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小說中的禪趣

汪曾祺出生於水鄉高郵，抗戰期間，他離開家鄉外出求學，就讀於西南聯大中文系，深受中國傳統文化熏染。自然山水的啟悟、家鄉文化氛圍的熏陶、隨遇而安的處事態度，使汪曾祺的思想底色上烙有深刻的禪宗印記。禪宗思想浸透到汪曾祺小說的主題意蘊和敘事藝術之中，也使其作品的字裡行間流溢出明顯的禪趣。

書寫禪靜隨性的世俗生活

汪曾祺十分推崇蘇軾詩中「靜故了群動，空故納萬境」的空靜觀。他認為「唯靜，才能觀照萬物，對於人間生活充滿盎然的興緻。靜是順乎自然，也是合乎人道的」。（汪曾祺《無事此靜坐》）這種審美靜觀心理的養成一方面得益於莊子的「心齋」「坐忘」等美學主張，另一方面也潛隱著禪宗思想的影子。禪宗認為，審美觀照，既不住有，也不住空，即空即有，非空非有，頓悟見性。心靈澄澈寧靜，萬象則歷歷分明。心空則萬物自由鮮活，生機勃勃。寧靜而不枯寂，空無而生萬有。這種融合了佛道思想的禪靜之心是一種純粹的審美心態。汪曾祺在創作構思時喜歡靜坐，小說創作往往都是「心閑氣靜一揮」而成的。以這種禪靜之心觀照社會人生，書寫凡俗生活，自然會使其作品具有濃厚的禪意。

汪曾祺小說所寫的多是凡人俗事。他描繪三教九流的凡夫俗子，展現市井小民的日常生活。如《收字紙的老人》中的老白，孤身一人，挨家收字紙，雖粗茶淡飯，但也怡然自得。《釣魚的醫生》里的王淡人日常生活無非是診病、送葯、釣魚，但他活得洒脫自在。《雞鴨名家》里的余老五平時生活悠閑自在，但在「炕蛋」期間，謹守本分，兢兢業業。即使在其代表作《受戒》中的和尚們，他們的生活也是世俗化的。汪曾祺筆下的這些人物不沉溺於生活的悲戚，安於日常當下，樂天知命，憑著一顆純然之心，順其自然地生活，在不同程度上體現出了禪的境界。

營造空明澄澈的小說意境

汪曾祺小說世界中人物的日常行住坐卧處處有禪，這使得他的小說具有了情景交融、神與物游、虛實相生的特徵，在小說中營造出了空明澄澈的禪宗意境。

《受戒》《大淖記事》《釣魚的醫生》和《雞鴨名家》等小說無不意境淡遠，禪意綿長。小說《大淖記事》開篇就是對大淖四季風景的描寫。這裡春天一片翠綠，夏天蘆荻吐穗，秋天四野枯黃，冬天白雪覆蓋。不同季節的風景變幻中回蕩著自然的韻律。小說接著敘述了大淖周邊的一幅幅風俗畫。周邊百姓的是非觀念、道德標準與街里穿長衣念過「子曰」的人完全不同。這裡女人和男人的心情好壞，只有一個標準，即心裡是否「情願」。《大淖記事》描繪的風景、風俗和故事都貫穿著隨緣任運、自由自在的禪意，從而呈現出澄明的意境。

在《釣魚的醫生》中，主人公王淡人有一次冒著生命危險去給被洪水圍困的村民治病。即使對於這種急公好義的壯舉，汪曾祺也並沒有進行過多的渲染，而是點到即止。王淡人竭盡全力為身無分文的汪炳治病，把他留在家裡住，管吃、管喝。汪炳把王淡人留著配藥的一塊雲土抽去了一半，把王淡人祖上傳下來的麝香、冰片也用去了三分之一。妻子問王淡人：「你給汪炳用掉的麝香、冰片，值多少錢？」王淡人則笑著說：「沒有多少錢。——我還有。」對於王淡人的這些行為，作者本可以將其寫得慷慨感人，但是他並沒有這麼處理，而是用平緩自如的筆調，凸顯出他淡泊隨緣而又不失堅韌的性格。這篇小說從多個角度表現了王淡人「一庭春雨，滿架秋風」的淡然心態，同時也營造出一種悠遠澄澈的意境。

