用無分老幼,小孩會躲在大人身後,好奇的觀看那些壁畫,傾聽成年人的談論和講解。當書籍因印刷術的普及變得便宜且容易獲得時,那些動輒便有幾十、上百幅插圖的小說,對於兒童的吸引力絕不亞於說書藝人的精彩表演。

在西方,口耳相傳的奇異故事成為了古典童話的前身,說故事的人既給兒童也給其他成年人講那些充滿恐怖殘忍的故事,這在當時人看來也沒什麼不妥,直到啟蒙運動的產生才結束了這種狀況。

啟蒙:被發現的「兒童」

十八世紀,歐洲一場思想和社會的大變革——啟蒙運動,深刻地改變了人們的兒童觀,人們逐漸認識到應該尊重兒童,平等對待兒童。教育必須適應不同時期兒童的發育水平,了解兒童的心理,順應兒童的天性。

清末民初,啟蒙思想傳至中國。隨著帝制的消亡,延續了千年的童蒙教育也換了新顏,各地紛紛設立新式學堂,學堂和書商也開始編寫新的教材。一些具有新思想的有識之士,則對傳統蒙學讀物中的思想糟粕大加撻伐。

在魯迅先生的散文集《朝花夕拾》中,有一篇《二十四孝圖》。《二十四孝》也是一部傳統的蒙學課本,講述中國古代二十四個孝子的故事,成書於元代,後來刊刻的印本將《二十四孝》故事都配上了插圖,統稱《二十四孝圖》。其中「郭巨埋兒」的故事講述了一位家徒四壁的孝子,看到自己的老母親特別疼愛孫子,自己總捨不得吃飯而留給孫子吃,於是便和妻子商議將兒子活埋,以便節省下糧食奉養老母。就在他們挖坑準備埋掉兒子時,卻意外的挖出一壇黃金,於是便不再埋兒,歡天喜地的回家過日子去了。魯迅回憶兒時閱讀《二十四孝圖》的感受,揭示出皇權專制時代道學先生們「存天理、滅人慾」的道德說教的虛偽、殘忍、不近人情、戕害人性,痛斥這類故事「以不情為倫紀,誣衊了古人,教壞了後人。」

魯迅先生在文中還提到:「每看見小學生歡天喜地地看著一本粗糙的《兒童世界》之類,另想到別國的兒童用書的精美,自然要覺得中國兒童的可憐。但回憶起我和我的同窗小友的童年,卻不能不以為他幸福,給我們的永逝的韶光一個悲哀的弔唁。我們那時有什麼可看呢,只要略有圖畫的本子,就要被塾師,就是當時的「引導青年的前輩」禁止,呵斥,甚而至於打手心。我的小同學因為專讀「人之初性本善」讀得要枯燥而死了,只好偷偷地翻開第一葉,看那題著「文星高照」四個字的惡鬼一般的魁星像,來滿足他幼稚的愛美的天性。」

與此同時,仍有繼承傳統蒙學課本或將之改良擴充的呼聲和努力。章太炎先生在《重訂三字經——原序》中說:「余觀今學校諸生,幾並五經題名、歷朝次第而不能舉,而大學生有不知周公者,乃欲其通經義、知史法,其猶使眇者視、跛者履也歟!今欲重理舊學,使人人誦詩書,窺紀傳,吾之力有弗能已。若所以詔小子者,則今之教科書,固弗如《三字經》遠甚也。間常舉以語人,漸有信者。然諸所舉人事部類,其切者猶有未具,明清人所增尤鄙。於是重為修訂,所增者三之一,更定者百之三四,以付家塾,使知昔儒所作非苟而已。」

這時期出現的優秀新式蒙學課本,既吸收了啟蒙的新思想,尊重兒童的天性發展,又注意繼承傳統童書的種種優點,在啟迪現代公民觀念的同時,不丟掉傳統童書中具有普適意義的道德規範和人生哲理,且傳承和凸顯出了中國獨特的語言文字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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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國教科書——新國文》書影

和傳統的蒙學課本一樣,這些新式課本的內容也十分豐富,也是道德修養、歷史故事、典章名物、日用常識無所不包。所不同的是,新式課本的視野更加廣闊,早已跨出國界,華洋兼備,具有時代特色。在選取歷史故事和典故時,盡量保留那些有普適意義,不因時代變遷而失去價值的,刪除不適宜兒童與明顯「以不情為倫紀,誣衊了古人,教壞了後人」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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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國教科書——新國文》書影

在語言文字上,新式課本依舊採取韻文以及對偶句式寫作,文詞清麗、明快、悅耳、活潑,便於記誦,且更加註重故事性,杜絕枯燥的說教。在編寫上則循序漸進,由淺入深,並為低齡學童配了大量的插圖。

不論怎樣革新,中國蒙學課本有一個延續了兩千多年的傳統,直到清末民初也從未改變,那就是由社會賢達和大學問家親自動手編撰,真正是大師編小書。從秦代的李斯、漢魏六朝的蔡邕、顧愷之、宋代的朱熹、王應麟,到清末民初的章太炎、蔡元培、張元濟,不管是傳統的蒙學課本,還是新式的改良課本,莫不如此。

清末民初的蒙學課本經歷了思想最為激烈的一次碰撞,有人主張「復古」,有人主張「革新」,有人主張「改良」,並且因為當時蒙學課本的出版自由競爭,百花齊放,所以各種主張都被努力的探索實踐、辛苦耕耘著,但種種努力終因時代的突然進步而虎頭蛇尾,徒勞無功了。

除了蒙學課本,清末民初的革新之風為童書帶來了新的事物,那就是專為兒童創作的文學作品——兒童文學。西方兒童文學的出現和發展也比較晚,是啟蒙運動之後的新事物,沒有啟蒙運動對兒童觀的深刻改變,也就不會有兒童文學的誕生。中國兒童文學的出現較西方更遲,從清末到民初,特別是五四運動之後,才漸次鑽出了萌芽。兒童文學一經出現,便猶如春風拂面,童書的面貌醞釀著更大的改觀。

童書未來:觸碰孩子的心靈

兒童文學的誕生使插圖有了更大的施展空間。

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西方出現了圖畫和文字共同講述故事的圖畫書,它是脫胎於兒童文學的獨特藝術門類。插圖不再依附於文字,而是成為了書籍的主角,文字和圖畫象電影中的不同角色,互相配合,有些圖畫書只有人物的對話,沒有敘述文字,甚至還出現了完全由圖畫來講述故事的「無字書」,如同獨角啞劇一般。

當二十世紀走完他的最後兩年時,圖畫書和無字書開始走入中國孩子的視野,其發展蓬勃,方興未艾。童書的世界真的成了插圖的海洋。

新世紀伊始,展現在我們眼前的是一個史無前例的多元時代,中國正經歷著有史以來最好的時代。斷裂的傳統文化需要復興,今人更要從以往的經驗中獲得創新的力量。無論是「復古」、「革新」、還是「改良」,都可以在新世紀里找到施展的機遇和舞台。縱觀人類文化藝術發展的歷程,變化創新是主旋律,人類有童年就會有童書,未來的童書一定會呈現出我們今天難以想像的模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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