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研1.5代移民的七年留學觀察
來源：中國科學報
作者：韓天琪
「1.5代移民」常被用來指稱那些在幼年或少年時期移民至他國的人。
不同於一代和二代移民，他們是「夾縫中的一代」——身上帶有來自祖國文化的影響，又要在一個新的文化中被社會化。他們是兩種不同文化的組合體，也時刻感受到異質文化間的撕扯和矛盾。
這種不同文化間的碰撞體現在留學生群體身上，便被放大成為不同科學文化之間的張力。
對那些在國內接受了良好本科教育、繼而赴國外攻讀博士學位的「科研1.5代移民」來說，留學生活觀察到的種種現象帶給他們的思考和衝擊，直接指向我們應如何塑造科學文化的根基。
「內行評同行」VS「外行管內行」
自七年前畢業赴美攻讀理論物理博士開始，張徹就完全沉浸在他的思想實驗中了。
與和他同時赴美攻讀無機晶體材料的同學常遠不同，張徹的博士生涯沒有做不完的實驗、改不完的paper。他要做的是更基礎、更原創的理論研究。
都說「理論研究要靜下心來坐冷板凳」，張徹這張「冷板凳」一坐就是7年，他從讀博伊始便沒有選擇繼續研究導師所提出的理論方向，而是另闢蹊徑。
理論物理不是時髦學科，解決重大理論問題才是終極追求。在常遠為《自然》《科學》的投稿絞盡腦汁時，張徹更關注他的研究本身。
讀博第3年，張徹將一些系統性研究成果陸續投給《物理評論D》。該雜誌的影響因子常年徘徊在4.5~4.8之間，這當然不能與《自然》和《科學》的影響因子相比，甚至在影響因子7~8左右的《物理評論快報》面前也相形見絀。
雖然影響因子不夠高，但《物理評論D》是理論物理方向的經典期刊，頗受國際理論物理同行認同，用張徹的話說，「理論物理很艱深，做的人又少」。這或多或少影響了《物理評論D》的影響因子。
張徹沒有選擇首先把論文投給《自然》和《科學》，不是因為成果不夠好，而是在理論物理學界看來，《自然》和《科學》更多地帶有「科普性質」，從研究伊始，向《自然》《科學》投稿就不在他的考慮範圍內。
越是綜合性期刊，越需要讓各個學科領域的人都能看懂，最好還能讓一部分普通公眾看懂。
正如《科學》的辦刊宗旨所追求的那樣，它的科學新聞報道、綜述、分析、書評甚至科學論文都是為了「發展科學，服務社會」。
「從這個意義上說，《科學》《自然》等確實可以被認為是權威的『科普資料』。」張徹說，正因為這種大眾性和綜合性，使《科學》和《自然》進入了高影響因子的良性循環通道。
但一個理論物理學家首先要考慮的不是讓更多大同行和普通公眾了解他的工作，而是如何完整呈現他的整個思想體系。
「一篇提出理論突破的理論物理論文需要全面系統地闡述推演過程。」張徹有一篇發表在《物理評論D》上的文章將近40頁，密密麻麻的數學公式幾乎構成文章主體。
臨近博士畢業，張徹已經在《物理評論D》上發表了7篇文章。他攻讀博士的院系和導師素為學界所尊敬，和他同年入學的20多名博士生中，只有他一人最終獲得了理論物理博士學位並堅守在該研究領域。
「同行評議的高度認可加7篇領域內權威雜誌文章」，這讓張徹對回國謀得一個國內頂尖大學的教職充滿信心。
可事實遠非他所想的那麼簡單。
2018年，張徹開始陸續關注國內高校的招聘啟事。
在嘗試著和一些高校取得聯繫後，他發現國內排名靠前的高校都希望他可以先申請「青年千人計劃」（以下簡稱青千），而在高影響因子的期刊上發表文章幾乎是申請「青千」不成文的規則。
與張徹一同參加國內某高校面試的同行們，人人手握高影響因子期刊文章若干，這引起了這所高校的強烈興趣。
張徹的首場面試遇冷敗給的不是比他更好、更有學術價值的研究，竟是更高的期刊影響因子。
回到美國，張徹與導師商量將接下來的文章發給《物理評論快報》，這是一個不得已的提議，相比《物理評論D》，前者更能給他帶來國內尋找職位的優勢。
