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國維《傳書堂藏善本書志》略述

王國維為近代學術宗師，其研究方法曰「二重證據法」。王先生於《古史新證》云：

吾輩生於今日，幸於紙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種材料，我輩固得據以補正紙上之材料，亦得證明古書之某部分全為實錄，即百家不雅訓之言亦不無表示一面之事實。此二重證據法惟在今日始得為之。

「紙上之材料」是一個內涵豐富的概念，因為所謂「材料」不僅僅是指古籍內容，倘若不能明了古籍流傳之跡，不能辨別版本之異同、優劣，就不能很好地利用文獻。王國維的「二重證據法」就是建立在豐富的新資料與深厚的文獻學素養基礎之上的。王國維在文獻學方面的素養與學術貢獻，不僅反映在一系列古籍研究成果，包括古籍題跋、校勘以及相關文章如《五代兩宋監本考》、《兩浙古刊本考》等等之上，他所編纂的《傳書堂藏善本書志》更是一部二十世紀最重要的目錄學與版本學著作，同時也是他的一項十分重要的學術研究成果。由於這部分量幾乎占王國維所有研究成果六分之一的著作長期未能面世，直到王國維離世近五十年時才在台灣影印出版，當時正值大陸的「文革」時期，許多大陸圖書館包括中國國家圖書館都未有收藏，因此這部重要著作對於許多大陸學人來說雖然久聞其名，但對其內容還是相當陌生的，值此國家圖書館藏王國維《傳書堂藏善本書志》稿本即將由國家圖書館出版社影印出版之際，特就相關情況作一簡要介紹。

一、傳書堂與傳書堂藏書

在中國近代著名藏書樓中，浙江南潯蔣氏傳書堂是非常著名的一家。1922年8月，王國維為蔣汝藻撰《傳書堂記》，詳細敘述了傳書堂的由來與蔣氏藏書的情況，云：

烏程蔣孟蘋學部，落其藏書之室，顏之曰「傳書堂」，蓋其先德書箴先生書室之舊額也。初，道、咸之間，西吳藏書家數蔣氏，書箴先生尊人子垕先生與季父季卿先生，以兄弟相師友，專攻小學，兼精讎校，大江以南，精槧名鈔，麕走其門。子垕先生藏書之居曰「儷籝館」，曰「茹古精舍」；季卿先生之居曰「求是齋」，皆有聲吳越間。無何，赭寇亂作，兩先生挾其書走海門，而季卿先生旋卒，書之厄於水火盜賊者幾大半。比子垕先生歿，先生悉推家產於諸昆弟，而獨取書籍二十篋，名其所居曰「傳書堂」，其風尚如此。孟蘋即先生長子也，幼傳家學，能別古書真偽，自官京師、客海上，其足跡率在南北大都會，其聲氣好樂，又足以奔走天下，故南北故家若四明範氏、錢唐汪氏、泰州劉氏、涇縣洪氏、貴陽陳氏之藏流出者多歸之。其於先世遺籍求之尤勤，凡舊籍之有「茹古精舍」、「求是齋」圖記者，估人恆倍蓰其直以相要市，孟蘋輒償之。藏書家知孟蘋者，間得蔣氏故書，亦頗以相贈遺，故孟蘋所得先世遺書，雖經兵火轉徙之後，尚不下百種，然以視其所自蒐集者，劣足當其百分之一，顧取先人舊額以「傳書」名其堂。……

