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畫里的小毛驢，也這麼有文化

書畫 06-12

在中國的歷史上，

毛驢的確是和文化人交誼匪淺，

從這一角度而言，

中國的毛驢也確可稱得上是

有文化的毛驢。

范寬《溪山行旅圖》局部，台北故宮藏

關於驢，一向有很多不恭敬的說法，

如蠢驢、懶驢、犟驢、呆驢、笨驢等等。

明代徐渭《驢背吟詩圖》軸，台北故宮藏

其實驢待人不薄，惠人很多。

驢吃得差，幹活多，可說任勞任怨。

驢皮做了阿膠，

驢肉更是「天上龍肉，地上驢肉」的極品美味。

人們對驢的誤解和輕蔑，

完全是因為人的「卸磨殺驢」和忘恩負義。

雖然如今驢已淡出大多數人的生活，

但細細想來，驢之功勞大矣，

而且驢還是很神奇、很有文化。

宋代朱銳《溪山行旅圖頁》絹本，上海博物館藏

毛驢的行走速度比較慢，

性情更溫和，腳步更穩健，

所以在交通不發達的古代，

毛驢是一種重要的交通運輸工具，

在歷代行旅圖中都有體現。

然而，在有些古畫中，

毛驢並不僅僅是種交通工具。

郭熙《雪山行旅圖軸》局部，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宋代孫光憲的《北夢瑣言》中記載，

