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愈為什麼寫《師說》？

《師說》是唐代文學家韓愈的師論名篇，也是我國古代教育史上一篇極為珍貴的「教師論」。

韓愈寫這篇文章時35歲，在長安任國子博士。文章針對當時士大夫恥於從師的社會風氣，全面論述了師的作用和標準。

文章強調從師學習的重要性和從師應持的態度，提倡能者為師，不恥下問，尊重教師，獎掖後學。

這些精闢的論述突破了自孔子以來的儒家師道的框框，有極為鮮明的針對性，不僅在當時具有振一代師風之巨大作用，而且對後世尊師重教也有著深廣影響。

韓愈不僅以古文運動和傑出的散文家名垂史冊，而且還以其長期從事教育的實績和倡導從師重教，在我國教育史上產生積極影響。

韓愈作為著名的教育家，曾出任四門博士、國子博士和國子祭酒等掌管京師教育的要職，積極主張整頓大學等高等學府，提出人才招考、培養、錄用等一系列主張，試圖以此來改變當時用人不公，賢愚不辨的弊端。

他在遷任地方官時也不忘興辦教育，如被貶為潮州刺史，任內即曾捐薪創辦「鄉學」。他身體力行，不顧流俗的嘲諷，毅然「收招後學」、「抗顏而為師」。

韓愈為教育事業奮然而行的精神，受到許多正直士大夫的稱道和後學者的讚揚。當時凡得到過他指教的人皆自稱「韓門子弟」。

韓愈熱愛並專註教育，他曾就教育的目的、作用、人才培養目標、生員招收、教學內容、教師職責、教學方法等做過許多論述。

韓愈認為，教育的作用就在於對具有不同品級性的人產生不同的影響。

他的「業精於勤，荒於嬉；行成於思，毀於隨」的名言，告訴人們欲使自己「業精」、「行成」，必須在「勤」和「思」上下功夫。

在教學方法上，他也像先秦儒者一樣，注意生動活潑，重視因材施教，主張教育者要根據學生不同情況採取不同方法。

在學習時，他要求提綱挈領，博約相濟，遵循「記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鉤其弦，貪多務得，細大不捐」的學習方法。

他提出要有「沉浸醴郁，含英咀華」的治學態度。他贊成吸收前人的優秀成果，主張把學習與獨創結合起來，以自成一家。

韓愈的教育專論《師說》，受到與他同時代的著名思想家、教育家柳宗元的鼎力推崇。

《師說》認為，「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無惑？惑而不從師，其為惑也，終不解矣」，強調人人需要學習，而學習必定要有教師。

韓愈論述衡量教師的標準、從師的目的、教師的職責，都貫穿著重「道」的精神。

他把師與「道」緊密地聯繫在一起，認為「道之所存，師之所存」，沒有道就不成其為師，沒有師也無從傳其道，從師的目的就是學其道。

韓愈提出教師的三項職責：「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就是要對學生進行思想品德教育、文化知識教育，並發展學生的智力。

韓愈強調，誰在傳道、授業、解惑方面有長處，誰就可以為師，所以「聖人無常師」，「三人行，必有我師」。

誰在某一方面強於自己就拜他為師，「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於弟子，聞道有先後，術業有專攻」。

韓愈認為，師生之間應以師為中心，以道和業為準繩，誰在道和業上有疑難，誰就應從師而學；誰懂得道和業，誰就可以為人師。這裡包含著「教學相長」、「能者為師」的思想，打破了封建傳統的師道觀念，至今具有參考價值。

《師說》以其獨到的見解，創新的勇氣，反抗流俗不正之風，批駁錯誤觀點，倡導新的師道，含有樸素唯物主義和辯證法的因素，對教育理論有一定貢獻，因而為後人所推崇，影響深遠。

唐以後的教育家，用《續師說》《廣師說》等為題，發表對師道的見解，均受到了《師說》的啟發和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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