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中山先生語錄
孫文（1866年11月12日—1925年3月12日），字逸仙，是近代中國民主革命家，中華民國國父，中國廣東香山縣（今中山市）人。
「我抱歉我使你失望。我抱歉不能在中國古人所走的路上盡我的責任。如其我的良心允許我，我也願意遵守中國的法律做事，不是一味要遵守外國的法律。但是中國自己並不能盡自己的責任。我能不遵守已敗壞的習慣。你曾很慷慨地予我的產業，我很願意還給你。我不再有什麼要求。財富不足以動我心。金錢是中國的災害之一。金錢可以用之正當，也可以用之不正當，不幸在中國官場以金錢充賄賂，以致增加人民負擔。兄長，請你完全告訴我怎麼樣把產業交還給你。」 -- 回答兄長孫眉，1884年
「憶吾幼年，從學村塾，僅識之無。不數年得至檀香山，就傅西校，見其教法之善，遠勝吾鄉。故每課暇，輒與同國同學諸人，相談衷曲。而改良祖國，拯救同群之願，於是乎生。當時所懷，一若必使我國人人皆免苦難，皆享福樂而後快者。」〈在廣州嶺南學堂的演說〉，1912年5月7日
「精誠無間同憂樂，篤愛有緣共死生。」贈宋慶齡對聯，1922年
「從前人人問我，你的革命（與現代化）思想從何而來？我今直答之：革命（與現代化）思想乃正從香港而來，從香港此一殖民地而來。（英語原文：「Where and how did I get my revolutionary and modern ideas? I got my ideas in this very place; in the Colony of Hong Kong.」）」〈在香港大學的演說〉（又名〈革命思想之產生〉）。
「英國及歐洲之良政治，並非固有者，乃經營而改變之耳。從前英國政治亦復腐敗惡劣，顧英人愛自由，僉曰：『吾人不復能忍耐此等事，必有以更張之。』有志竟成，卒達目的，我因此遂作一想曰：『曷為吾人不能改革中國之惡政治耶？』」〈在香港大學的演說〉。
「歐美有歐美的社會，我們有我們的社會，彼此的人情風土，各不相同。我們能夠照自己的社會情形，迎合世界潮流去做，社會才可以改良，國家才可以進步。如果不照自己社會的情形，迎合世界潮流去做，國家便要退化，民族便受危險。」〈民權主義第五講〉，1924年4月20日
「正如上帝曾派遣耶穌到人間，同樣地，衪把我派遣到這個世上來。」臨終時對孔祥熙說，1925年3月
「天下為公」
「治本於農」
「逆天者必受殃，害人者終害已。」
「夫事功在百世，而權位不過一時。」
「亡國人世界無位置也。」
「建設難而破壞易。」
「感化就是宣言。」
「欲求文明之幸福，不得不經文明之痛苦。」
「有道德始有國家，有道德始有世界。」
「有志之士，當立心做大事，不可立心做大官。」
「為什麼要把向來統一的國家再來分裂呢？提倡中國分裂的人一定是野心家。」
「中國是一個統一的國家，這一點已牢牢地印在我國的歷史意識中，正是這種意識使我們能夠作為一個國家而被保存下，儘管它過去遇到了許多破壞的力量。」
「統一的方法，有輿論和武力兩種。」
「以天下為己任。」
「凡事有利於人者，未必有害於已。」
「人類進化之原則與物種進化之原則不同，物種以競爭為原則，人類則以互助為原則。」
「欲使國強，非人人習武不可。」
「聰明才智越大者，當服千萬人之務，造千萬人之福；聰明才智略小者，當服百十人之務，造百十人之福；至於全無能力者，當服一人之務，造一人之福。」
「單單是引進鐵路、火車、電話、電報這樣一些西方的物質文明措施，卻不進行政治改革，只能為國內的貪污腐敗敲詐勒索，打開更加廣闊的門路」[4]
「盡掃專制之流毒，確定共和，普利民生。」《臨時大總統就職宣言》，1912年
「世界潮流，浩浩蕩蕩，順之者昌，逆之者亡」從浙江觀潮返上海後題詞，1916年9月15日
「余以人民自治為政治之極則，故於政治之精神，執共和主義。」在日本與宮崎寅藏談論其革命宗旨與方法，1897年
「一個新的、開明而進步的政府必定要取代舊政府。當這一目標實現以後，中國將不僅能使自己擺脫困境，而且還有可能解救其他國家，維護其獨立和領土完整。在中國人中間，有高度文化素養的大不乏人，我們相信，他們必能承擔組織一個新政府的重任，為了把舊的中國君主政權改變為共和政體，思慮精到的計劃早已制訂出來了。」--與倫敦《濱海雜誌》記者談話，1911年11月