追求隨事延展的敘事結構

不同於情節曲折、結構嚴謹的傳統小說，汪曾祺小說的敘事結構隨事延展，自由隨意，靈活多樣。他曾說，「我認為一篇小說的結構是這篇小說所表現的生活所決定的。生活的樣式，就是小說的樣式」。（汪曾祺《思想·語言·結構》）汪曾祺的這種藝術追求，依然滲透著禪宗「隨緣任運」的精神。「隨緣任運」在其小說敘事中的表現就是隨事延展，為文無法，行雲流水，不刻意為了文學成規而削足適履，也不會扭麴生活的常理。但在「隨緣」中不隨波逐流，也不固守成規；同時在「任運」中忠於生活的本來面目，呈現本心。

《受戒》等小說的敘事結構脫離了傳統小說起承轉合的情節模式，也不刻意營造戲劇性衝突，而是信馬由韁、娓娓道來。《受戒》敘述了荸薺庵里五個和尚的故事，一個故事接著一個，但故事之間並沒有因果關係，作者只是將其連綴起來並置在小說中，敘事結構類似「畫簿」。小說《歲寒三友》更像是國畫「歲寒三友圖」，「三友」相對獨立，僅靠一股「寒氣」將它們聯繫起來。小說里的三個人物王瘦吾、陶虎臣和靳彝甫也各自上演著自己的故事，在作品中各佔一塊。朱光潛在評論京派作家廢名的小說《橋》時，概括了這種「畫簿」式結構的特點。他說：「《橋》里充滿的是詩境，是畫境，是禪趣。每境自成一趣，可以離開前後所寫境界而獨立。它容易使人感覺到『章與章之間無顯然的聯絡貫串』。」汪曾祺作為京派代表人物之一，承其流風遺韻，小說敘事也傾向於採用這種「畫簿」式結構。

汪曾祺的小說衝破了詩歌、散文和小說的文體邊界，形散而神聚，不合小說的一般規矩，而又親切自然。這就是人們常說的汪曾祺的小說情節淡化或無情節。其小說創作的這一特徵與禪宗隨緣任性、順其自然的意趣有很大關聯。

運用空靈雋永的詩化語言

宗不隻影響了汪曾祺小說的主題意蘊和敘事結構，其小說語言也頗具禪趣。禪宗「頓悟見性」的直覺思維方式融入了汪曾祺小說語言的創造過程。在禪宗看來，「頓悟」是見性成佛的唯一途徑，不由階漸，當下即成，超越知性，單憑直觀。汪曾祺的小說語言，句與句之間的跨度較大，往往超越了知性邏輯，不涉理路，很多時候不採用合乎一般語法的句式。比如「老白粗茶淡飯，怡然自得。化紙之後，關門獨坐。門外長流水，日長如小年」。（汪曾祺《故人往事·收字紙的老人》）這種詩化的語言只是直觀地描述眼前的景象，依靠直覺鋪排詞句，詞與詞、句與句並置而立，留下了大量「空白」，從而營造出空靈的意境。如果仔細品味，這些「空白」之處含有綿長的詩意，具有言有盡而意無窮的藝術效果。

好問曾論及禪與詩歌創作的關係，他說，「詩為禪客添花錦，禪是詩家切玉刀」。（《答俊書記學詩》）此語也可以用來概括禪與汪曾祺小說創作的關係。汪曾祺用小說的形式來書寫禪意、營造禪境、呈現禪趣；同時，禪宗思想也讓他的小說具有了空明澄澈的美學特徵。二者交相輝映，使汪曾祺的創作成為中國當代小說史上一道獨特的風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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