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納：現代法國的起源

授權轉自：保守主義評論

哲學園鳴謝

泰納 著 黃艷紅 譯

按：本文選自法國歷史學家伊波利特·泰納《現代法國的起源》（黃艷紅 等譯）「作者序」，吉林出版集團有限責任公司，201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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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9年，21歲的我成為選民，為此我深感困惑，因為我必須選擇15~20名議員，而且，按照法國人的習慣，我需要選擇的不僅是人，還有理論。按照別人的建議，我可以成為君主派或共和派，民主派或保守派，社會主義者或波拿巴主義者；但所有這類派別我都不是，甚至我本人也什麼都不是，有時候我真羨慕那些深信自己已然成為某種角色的人。在對各種學說略加了解之後，我覺得自己的思想中可能有某種空白。在別人看來很有根據的理由，對我卻不是這樣；我不能理解，為何人們能在政治中依據自己的偏好來作決定。我所了解的那些信念堅定的人，他們構想一部憲法就好像造所房子，憑藉的是最美好、最新穎、最簡單的圖紙，不過這種設計圖有好幾種：侯爵的公館、市民的寓所、工人的住宅、部隊的兵營、共產主義者的法蘭斯泰爾，甚至還有野蠻人的營帳。每個設計者都這樣談論自己的圖紙：「這就是人類真正的居所，也是每個有意識的人唯一的居住地。」在我看來，這樣的見解很不可靠：我認為，個人的喜好不具有權威性。我覺得，一所房子不能為建築師而建，也不是為了建房子而建，而是為即將棲身其中的主人而建。

然而，徵詢主人的意見，將法國人民未來的住房圖紙呈交給他們，這是顯而易見的表面文章和蒙蔽手法：在這種情形下，答案始終是由問題決定的，另外，即使答案是非強制的，法國也不會比我更有能力給出答案，因為1000萬個無知者依然形成不了一種認識。迫不得已之時，人民在要求給出意見時能說出他們喜歡哪種政府形式，但不是他們需要的政府形式；只有在實踐之後才知道：需要時間去檢驗政治寓所是否舒適、堅實、足以抵禦惡劣天氣，是否適應民風、不同的工作、人民的性格、他們的各種特點以及唐突行徑。然而，事實已經證明，我們從未對我們的政治寓所滿意過，80年的時間裡，我們已經13次拆毀和重建它，但所有重建都是徒勞，我們依然沒有找到合適的寓所。如果說別的人民更為幸運，如果說某些國家的政治寓所更為堅實並且維繫已久，那是因為它們是以獨特的方式構建起來的，它們以最初的厚實壩基為核心，以某個古老的中心建築為基礎，這個古老的建築歷經數次修補，但一直保存著，其擴建也是根據居民的需要，通過反覆摸索而逐步展開的。所有這些政治寓所中，沒有一個是根據某種新圖紙，參照單一的考量尺度而在瞬息間建成的。也許應該承認，要建立牢靠的政治寓所，沒有別的辦法；須臾之間發明一部合適且持久的新憲法，這個任務非人類思想能力所及。

總而言之，我所得出的結論是：如果有朝一日我們能發現我們需要的那所房子，那絕不會是按照時髦的方法發現的。我強調的是「發現」它——如果它存在的話—而不是從口頭上宣揚它。從這一點來說，我們的偏好毫無作用，自然和歷史事先已經為我們作出了選擇。一個民族所能進入並能「逗留」的社會和政治形態，並非民族的仲裁者所能擺布，而是由民族的性格和歷史決定的。即使在最些微的細節上，這種形態也應該以活生生的特性為依據來塑造——它正是要運用到這些特性之上，否則它就會破裂瓦解。因此，如果我們能夠找到我們的社會政治形態，那隻能是在我們進行自我反省之時，而且，我們對自己的認識越準確，便越是能釐清哪些東西對我們是合適的。所以，對於通行的方式，我們應該反其道而行之，應該在制定憲法之前審視一下這個民族。當然，這種審視工作比制定憲法的過程要長得多，也困難得多。這個偉大的民族歷盡滄桑而生存至今，為了全面準確地認識它，人們付出了多少時間，進行過多少研究，發表過多少不斷修正的見解，在思想和行動的各個領域內又有多少探索、付出了多少經年累月的辛勞！但是，若要避免憑空推理之後的虛妄建構，舍此別無他途，至少對我自己而言，我決心只在對法國進行研究之後，再著手尋找某種政治見解。

何謂現代法國？要回答這個問題就應了解這個法國是如何形成的，最好是作為一個旁觀者目睹其形成過程。18世紀末，法國經歷了一個變體過程，如昆蟲蛻皮一般。它昔日的構造解體了，它自己扯碎了最珍貴的組織，墮入致命的痙攣中。接著，在幾番抽搐和一陣難以忍受的麻木之後，它開始恢復。但它的構造已經不一樣了：經過一次無聲的內部改造，新法國取代了舊法國。到1808年，所有重要特徵都已最終確立下來：省、區、縣、市鎮；而其外部的分裂和縫合此後也絲毫未變：教務專約、民法典、法庭、大學、學院、省長、行政法院、稅收、稅務官、審計法院、整齊劃一的中央集權式的行政機構及其主要機關，所有這些都是一樣的；貴族、資產階級、工人、農民，每個階級從此都有了今日我們看到的境遇、趣味、情感和傳統。因此，新的創建既穩定又徹底，它的結構、本能和特性事先就已劃定其思想和行動的領域。在這個新創建物的周圍，其他的民族，無論早晚，都實現了這種從封建國家向現代國家的轉變，但它們都比法國要謹慎，而且有些民族取得了更好的效果；這種緩慢孵化的進程是普遍的，甚至是自發的。