蔣汝藻，字孟蘋，以實業致富，所得多購古籍、字畫，故其所藏聞名遐邇，與同里劉承幹之嘉業堂、張鈞衡之適園號稱江左藏書三大家。所藏文獻特點，一為宋元舊槧，一為名家抄稿本，一為明人文集。前人據《傳書堂書目》等統計，有宋版書88部，元版書105部，然吳修藝王國維據台灣影印本《傳書堂藏善本書志》統計，該書志共收錄宋元明清善本2700部、58768卷，包括宋本189部，元本128部，明本1668部，抄本831部，稿本84部[①]，其中紹興四年(1134年)序刊本《吳郡圖經續記》三卷，為我國現存最古的方誌；宋刊孤本《草窗韻語》六卷，用周密手跡摹寫上版，刊刻精雅，人稱「妖書」，故蔣汝藻以名其藏書樓。在傳書堂所藏抄稿本中，最著名者當屬《永樂大典》殘本，特別是其中四冊為《水經注》前半部，此為近代酈學研究者最為重視的文獻。根據王國維考證，《永樂大典》本《水經注》實從宋本抄出，在宋版《水經注》已無完帙的情況下，尤為珍貴。

傳書堂藏書的來源，多為江浙一帶舊家所藏，其中最多的是天一閣藏書。天一閣自明至清，關鑰甚嚴，故其藏書能夠保存四百年大致不散，但民國後天一閣屢遭盜竊，其藏書最後散出，蔣氏所得獨多，計有712部。此外，陳田聽詩齋所藏明人集部圖書235部、孔繼涵微波榭抄本30部、黃丕烈士禮居校跋本40餘部、陸心源十萬卷樓抄本20餘部也都先後輾轉入藏傳書堂。

1925年秋，蔣汝藻經營失敗，藏書散出。1926年蔣氏藏書質押浙江興業銀行（著名版本學家葉景葵為董事長），後興業銀行又以16萬元之價售予涵芬樓。蔣氏剩下部分明人文集於1932年售與北平圖書館。1932年東方圖書館毀於日寇轟炸，所幸事前館方已將部分涵芬樓舊藏善本包括部分蔣氏藏書540餘冊移存於租界內之金城銀行，得免於難。解放後，經鄭振鐸王國維介紹，這部分圖書由商務印書館賣給文化部後撥交給國家圖書館，其中21冊《永樂大典》由張元濟王國維代表商務印書館捐獻國家圖書館，這批《永樂大典》多數為密韻樓舊藏。至於傳書堂所藏宋元善本，則星散四方：其宋元本多歸劉體智[②]；部分歸張乃熊（適園張鈞衡子），後入藏台灣「中央圖書館」；部分輾轉歸潘明訓，後由潘氏捐贈國家圖書館[③]。傳書堂剩餘部分文獻由蔣谷孫（字祖詒，汝藻子）攜至台灣，最後入藏台灣「中央圖書館」，其中就包括著名的《全唐詩》底本，而蔣汝藻影宋手抄之《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則入藏美國伯克萊大學圖書館。

二、王國維與《傳書堂藏善本書志》

王國維與蔣汝藻及傳書堂結緣在1916年自日本歸國之後。1926年7月31日，蔣汝藻五十壽辰，王國維又作《樂庵居士五十壽序》相贈，其中述及兩人交往之因緣，云：

余與樂庵居士生同歲，同籍浙西，宣統之初，又同官學部，顧未嘗相知也。辛亥後，余居日本，始聞人言，今日江左藏書有三大家，則劉翰怡京卿、張石銘觀察與居士也。丙辰之春，余歸海上，始識居士，居士亢爽有肝膽，重友朋，其嗜書蓋天性也。余有意乎其為人，遂與定交，由是得盡覽其書。居士獲一善本，未嘗不以詔余，苟有疑義，未嘗不與其相商度也。余家無書，輒假諸居士，雖宋槧明鈔，走一力士取之，俄頃而至。[④]

王國維、蔣汝藻之相識與結交，首先是因為他們的政治理念相同，他們都自居前清遺民，加上彼此所好相同，對古代文獻都有特別的感情與愛好，因此與沈曾植（子培）、朱孝臧（古微）、張爾田（孟劬）、羅振玉（雪堂）、孫德謙（益庵）、劉承干（翰怡）等皆時相過從，討論學術，抄校古書，研究古籍版本，商討刊刻文獻等，陳乃乾云：