「人民群眾已經為迎接一個新型政權作好準備。他們希望改變政治和社會處境，以擺脫目前普遍存在的可悲的生活狀況。國家正處於緊張狀態，恰似一座乾燥樹木的叢林，只需星星之火，就能使它燃燒起來。人民已為驅除韃虜作好準備，一旦革命勢力在華南取得立足點，他們就會聞風響應。」-- 與倫敦《濱海雜誌》記者談話，1911年11月
「顛覆滿洲專制政府，鞏固中華民國，圖謀民生幸福，此國民之公意，文實遵之，以忠於國，為眾服務。至專制政府既倒，國內無變亂，民國卓立於世界，為列邦公認，斯時文當解臨時大總統之職。謹以此誓於國民。中華民國元年元旦。」 -- 大總統誓詞，1912年1月1日
「現代軍人，只懂軍事是不夠的；軍事以外，還必須了解政治。所以你到日本以後，應該注意考察政治。」-- 在上海法租界莫利愛路二十九號住宅與李宗黃談話，1918年7月
「許多人以為中國不適用民主政治，因為人民知識程度太低。我不信有這話，我認為說這話的人還沒有明白『權能』兩字的意義。」《逐件來解釋民眾間對國民會議的懷疑》（二）《開國民會議與人民知識程度無干》，時間不詳
「我他無所懼，唯恐同志受內外勢力的壓迫，屈服與投降耳。」臨終前與諸同志談話，1925年3月11日
「執信忽然殂折，使我如失左右手。計吾黨中知兵事且能肝膽照人者，今已不可多得；惟兄之勇敢誠篤與執信比，而知兵則又過之。」- 致書蔣介石，1920年10月29日
「陳逆之變，介石赴難來粵，入艦侍予側，而籌策多中，樂與余及海軍將士共死生。茲紀殆為實錄，亦直其犖犖大者，其詳乃未遽更仆數。余非有取於其溢詞，僅冀掬誠與國人相見而已。」- 蔣介石著：《孫大總統廣州蒙難記》序，1922年10月10日
「余之從事革命，建主義以為標的，定方略以為歷程，集畢生之精力以赴之，百折而不撓。求天下之仁人志士，同趨於一主義之下，以同致力，於是有立黨；求舉國之人民，共喻此主義，以身體而力行之，於是有宣傳；求此主義之實現，必先破壞而後有建設，於是有起義。」- 〈中國革命史〉
「余維歐美之進化，凡以三大主義，曰民族，曰民權，曰民生。」- 同盟會《民報》第一號發刊詞，1905年11月26日，東京
「三民主義的精神，就是要建設一個極和平、極自由、極平等的國家。不但在政治上要圖工商業的發達，一面是要圖工人經濟生活的安全幸福。」-- 《要圖工人經濟生活的安全幸福》，1919年6月
「三民主義，吾黨所宗；以建民國，以進大同。咨爾多士，為民前鋒；夙夜匪懈，主義是從。矢勤矢勇，必信必忠；一心一德，貫徹始終。」-- 手書黃埔軍官學校訓詞（中國國民黨黨歌詞，中華民國國歌歌詞）
「大家到鄉村去宣傳，有什麼方法可以講明白三民主義，令一般農民都覺悟呢？」--《要真為農民謀幸福》，1924年8月21日
「喚起民眾導之以奮鬥，實現革命繼之以努力。」-- 對中國國民黨同志共勉，1920年1月1日
「本大總統的性質，生平是愛革命，諸君要歡迎本大總統革命的性質。本大總統想要中國進步，不但是對於政治，主張非要革命，就是對於學問，也主張要革命；要把全中國人幾千年走錯了的路，都來改正，所以主張學問和思想都要經過一番革命。」-- 在桂林學界迎會的演說，1922年1月22日
「我們要革命的緣故，因為是知道了種族的束縛、政權的束縛、經濟的束縛種種不好的道理，所以要拚死命去打破他們。」--在桂林學界迎會的演說，1922年1月22日
「當俄國革命時，用獨裁政治，諸事一切不顧，只求革命成功……其能成功，即因其將黨放在國上。我以為今日是一大紀念日，應重新組織，把黨放在國上。」
「因為愛，所以革命。」
「革命之功用，在使不平等歸於平等。」
「為什麼十二年來，人民都以為禍亂是革命產生出來的？中國大多數人的心理，『寧為太平犬，不作亂離王』。這種心理不改變，中國是永不能太平的。因為有這種心理，所以樣樣敷衍茍安，枝枝節節，不求一徹底痛快的解決，要曉得這樣是不行的。你不承認十二年的禍亂是革命黨造成的么？民意大多數卻承認是這樣的。」 -- 在廣州全國學生評議會的演說，1923年8月15日
「革命的方法，有軍事的奮鬥，有宣傳的奮鬥。軍事的奮鬥，是推翻不良的政府，趕走一般軍閥官僚；宣傳的奮鬥，是改變不良的社會，感化人群。要消滅那一般軍閥，軍事的奮鬥固然是很重要；但是改造國家，還要根本上自人民的心理改造起，所以感化人群的奮鬥更是重要。」-- 在廣州中國國民黨懇親大會的演說，1923年10月15日
「事無大小，必須持以毅力，徹底做成功。平日立志，應該想做大事，不可想做大官。」 -- 在廣州中國國民黨懇親大會的演說，1923年10月15日
「我們採取了三種主義：民族、民權、民生。」 -- 在南京中國同盟會會員餞別會演說，1912年4月1日