在張徹看來，對於生物、材料等比較容易追研究熱點、研究內容也相對容易讓大同行看懂的實驗學科來說，將高影響因子的期刊文章作為人才評價的指標之一未嘗不可，但在他所從事的理論物理領域，「原創性、顛覆性的研究很可能剛開始的引用率很低，但長期影響力高」。
「只看研究成果的影響因子是有違科學精神和科學規律的。」張徹這麼說，並非質疑《自然》《科學》在自然科學領域的權威性和影響力，在常遠所從事的無機晶體材料領域，這些期刊依然代表著頂級的學術研究成果，「但在人才評價時，不應該有《科學》《自然》就好像要『上天』。」
如果用「時髦」學科的高影響因子去評價「不時髦」的基礎和理論研究，未免本末倒置、嘩眾取寵。
在首次求職遇冷後，張徹所報高校的一位老師給他寫了一封長郵件。
從事理論物理研究的同行圈子本就很小，張徹的研究實際上得到了該校相關領域專家的認可。
「不過，我們也受限於學校和院系的相關規定。」這位老師言辭懇切，學校和院系在人才招聘方面有一套明確的管理制度，但制定這些管理制度的不一定是理論物理界的小同行。
換句話說，「他們不是內行，無法進行有效的同行評議，只能通過數文章、看影響因子來確定人選」。
一面是「不屑於」追求高影響因子期刊的導師和小同行，一面是在國內求職時完全迥異的人才評價標準。
這在表面上是如何看待《科學》《自然》《物理評論快報》等期刊的問題，背後折射出的卻是「內行評同行」和「外行管內行」兩種截然不同的科學文化。
「一日為師，終身為父」VS「合作關係」
為了說服導師同意自己在《物理評論快報》上發表文章，張徹與導師進行了多番郵件溝通，導師的態度也從剛開始的反對轉變為後來的理解與尊重。
7年來，他們之間更像是合作研究的關係。
剛讀博士時，導師將自己研究方向的一部分拿給張徹做，張徹覺得不夠「高大上」，於是自己另起爐灶。
導師表示完全支持，師生二人時常在學院辦公室的討論室里，因學術問題爭得面紅耳赤，「但這僅僅局限於學術領域」。
在私人領域，他們之間的關係非常簡單。張徹直到現在還沒有導師的手機聯繫方式。「學業上的事就是發郵件。」
回國找工作這段時間，每到一所高校，從科研人員到管理人員甚至是學校領導，都會要求加張徹的微信方便聯繫。「大家好像更習慣用微信這種私密性較強的溝通工具聊工作。這在美國的學術圈不會發生，導師不會去了解學生的私生活。」
即使是導師和學生這樣在我們看來「一日為師，終身為父」的關係，美國導師依然保持著公與私之間的界限感。
所以，國內師生矛盾中，導師要求學生做家事的事情在美國幾乎不會發生。
美國研究生和導師之間的矛盾更可能集中在學術範圍，比如有的導師會督促學生的實驗進度，在實驗結果不好時有可能對學生進行人身攻擊。
常遠說，以他所接觸到的情況，這已經是師生矛盾的極端情況。
相比於人身攻擊，美國導師更傾向於以嚴格的學術標準把關學生的畢業程序。「大多數導師尊重學生的私生活和研究興趣及進度，但他們不會在畢業這件事上『放水』。」常遠說。
「按時畢業」VS「按標準畢業」
自張徹2012年赴美讀博，到2018年獲得博士學位，6年在美國理論物理領域算是獲得博士學位的較短時間。
而在常遠所從事的無機晶體材料領域，平均博士畢業時間也要達到5年半。
讓國內研究生們頭疼的「延期畢業」問題似乎並未給張徹、常遠們帶來困擾。
國內大多數博士生研讀年限是3年，最多研讀時限是6年。如果6年仍然無法畢業，博士生將無法獲得博士學位。
所以在國內，「延期畢業」是壓在博士生身上的一座大山。「這是一種按部就班造博士的做法，博士延期之所以引起國內學界關注，是因為在國內按時畢業才正常。」
學術標準是美國導師是否准許一個博士生畢業的唯一標準，其他因素包括研讀年限等都不能成為讓導師「高抬貴手」的理由。
相比於導師讀博士的時期，張徹要學的東西更多、畢業難度更大，修讀時間更長也在情理之中。「在國內，按時畢業是正常現象，但在美國，按學術標準畢業才是。」
「撒網式打招呼」VS「單盲式推薦信」
每每說到美國科學文化中關於人與人之間界限感的問題，人們很容易將美國科研界想像成一個完全依靠制度運作的體系。