在民國十年（1921）前後，上海藏書家最著者，為劉氏嘉業堂、蔣氏傳書堂、張氏適園。三家皆浙江南潯鎮人，其搜羅之方法及性質互異。……傳書堂主人蔣君孟蘋，精力過人，除經營其輪船墾牧諸實業外，餘事購書，旁及書畫。皆親自鑒斷，不假手他人。海上學人若沈子培、朱古微、張孟劬、王靜庵諸人每晚集其家縱論古今，主人以口酬客，以手鈔書。其所影鈔宋版《魏鶴山集》六十四巨冊，首尾工整，無一率筆。可謂真知篤好之士矣。張劉兩家皆延繆筱珊編藏書目錄，孟蘋獨以此事屬之靜庵，亦具卓識。[⑤]

王國維之作《傳書堂藏善本書志》，事起於1919年9月[⑥]。先是，蔣汝藻於1917年延請吳縣曹元忠為其藏書編目，然經年無隻字提交。1918年1月1日王國維致信羅振玉云：

今日訪孫益庵，談及吳門曹君為蔣孟蘋編藏書目（月脩五十元），去歲不成隻字，今年重申明約束，約每月至少作跋二篇，而至今仍無隻字交卷。孟蘋宋本無多，然明刻善本及鈔校諸本約在千部以上，即使某君能每月交卷二篇，至十年後亦不過成四分之一。某君之事，明年斷不能連續，即使連續，竟多增一人，於孟蘋甚為有益，且工作能快意，薪水亦可增多。永意俟哈園明年事揭曉，當可與益庵謀之。好在我輩做事不肯素餐，此事在上海亦有人知之，此或有四五分成就也。

按曹元忠，曾受業繆荃孫，嘗受聘編纂內閣大庫見存書目。孫德謙，字益庵，吳縣人。因張爾田之介，王國維得與孫德謙結交，並曾為其《漢書藝文志舉例》作《後序》。是時，北京大學屢屢高薪禮聘，但因政治理念上的歧異，王國維皆婉辭不就。另一方面，迫於生計，王國維又亟欲謀此編目之事，於是在1918年7月9日致信羅振玉云：

蔣處有公函絕佳，但稍俟之則某君必有定奪。孫君（指孫德謙）雖言某君（指曹元忠）辦事之懶令人無可為力，然實與某君甚厚，而孫蔣亦甚厚，此時遽投公函，則孫君不免介意。若俟秋後某君事解決，以先生一函發起於外，而與孫圖其內，則四面圓滿，事亦易成。如某君仍舊，則助之亦佳。好在此事蔣君鑒於某君，現決無聘人之事也。[⑦]

後來曹元忠自己辭去了編目之事，王國維這才接任。王國維編纂書目，一般由蔣家派人用車按類分批送至上海王國維寓處。從現在存留下來的王國維致蔣汝藻、蔣谷孫的信札來看，王國維的編校工作極為勤勉，與前任之行事，判若天壤，由此亦可見王國維之為人[⑧]。

王國維編纂《傳書堂藏善本書志》從1919年9月至1923年5月初稿基本完成，但直到1924年7月才最後交稿，歷時將近五年[⑨]。趙萬里《王靜安先生著述目錄》謂「稿本似未全，且未分卷，藏於家，清稿在烏程蔣氏處」。趙萬里《王靜安先生年譜》系完稿事於1923年農曆3月，當公曆4、5月間。陳乃乾則云：

靜庵為傳書堂編藏書目錄，甫成經史子三部及集部迄元末，忽奉宣統南書房之召，遂棄而北行。後孟蘋商業失敗，以書質於××銀行，即據靜庵所編之目錄移交，故明人集部獨留。其經史子三部中之最精宋本數種，亦為蔣氏截留。當時××銀行點收之人非知書者，且以此為暫時抵押性質，故不注意及此。迨抵押期滿，書為涵芬樓收購，亦即由銀行移交。時傳書堂善本書雖全部歸於涵芬樓，而宋刻《草窗韻語》、《新定嚴州續志》、《吳郡圖經續記》、《館閣錄》、〈朱氏集驗方〉諸書獨歸他姓，而明人集部六百八十餘種則別售於北平圖書館。[⑩]