但是，無論是新形態還是舊形態，弱者始終受強者蹂躪。有的民族轉化得太慢，它們的鄰人卻能羽翼豐滿地率先從蛹中破繭而出，這樣它們就只好受鄰人支配了。但轉變過於猛烈和迅速的民族同樣很不幸，因為它難以達到內部的平衡與和諧，而且，由於其領導機構行為過度，其深層器官發生變異，其維繫生命的養料逐步枯竭，因而註定會失去理智，陷人虛弱無力的境地，而它的鄰人卻更為平衡、更為健康！在法國於19世紀初形成的結構中，它的現代史的一些主要標誌線已經勾勒出來了：政治革命，社會烏托邦，階級分裂，教會的角色，貴族、資產階級和人民的行為方式，哲學、文學、藝術的發展、定向和偏移。這就是為什麼我們要理解當前的局面時，總會把目光投向舊制度醞釀大革命的那場可怕的分娩危機，以及孕育出新制度的那場大革命。

舊制度、大革命、新制度：我將嘗試準確地描繪這三種狀態。在此我斗膽聲明，我沒有其他的任何目的，請允許一個歷史學家像自然主義者一樣工作。我面對自己的課題就像面對一個昆蟲的蛻變一樣。另外，蛻變這一事件本身就是非常有趣的，應該對它本身進行考察，不必費力去排斥我們內心的想法。擺脫了各種成見的好奇心才是科學的好奇心，它會全力關注那些導致這令人震駭的事件的各種隱秘力量。這些力量是各個群體的境遇、激情、思想和意志，我們能夠認清它們，甚至能測量它們。它們就在我們眼底下，可資我們利用的不止是含糊的猜測、臆想和朦朧的徵象。由於某一特別的幸運，我們可以窺測人本身，以及他們的外表和內在。舊制度的法國人離我們的視野還非常切近。我們每一個人年輕的時候都能與那個已然消逝的世界的倖存者往來。他們的一些寓所保存至今，裡面的房間和傢具還保持原樣。藉助房間里的布置和版畫，我們可以重溫當時的家庭生活，我們能看到當時人的裝束、儀態和舉止。

通過他們的文學、哲學、科學、日記和通信，我們能夠重現他們的全部思想，乃至他們的親密交談。30年來從公共和私人檔案中面世的大量回憶錄引領我們從一個沙龍走向另一個沙龍，我們將能身臨其境。外國旅行者的信件和日記，則以其中立的描述，修正和補全這個社會的自畫像。這個社會會談論它所關心的一切事務，除了那些它認為當時人覺得乏味和熟悉的東西，除了在它看來太技術化的、平庸乏味的東西，以及那些涉及外省、市民、農民、工人、行政和家務的事情。我打算填補這些疏漏，我想認識法國，而不止是那個有教養有文化的法國人的小圈子。

承蒙毛里（Maury）先生襄助及布塔里克（Boutaric）先生的寶貴指點，我得以詳查舊制度最後30年中眾多督辦、商品稅稅務官（directeurs des aides）、總包稅人、法官、各個級別和各種類型的職員和個人的手稿文獻及通信，有關宮廷各部門的報告和記錄，176卷三級會議的會議記錄和文稿，1789~1790年軍官們的通信，宗教事務委員會數百箱文件中的信件、報告和詳盡的統計資料，1790~1799年各省行政機構和市政機構與部長們的94札通信，1801年底在任的國務參事的報告，執政府、帝國和1823年之前復辟時期省長們的通信，以及其他很有意義但不為人知、實際上大革命史學尚未見過的文獻。這些文獻至少能向我們展現活生生的人物形象：外省小貴族、教區神父、男女修士、城市中的律師、市政官員和市民、鄉間訴訟代理人和村莊的管事、農夫和工匠、軍官和士兵。這些文獻讓我們更為切近地詳盡觀察普通人的生存狀況，如教區神父住宅內部的陳設，修道院和市政會議的內部運轉，工人的工資，田野的物產，農民的稅負，徵稅員的工作，領主或高級教士的花銷，宮廷的收支排場和禮儀。正是由於這些文獻，我們能給出準確的數字，能知曉一天中每小時的工作，甚至能說出一次盛宴上的菜單、復原一個華麗的梳妝台。我們還知道瑪麗·安托瓦內特（Marie Antoinette）穿過的裙子的款式，它們按日期標示在紙上；此外，我們還能想像一位農民的衣著，仔細描繪他的麵包，說出製作麵包所用的各種麵粉的名字，並知道一斤麵包他需要花幾毛幾分錢。藉助這些材料，我們幾乎能夠成為那些歷史創造者的同代人；通過追蹤檔案館中那些發黃的紙張上面的陳舊字跡，我將嘗試讓這些創造者再度高聲陳詞。（1875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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