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期魏碑書風 | 趙之謙魏碑體書風如何形成？

在避亂溫、閩期間，越在思想上已經接受了碑學的理論主張，而又為何到了人京後的第三年(同治四年)才出現魏碑體的書風呢?

這首要的因素，應歸之於京師地利、人和之環境。趙之謙到京師後，與「癖嗜金石」之友「 奇賞疑析，晨夕無間"，在此期間，得睹不少以前從未見過的金石碑版資料，使他眼界大開。而南方金石匱乏，是根本看不到這麼多碑版的。

趙曾刻有一方「但恨金石南天貧印」，很能夠反映其因碑版資料缺乏而苦惱的心情。

氛圍濃厚的京師不但看到了大量的金石碑版，同時還有金石藝友相與商討(胡澍、沈樹鏞、魏錫曾皆乃精於金石之學者)，這對他的學識當然會有直接的促進。

在京師期間，除了備考科舉，剩下的時間都可用在探討金石、書法上，這時間上的充裕，又是兵荒馬亂的避亂溫、閩階段所不具備的。

有了時間，又有了眾多可資取法的碑版資料，拿起筆來即可臨之摹之，於是就形成了魏碑體楷書的風格。這樣的邏輯顯然太過於簡單(趙在進京前同樣也臨過北碑一是用寫帖的筆法臨碑， 而且在點畫形態上亦與北碑不類)。

在實際上，趙氏這種魏楷書風的形成還有其他更為重要的因素。

草書一體，當時的碑派書家都不能擅長鄧石如是這樣，趙之謙自己亦如此，這井非書家個人能力上的問題，而是有著其觀上的因素的。

草書點畫省減，其書寫主要以牽絲映帶來完成，而北碑的點畫轉折生硬，又富有裝飾意味，故極難人草。這是寫碑的不足之處，當然也可以用「碑帖結合」的方式來調和，但這又不屬於碑的技法了。鄧氏行書欠工的原因，關鍵還是其楷書未能達到「極詣」。

這恐怕正是趙氏認為他「非極說」的重要原由。而在實際上，這也正是趙在創作上可以超越鄧之處，由於鄧石如未能在行、楷書上齊頭並進，這在客觀上給趙氏留下了一個可以繼續發展的空間。

趙之謙魏碑體行、楷書勝於鄧氏的最大之處，便是這種，在點畫形態上酷似北碑的書風的確立,從而徹底解決了以北碑人行、楷(而起知 非以篆、隸人)這個鄧氏未能完成的難題，使得碑派的技法體系最終得以完成。

趙氏自雲「八分大有進境」，此時其繁書的水準已頗有提升，則隸書自然也會跟著進步。並且，趙在同治二年間曾進行雙鉤《漢碑十種》的工作，這也會加深其研於隸書的認識。

作於同治三年的這兩件隸書扇面用筆較為謹嚴(反不如「大慈悲父」印隸書款來得自如)，這當中應也有系臨摹的因素。在同治四年正月所作的「從叩而鳴隨病與葯，莫遠非督無思不賓」聯中，可以看到其隸書的風格有了很大的不同。

其中橫畫的波碟都不明顯，出鋒極含斂，而畫之中截卻頗沉厚。尤為相像的是筆畫橫粗豎細的特徵，這是因為書寫橫畫時筆毫鋪得很開，鋒形呈扁狀，轉而再寫豎筆時筆畫也就變細了。

總之， 在趙之謙由帖人碑的轉變過程中， 鄧石如的書法起到了不可替代的先導作用。尤其是隸二體，是趙之謙直接學習的對象，而相對來說，在楷書方面受到的影響就少了一些。

由於擬氏既能繼承鄧氏的學書模式，又能敏銳地看到其中的不足，所以， 他在行、楷書方面才會有自口新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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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監丨馮錯

編輯丨凌晨 Anna

責編 | 凌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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