按，根據其他相關史料，陳乃乾之說恐不準確。1922年7月23日王國維致蔣谷孫的信中說：

頃將尊藏《千頃堂書目》校於張刻本，以為錄明人文集豫備，頃已校畢。其明人文集請飭車陸續送下，以便入錄為荷。[11]

1922年8月14日王國維致蔣谷孫的信中說：

前書錄畢，乞遣車換書為荷。此次明人集中孤本不少，而危太朴《說學齋稿》（菉竹堂本）盡在通行四卷本之外，尤為祕罕。想明人集中如此者必多。[12]

1974年台灣藝文印書館影印本《傳書堂藏善本書志》中也確已包括了明人著作，台靜農王國維在影印本後記中提到：「靜安先生北京講學猶攜初稿往，時加改正」。蓋王國維赴京時，書稿已經完成，只是部分內容後來還有修改補充。1923年4月16日王國維被命南書房行走，然因編目事延宕未赴，5月2日羅振玉致王國維信中催促說：「至孟蘋之目錄，若急於告成，則輪船箱裝寄京，亦無不便」[13]。5月7日王國維複信說：「此間蔣目已結束」[14]。不過，到王國維赴京後，蔣目仍未最後定稿。7月15日王國維在致蔣汝藻的信中說：

前月移居後，將尊藏明人集目排比一過，而尚有二、三十種為《千頃堂書目》所無，其人亦不易考，無法位置。尊藏如有《明進士題名錄》，擬檢一過，如《題名錄》無其人者，則可用《千頃堂目》例附於每朝之後，此書請與拙集一同寄來。[15]

大概當時全稿雖已草成，但明人文集部分尚未交稿，還在繼續編排，故在八月上旬致蔣汝藻的信中王國維又再次提到此事：

尊處書目明人專集已編排就緒，惟尚有二三十種無可歸類，須檢《明人進士題名》，若《題名》所無者，則置之每朝之後可耳。[16]

到8月23日，王國維在北京文友堂購得明、清進士題名錄[17]，因此明人集部遂得定稿。除明人文集部分還在繼續編排外，宋元部分也有修改。王國維在7月29日致蔣汝藻的信中說：

公之書目大致已修改完竣，惟宋元本諸種前在摘抄清本上已改一過，須兩本參合，將來可將彼本所改者錄入稿本乃完全耳。[18]

信中所提到的將兩本參合，因當時所交稿與現存謄清稿之間有何差異並不清楚，因此難以詳究。

《傳書堂藏善本書志》的修改定稿在1923年歲末，最後交稿在1924年7月。1924年2月6日王國維致蔣汝藻信云：

吾兄春間恐尚不能北來，兄之書目去歲已修改一次，本俟兄去冬至都面交，兄如知有妥便可寄，望示知。[19]

1924年7月中旬王國維致蔣汝藻信云：

書目二大包奉上。又《進士題名碑錄》十冊、魏三體石經拓本六張（此猶是去秋拓本，近拓太多，已有損字），奉充鄴架。……[20]

《傳書堂藏善本書志》按《四庫全書總目》分類，每種圖書著錄書名、卷數、作者、收藏印記、原書序跋及後人題跋等等，宋元舊槧及重要的稿本、抄本著錄頗詳，除註明行款等項外，還詳加考證，其中一部分後來獨立成文，收入《王國維遺書》之中。