事實上，人性皆同，「人情」在美國科研界一樣無法避免。
「相比於國內的剛性指標，美國從大學招生直到學生畢業就業，軟性指標佔有相當大比例。」常遠2018年博士畢業後前往矽谷工作，其導師的推薦起了關鍵作用。
這種「走後門」現象在美國博士生畢業和就業時非常普遍，科研人員整個研究生涯的每個同行評議階段也是一樣。
如此說來，這和國內學術評價、申請項目時的「撒網式打招呼」有何區別？
常遠在2011年申請季時請他本科時的一位老師寫推薦信，老師的答覆是，「你自己寫好一個模板，我幫你改改」。當常遠將自己寫的推薦信拿給老師時，「老師看也沒看，大筆一揮簽上了自己的名字」。
但在他2018年找工作期間，每一封推薦信都是導師親寫，直到現在，常遠都不知道這些有可能決定他命運的推薦信上到底寫了些什麼。
「這種『單盲式』推薦信是基於對一個人學術和科研能力認可基礎上的評價，而非僅僅出於人情。」常遠說。
剛性制度很難保證不「一刀切」，而軟性標準很難保證沒有人為因素，如何把二者在人才評價時結合起來，同時最大程度保證公平性呢？
「完美製度設計」VS「堅實道德基礎」
與張徹在國內找工作的出師不利相比，常遠那些最終進入美國高校任職的師兄師姐，並非在科研成果產出上有碾壓式優勢。
「國內高校人才評價的種種標準完全是壓力下傳導致的結果。」國內高校的排名和評價要看文章發表數量、影響因子、引用率、「青千」入選者數量等標準，學校自然會拿這些標準篩選應聘者。
但讓常遠感觸頗深的是，他那些獲得美國很好的高校教職的師兄師姐發表文章的數量和刊物影響因子未必出類拔萃，有可能是剛好符合求職高校的職位需求。
美國高校以需求確定職位，科研項目也以需求作為資助標準。「不像國內，只要文章足夠厲害，不管學科發展是否需要這個方向都招至麾下。」
在眾多符合需求的求職者中，用來進行橫向比較和篩選的標準不僅僅局限於文章發表情況，還要看求職者如何「更好地說明自己研究方向的前景和自己的優勢」。
這體現出中美在人才培養和科學文化方面的巨大差異。「我們培養的是學生解決問題的能力，是技能層面和知識層面的能力；而美國的教育培養的是提出問題、發表觀點並說服別人的能力，是思維層面的能力。」
不同側重點的培養模式導致了「科研1.5代移民」們與美國「土著」相比，缺乏推銷自己的能力，和中國「土著」相比又缺乏對評價體系這一「指揮棒」的精準把握，從而在美國和中國高校的職位競爭中處於劣勢。
常遠並不否認，如果兩個求職者都符合高校的職位需求，同時能力不相上下，推薦人的「人情因素」會是決定結果的「最後一根稻草」。
儘管美國高校也有類似學術道德委員會的監督機制，但多數科學家會因為珍惜學術聲譽和恪守學術道德而堅守底線。
「在國內，一個科學家如果發生了學術不端事件，最嚴重不過停職，換個高校又可以重新開始。但在美國，如果觸碰底線意味著身敗名裂。」常遠在美的七年，儘管從未看到過高校招聘文件上有關學術道德的制度性要求，但只要喪失了學術聲譽，任何高校都會委婉拒絕這樣的求職者。
世界上不存在完美的制度，但堅實的道德基礎讓美國科學家們的「人情分」打得相對公平。這剛好彌補了剛性評價標準可能帶來的弊端。
就在張徹糾結是否還要回國任教之際，東北一所「985工程」高校向他伸出了橄欖枝，最大程度給予他科研支持和研究自由，這對一個理論物理學家來說彌足珍貴。
但他同時也清醒地認識到，如果不是因為地域和發展所限造成的人才流失嚴重，這所高校也許不會這樣「求賢若渴」，不會放低對影響因子和人才帽子的要求。
張徹期待著更加徹底的改變。
（應採訪對象要求，張徹、常遠均為化名）
《中國科學報》 （2019-06-12 第1版 要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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