「實現社會革命可能是很困難的，但革命成為事實的時候是迫近了。我們並不想揣測革命的實現會對國家帶來多少激烈的手段和危險。」 -- 在南京中國同盟會會員餞別會演說，1912年4月1日
「我們要國事和黨事分開辦。國事無論怎麼樣，這總是要辦的。」-- 在上海中國國民黨本部會議演說，1920年11月4日
「黨所重的是有一定的主義；為要行一定的主義，就不能不重在人。本來舊國家的政治也是重人，現代新國家乃重在法。但法從何來？須要我們人去造成他。所以黨的作用，也就不能不重人。黨本來是人治，不是法治。我們要造法治國家，只靠我們同黨人的心理。黨之能夠團結髮達，必要有二個作用：一是感情作用，二是主義作用；至於法治作用，其效力甚小。」 -- 在上海中國國民黨本部會議演說，1920年11月4日
「像美洲等國，可謂民權發達，怎麼還有革命的事發生呢？只為人民的生活太難，貧富的階級相去太遠，那社會革命的事自然就免不了……我們革命失敗，全是日本搗鬼」 -- 在上海中國國民黨本部會議演說，1920年11月4日
「須知現在人民有一種專制積威下來的奴隸性，實在不容易改變……一般人民還不曉得自己去站那主人的地位。我們現在沒有別法，只好用些強迫的手段，迫著他來做主人，教他練習練習。」-- 在上海中國國民黨本部會議演說，1920年11月9日
「宣傳就是勸人。要勸世人都明白本黨主義，都來傾向本黨，便要諸君自己先明白三民主義、五權憲法，知道怎麼樣去宣傳。到了知道怎麼樣去宣傳，那便是宣傳人才。要有很多的宣傳人才，非要辦一個宣傳學校，慢慢的養成不可。」 -- 在廣州中國國民黨懇親大會演說，1923年10月15日
「真正的全民政治必須先要有民治，然後才能夠說真是民有，真是民享。」--在廣州全國青年聯合會演說，1923年10月21日
「不能實行民權主義，便不能說是民治，不是民治怎麼可以說是民國呢？」-- 在廣州全國青年聯合會演說，1923年10月21日
「地方自治，是在兵事完結之後，把全國一千六百多縣都畫分開，將地方上的事情讓本地方人民自己去治，政府毫不干涉。」-- 在廣州全國青年聯合會演說，1923年10月21日
「東方的文化是王道，西方的文化是霸道；講王道是主張仁義道德，講霸道是主張功利強權；講仁義道德，是由正義公理來感化人；講功利強權，是用洋槍大炮來壓迫人。」-- 在神戶高等女校對神戶商業會議所等五團體演講，1924年11月28日
「余致力國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國之自由平等。積四十年之經驗，深知欲達到此目的，必須喚起民眾及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現在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務須依照余所著《建國方略》、《建國大綱》、《三民主義》及《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繼續努力，以求貫徹。最近主張開國民會議及廢除不平等條約，尤須於最短期間，促其實現。是所至囑！」-- 政治遺書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大聯合中央執行委員會親愛的同志：
我在此身患不治之症。我的心念，此時轉向於你們，轉向於我黨及我國的將來。你們是自由的共和國大聯合之首領，此自由的共和國大聯合，是不朽的列寧遺產與被壓迫民族的世界之真遺產。帝國主義下的難民，將藉此以保衛其自由，從以古代奴役戰爭偏私為基礎之國際制度中謀解放。我遺下的是國民黨，我希望國民黨在完成其由帝國主義制度解放中國及其他被侵略國之歷史的工作中，與你們合力共作。命運使我必須放下我未竟之業，移交於彼謹守國民黨主義與教訓而組織我真正同志之人。故我已囑咐國民党進行民族革命運動之工作，中國可免帝國主義加諸中國的半殖民地狀況之羈縛。為達到此項目的起見，我已命國民黨長此繼續與你們提攜。我深信你們政府亦必繼續前此予我國之援助。親愛的同志！當此與你們訣別之際，我願表示我熱烈的希望，希望不久即將破曉，斯時蘇聯以良友及盟國而歡迎強盛獨立之中國，兩國在爭為世界被壓迫民族自由之大戰中，攜手並進以取得勝利。謹以兄弟之誼祝你們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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