三、《傳書堂藏善本書志》的版本

現存王國維所編《傳書堂藏善本書志》有兩種，內容差異頗大。

一種為《傳書堂藏善本書志》王國維自存稿本，後由王國維家人捐獻給中國國家圖書館，即此次國家圖書館出版社所據以影印者。

王國維自存稿本第一冊封面題《傳書堂藏書志》，內容文字塗抹修改甚多。在內容方面，王國維自存稿本有些部分較簡略，有些內容略而未記，有點大綱或摘要的性質。由於編目時蔣家分批將書送至王國維寓所，王國維在編目時隨編隨記，蔣家藏書可能並非完全按四部秩序排列，因此在王國維自存稿本中各書並沒有完全按四部分類法排列。此外，稿本中還包括了一些重要的宋元版書的校記，而在送交蔣家時，多數都已刪除。

由於稿本一直由王國維自存，王國維時常翻檢補記，甚至利用書稿空白處寫下了不少書志以外的文字，如：

《六經正誤》

《爾雅單疏校記》

《吳越春秋後》

《散氏盤跋》

《克鼎跋》

《跋楊紹莂》

《金石苑稿本跋》

《毛公鼎跋》

《北伯鼎跋》

《金刊本毛詩疏殘葉跋》

《宋越州本禮記正義跋》

《覆五代刊本爾雅跋》

《宋刊爾雅疏跋》

《五代沙州曹氏刻大聖毗沙門天王象跋》

《宋鉅鹿故城所出三木尺拓本跋》

《跋唐吳郡朱府君墓志銘》

《齊侯壺跋》

《兮甲盤跋》

《跋明拓石鼓文》

《西湖書院重整書目考證》

《浙本考序》

《校大典本水經注跋》

《吳越刻本寶篋印陀羅尼經跋》

上述文字，絕大多數被收錄進了《觀堂集林》和《觀堂集林別集》。此外還有《挽沈乙庵先生》、《羅君楚小傳》等以及一些王國維所作的詩詞。

另一種為《傳書堂藏善本書志》謄清抄本，趙萬里王國維謂凡三十餘巨冊，皆王國維「躬自繕錄」[21]，乃王國維編目結束後送交蔣氏者，著錄文獻也比王國維自存稿本多五百餘種。此本交蔣氏後，可能蔣汝藻父子又作了很多修訂補充，1974年台灣藝文印書館據以影印[22]。從藝文印書館影印本的內容筆跡來看，實與趙萬里王國維所云為王國維「躬自繕錄」相差甚遠。藝文印書館影印本一部分用「密韻樓寫本」豎行稿紙抄成，一部分用普通豎行稿紙抄成；一部分似為王國維手書，一部分則定為他人繕寫，並且字體不一，顯然抄錄者較多，甚至一葉中之多篇書志即由不同人抄成。

從內容上看，王國維自存稿本與1974年台灣藝文印書館影印的謄清抄本也有較大的差異，內容有不少的增刪。所增者，主要是謄清抄本補足了王國維原稿中略而未記的內容，這些絕大多數應該是王國維在謄清交稿時所補全者；所刪者，主要是王國維原稿中的文字校記部分。需要注意的是，在增加的部分，可能有一部分文字並非出自王國維之手，而是由蔣氏父子所補充、修改，如宋刊《爾雅疏》，王國維自存稿本第一冊第52-53葉文字如下：

爾雅疏十卷，宋刊本。

翰林侍講學士朝請大夫宋國子祭酒上柱國賜紫金魚帶臣邢昺奉敕校定。

《爾雅疏敘》：（每半頁十五行，三十字）[23]北宋舊板自宋迄明初先後修補，阮文達所見黃蕘圃藏本有明時補版，陸存齋所藏系用元至順間公牘紙印，此本首三卷所用公牘紙印，有洪武二年字，則又在陸本後，故每卷皆自宋迄明遞補之葉。第七卷自第八葉至末均是補刊，然行款一仍舊疏，字畫亦謹飭，蓋即用舊印本景刊。宋刊既亡，則補刊亦足珍矣。《玉海》四十一載：咸平四年九月丁亥邢昺上《孝經》、《論語》、《爾雅》正義，十月九日命杭州刻板。又四十二：景德二年六月庚寅國子監上新刻《公》、《谷》傳、《周禮》、《儀禮》正義印版（猶言印本）。先是，後唐長興中雕九經板本，而正義傳寫踳駁。太宗命刊板雕印，而四經未畢。上遣直講王煥就杭州刊板，至是皆備。又四十三：紹興十五年閏十一月，博士王之望請群經義疏未有板者令臨安府雕造。蓋二禮二傳《孝經》《論語》《爾雅》正義其板皆在杭州，唯太宗刊所刊五經正義板在舊都，時為金人輦之而北，其未有板者復行雕造。……《元西湖書院重整書目》有《爾雅註疏》，蓋即此單疏也。南宋後註疏本盛行，致此單疏亦謂之註疏耳。自元迄明初，尚複印行。此本紙背所有公牘文字皆山陰、蕭山二縣事，是此本印於吾浙之證也。