唐代有人詢問詩人鄭棨近來是否寫有新詩，

鄭棨回答：

「詩思在灞橋風雪中的驢子上，此處何以得之？」

此後，表現詩人騎驢游山涉水尋詩覓句的題材

逐漸為畫家們所青睞。

金代佚名《太古遺民江山行旅圖》局部，美國納爾遜博物館藏

「舉世多少人，無如這老漢；

不是倒騎驢，萬事回頭看。」

這是《東遊記》里寫張果老的一首打油詩。

張果老是道教八仙之一，

他平時總是倒騎著一頭毛驢，日行萬里。

他的驢就是一頭神驢，

不騎的時候，可以摺疊起來，收入皮囊中，

頗有點現代摺疊自行車的味道。

愛倒騎毛驢的，除了張果老，

還有滑稽、智慧、樂天的阿凡提，

他騎的毛驢也很神奇。

當然，這都是傳說中的事。

不過，毛驢倒是和文人有著不解之緣。

元代佚名《秋山行旅圖》局部，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早在漢代，東方朔就寫過驢，

「駕蹇驢而無策兮，又何路之能極？」

魏晉時名士阮籍為東平太守，

「便騎驢逕到郡」，十餘日後，又騎驢而去，

優哉游哉，瀟洒得很。

《世說新語》記載：

「王仲宣好驢鳴，既葬，魏文帝臨其喪，

顧語同游曰：『王好驢鳴，可各作一聲以送之。』

赴客皆一作驢鳴」。

李白、杜甫也都愛騎驢，

前者有《李白騎驢圖》為證，

杜甫則寫過「騎驢三十載，旅食京華春」等詩句。

宋代大詩人陸遊的詩句

「此身合是詩人末？細雨騎驢入劍門」，

更直接點明了自己與驢的親密關係。

唐代苦吟詩人賈島騎著一頭驢，

為「僧推月下門」用「推」字還是「敲」字，一路低頭「推敲」，

驢竟衝撞了高官韓愈的儀仗隊，

韓愈問明緣由，便和賈島一起「推敲」起來，

並認為「敲」比「推」更好，從此留下一段文壇千古佳話。

唐代的「詩鬼」李賀，

也是每天騎著驢轉悠，四處尋覓靈感，

得了佳句就馬上寫下來，

投入背上的一隻破錦囊內。

可以說，

騎驢在某種程度上已成為中國詩人的一種標準形象，

就像《唐詩紀事》中說的那樣，

「詩思在灞橋風雪中驢子上」。

元代姚廷美《雪山行旅圖》局部，大都會博物館藏

不但詩人愛驢，畫家對毛驢也情有獨鍾。

早在北宋時期，

就有個叫朱子明的畫家

因為擅長畫驢而受到徽宗皇帝的賞識。

近現代畫家中的畫驢高手也層出不窮，

畫家黃胄以畫驢名聞天下，

趙望雲更是因為畫驢出色而獲得了「趙望驢」的雅號。

其實，早在清朝初年，就有個畫家自號為「驢」，

他就是八大山人朱耷。

除了在畫上使用「驢」字款之外，

還有「驢書」「個山驢」「驢屋」「驢漢」「技止此耳」等

諸多相關題款或印章，

而朱耷的耷字，也有大耳朵驢的意思。

八大山人為什麼要以「驢」為號呢，

除了有禪宗思想「騎驢覓驢」喻其在現象之外找真實，

應當還有恨自己當了和尚

無力對抗清政府的自嘲和諷喻之意，

因為和尚被世俗罵為「禿驢」，而他做了多年和尚，

於國無補，是一種驢子般的愚蠢行為。

明代戴進《關山行旅圖》局部，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文化人飛黃騰達時，

當然「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盡長安花」，

此時自然要選擇漂亮有型的駿馬為坐騎，

獃頭獃腦的毛驢何嘗能入法眼？

八大山人書《酒德頌》

但多數文人在多數時間都是懷才不遇的，

經濟上也大多窘迫，

這時能有一頭毛驢作為乘騎工具，

已是相當不錯，

而這頭驢還常常只能是疲驢、瘦驢、老驢、蹇驢，

雪花打帽風攪須，寬衣破靴騎蹇驢」。

此時的文人與毛驢，

可以說是惺惺相惜，「相看兩不厭」了。

八大山人仿黃庭堅書法，落款一個字：驢！

關於毛驢與文人的關係，還有非常有趣的典故。

毛驢的叫聲，往往被認為粗野鄙俗，嘶啞破裂，不堪入耳。南北朝時期出現的成語「驢鳴犬吠」，就藉以形容詩文、語言拙劣。

而在漢末魏晉，驢鳴卻因為幾個人而成為雅事，流傳千古。

據《世說新語》記載：

王仲宣好驢鳴。既葬，文帝臨其喪，顧語同游曰：王好驢鳴，可各作一聲以送之。赴客皆一作驢鳴。

王武子喪時，名士無不至者。子荊後來，臨屍慟哭，賓客莫不垂涕。哭畢，向床曰：卿常好我作驢鳴，今我為卿作。體似真聲，賓客皆笑。孫舉頭曰：使君輩存，令此人死。

王仲宣即王粲，是東漢末年「建安七子」之一，擅長詩賦，與後來的魏文帝曹丕關係很好。他去世後，曹丕出席葬禮，因王粲生前喜歡學驢叫，所以曹丕提議賓客學驢叫為王粲送行，於是葬禮上驢鳴聲此起彼伏。

王武子即晉代名士王濟，子荊即孫楚，兩人就是「漱石枕流」典故的主角。孫楚年少時想隱居，本想跟王濟說：「我要枕石漱流。」結果一時口誤，說成了「漱石枕流」。王濟說：「流水不可枕，石頭不可漱。」孫楚說：「之所以用流水為枕，是要洗耳；之所以用石頭漱口，是要砥礪牙齒。」

王濟死後，孫楚在屍體前痛哭，並學驢叫為其送行，由於學得惟妙惟肖，惹來賓客嗤笑。這說明，即便魏晉時代個性自由，前有曹丕驢鳴送葬的典故，驢鳴之癖在當時也並不普遍，頗顯怪異荒誕，畢竟驢鳴叫的聲音並不悅耳。

明代唐寅《騎驢歸思圖》，上海博物館藏

東漢著名的孝子戴叔鸞學驢鳴是為了逗母親開心，那麼，他們幾個文人名士又為什喜歡驢鳴？

有人認為，王粲是借學驢叫顯示自己的卓爾不群，排遣內心懷才不遇的悲涼；孫楚則恃才傲物，驢叫就是他和王濟之間的弦歌雅音，類同於伯牙與鍾子期之間的一曲高山流水，以驢鳴代替悲歌，表達失侶喪友之痛。魏晉時局動蕩、暴君迭出、政治高壓，不少橫衝直撞的知識分子都死於非命。這種死亡的陰影，必然迫使一些文人尋求一種不關政治的方式，來宣洩內心的苦楚和恐懼，學驢叫是一種比較幽默、憤世嫉俗的方式而已。

再看看春秋哥筆下的各種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