1974年台灣藝文印書館影印謄清抄本第一冊第66葉後有關於《爾雅疏》的一段文字：

爾雅疏十卷，宋刊本。

（宋）翰林侍講學士朝請大夫守國子祭酒上柱國賜紫金魚袋臣邢昺等奉敕校定。

序

每半葉十五行，行三十字，宋南渡後重刊北宋監本，中有元明補刊之葉。此書海內舊有二本，一藏袁氏五硯樓；一藏黃氏士禮居。黃本合周香岩、顧墨痴兩家殘本配成。周藏前三卷，顧後七卷。後袁本歸黃氏，黃氏乃以己所藏本售諸海寧陳仲魚，即此本也。仲魚《經籍跋文》記得書本末及此書佳處甚詳。吾郡陸氏十萬卷樓所藏又別一本。今袁本已佚，陸本又流出海外，惟此本為碩果矣。袁本據阮文達校勘記謂多明補之葉，陸本用元至順公牘紙印，此本前三卷亦用公牘紙，屢見「洪武二年」字，則為明時印本矣，故每卷中皆有元明補刊之葉。卷七一卷補葉殆居其半。陸存齋先生序其所刊《爾雅疏》謂此書為咸平原刊，宋元修補。海寧王君靜安為余跋此本，據書中欽宗嫌名荁字、高宗諱構字皆闕末筆，定為南宋監本，其言曰：宋初刊五經正義成於淳化五年；七經正義成於咸平四年，南宋重刊諸經正義成於紹興末年，北宋監本諸經悉為金人輦之而北，故南渡即行重刊。……

整個書志並附校記，達14葉之多，不僅筆跡與此篇之前的稿本《八音樂器總說》和之後的元刊本《爾雅》迥然不同，甚至沒有標註葉碼，其後的元刊本《爾雅》的葉碼緊接《八音樂器總說》，並且在同冊中第70-72頁又有一篇宋刊十卷本《爾雅》的書志，顯然這篇宋刊十卷本《爾雅》的書志及校記都是後來增加的。從內容上看，不僅文字與王國維自存手稿差異很大，也與同冊中重出的宋刊十卷本《爾雅》書志有所不同，例如「黃本合周香岩、顧墨痴兩家殘本配成。周藏前三卷，顧後七卷」一句即系後來添加。值得注意的是，藝文印書館影印本中還有「海寧王君靜安為余跋此本」一句，此外在明覆宋本《春秋經傳集解》三十卷書志之末有「有姑丈及先大父藏印」、元刊本《春秋屬辭》十五卷《春秋左氏傳補註》十卷《春秋師說》三卷附錄二卷書志之末有「有先大父名印」，諸如此類情況，在藝文印書館影印本中頗多。因此，根據上述情況推斷，王國維在交稿後，蔣氏父子不僅請人進行重抄，同時還對原稿進行過修訂、重編，甚至有些篇章就是出自蔣氏父子之手，而非王國維。

除《傳書堂藏善本書志》外，關於傳書堂之藏書還有多種簡目傳世，如鄭振鐸藏《傳書堂善本書目》十二卷補遺一卷抄本，今歸國家圖書館；國家圖書館又藏有《傳書堂書目》四卷抄本（亦西諦舊藏）、《傳書堂善本書目》十二卷補遺四卷等多種抄本。上海圖書館所藏，其情形大致與國家圖書館相同。這些抄本，有些內容至元人集，缺明人文集部分；也有專錄明人文集。據吳修藝王國維分析，這與當年傳書堂流出時所受單位有關，無明人集部分可能出自涵芬樓所得部分，而《補遺》部分內容主要為明集，因此可能為北平圖書館所得傳書堂之清單[24]。另外，王國維受聘編纂者為善本書的藏書志，並非蔣氏所有藏書，而蔣氏之藏書目錄當是蔣氏自編。

四、結語

王國維所纂《傳書堂藏善本書志》並不僅僅是一種普通的私家藏書目錄，而是中國目錄版本學史上一部經典性著作，其重要性不僅在於它著錄了一大批民國時期最重要的藏書家蔣汝藻所藏之宋元舊本、稿本和抄校本，以及一些重要的明人文集，更在於在其考訂、編纂方法在學術上對後人的啟迪。

王國維編纂《傳書堂藏善本書志》的五年中，正是他學術研究活動最為旺盛的時期，尤其是這一段時期與他來往者許多是著名的藏書家、版本目錄學家，他們相互之間借抄圖書、校勘舊籍，這些活動也對《傳書堂藏善本書志》的編纂提供了幫助。《傳書堂藏善本書志》中大量的研究性內容如各種版本異同的比較、不同版本之間關係的研究等等都是王國維整個學術交往與學術研究活動的結果。因此，《傳書堂藏善本書志》不僅像清代一些著名藏書目錄那樣詳細著錄了宋元舊本的行款、藏印以及前人的序跋因而為後人提供了重要的文獻學參考資料，同時，王國維通過某一特定文獻各種不同版本的綜合研究，如根據古籍行款變化、文字剜改刪節等等情況對文獻的版本流傳之跡、不同版本之優劣細加考訂，從而得到了許多重要的研究成果，如對宋刻諸經注、疏本的綜合研究，弄清楚了五代、北宋監本以下各種版本遞嬗之源流，這對於古籍版本的研究與鑒定有重要的意義；通過對《水經注》各種版本的綜合研究，弄清楚了《水經注》自宋以來各種刻本、抄本之間的相互關係和《永樂大典》本之所自出以及趙、戴、全校本《水經注》之間的關係。

另一方面，《傳書堂藏善本書志》的編纂不僅是王國維的一項重要學術活動，這項工作也為王國維的其他學術研究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幫助。王國維身後留下的大量批校文字[25]，其中參校之本許多是據蔣氏密韻樓藏本。王國維的學生、著名的目錄學家姚名達曾經寫道：

靜安先生所以有如此成就，固由其才識過人，亦由其憑藉彌厚。辛亥以前無論矣，辛亥以後至丙辰，則上虞羅氏之書籍、碑板、金石、甲骨任其觀摩也；丙辰以後至壬戌，則英倫哈同、吳興蔣氏、劉氏之書籍聽其研究也；癸亥、甲子，則清宮之古本、彝器由其檢閱也；乙丑以後至丁卯，則清華學校之圖書稟其選擇也。計其目見而心習者，實至可驚，人咸以精到許先生，幾不知其淵博尤為有數。返觀身後所遣藏書，則寥寥萬卷，無以異人，古物尤不數數覯，後之學者，可以省矣！[26]

或者可以這樣說：王國維之編纂《傳書堂藏善本書目》，成就了二十世紀一項重要的文獻學研究成果；蔣汝藻之聘王國維編纂《傳書堂藏善本書目》，又為王國維的學術研究提供了十分重要的文獻保障和研究對象，促成和幫助他產生了一大批重要的學術研究成果。

注釋：

[①] 吳修藝：「王國維《傳書堂藏善本書志》研究」，《王國維學術研究論集》第二輯，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87年5月。力案：這組數字有誤，宋元本加抄稿本和明本，總數應該是2900部。

[②] 倫明：《辛亥以來藏書紀事詩》（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云：「宋元本多歸劉晦之」。

[③] 如宋刻《嘯堂集古錄》。

[④] 《觀堂遺墨》，陳乃乾編，民國石印本。

[⑤] 《陳乃乾文集》，虞坤林整理，第8-9頁，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09年4月。

[⑥] 王國維1909年9月30日致羅振玉函云：「蔣氏書先送來經部易類十四種。一汲古影宋寫本《漢上易傳》十一卷，附《漢上先生履歷》一卷。此書自宋以來著錄本均不聞有《履歷》，現擬覓通志堂本一對，恐未必有也。此外元本《周易傳義附錄》，則經拜經舊藏。又有鄭桐庵先生《周易廣義》手稿（存下經卅二卦），不分卷，無書題，但有「鄭敷教印」、「士敬」、「滎陽」諸印，行草極似朱子《論語集注稿》，四庫存目中有此書四卷，殆有刻本歟？（劉寅生、袁英光編《王國維全集·書信》，第296頁，中華書局，1984年3月。袁英光、劉寅生《王國維年譜長編》系此事於同年11月，恐誤。

[⑦] 劉寅生、袁英光編《王國維全集·書信》，第264頁，中華書局，1984年3月。

[⑧] 1918年1月7日王國維致羅振玉信云：「……永居上海二年，於此間社會情形乃稍詳悉，無論公私皆腐敗顢頇至無可言。如吳下曹君者，蔣孟平延之校書，乃終年未有一字。編《通志》者亦大半如是。……」 劉寅生、袁英光編《王國維全集·書信》，第237-238頁，中華書局，1984年3月。

[⑨] 袁英光、劉寅生編《王國維年譜長編》謂王國維編《密韻樓藏書志》歷時二年余，誤。

[⑩] 虞坤林整理《陳乃乾文集》第9頁，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09年4月。

[11] 劉寅生、袁英光編《王國維全集·書信》，第322-323頁，中華書局，1984年3月。

[12] 劉寅生、袁英光編《王國維全集·書信》，第326頁，中華書局，1984年3月。

[13] 劉寅生、袁英光編《王國維全集·書信》，第564頁，中華書局，1984年3月。

[14] 劉寅生、袁英光編《王國維全集·書信》，第565頁，中華書局，1984年3月。

[15] 劉寅生、袁英光編《王國維全集·書信》，第358頁，中華書局，1984年3月。

[16] 劉寅生、袁英光編《王國維全集·書信》，第362頁，中華書局，1984年3月。

[17] 劉寅生、袁英光編《王國維全集·書信》，第365頁，中華書局，1984年3月。

[18] 劉寅生、袁英光編《王國維全集·書信》，第361頁，中華書局，1984年3月。

[19] 劉寅生、袁英光編《王國維全集·書信》，第390頁，中華書局，1984年3月。

[20] 劉寅生、袁英光編《王國維全集·書信》，第401頁，中華書局，1984年3月。

[21] 趙萬里：「靜安先生遺著選跋·《傳書堂藏書志》（稿本）」，《王國維學術研究論集》第一輯，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83年9月。

[22] 此本後來又被1976年台灣大通書局影印的《王國維先生全集（續編）》收入。

[23] 此數字在王國維自存稿本中被刪除。

[24] 吳修藝：「王國維《傳書堂藏善本書志》研究」，《王國維學術研究論集》第二輯，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87年5月。

[25] 參見趙萬里所編《王靜安先生手校手批書目》，《王國維先生全集附錄》，台灣大通書局，1976年。

[26]「友座私語」，《國學月報》第二卷第八期「王靜安先生專號」，1927年10月。

如需參與古籍相關交流，請回復【善本古籍】公眾號消息：群聊

歡迎加入善本古籍學習交流圈

喜歡這篇文章嗎？立刻分享出去讓更多人知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