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期間黃河以北的國民黨部隊不許過河，游擊數年後大多投敵

1938年春，國民政府軍委會在武漢召開會議研究下一步戰略，素有「小諸葛」之稱的桂系將領、副總參謀長白崇禧提議：「黃河以北的國軍部隊一律不許過河，就地開展游擊戰。1938年11月下旬，蔣介石在敵後建立了冀察、魯蘇兩個戰區，並陸續派出50萬部隊進入敵後。

這些在日寇後方的國民黨軍隊不但數量上一度超過中共領導的部隊，其中一些部隊還曾在抗日戰場上有過卓越表現。如在赤峰血戰日寇7晝夜的孫殿英新5軍；台兒庄戰役時死守臨沂的龐炳勛第24集團軍，但在隨後的幾年裡，這些曾經浴血殺敵將領和部隊先後投敵，成了無恥的漢奸。

「曲線救國」理論為投敵漢奸提供了理想借口

「曲線救國」這個詞，最早出自於國民黨河北省保安司令張蔭梧給蔣介石的一封電報，當時張蔭梧麾下的冀察游擊軍第一師師長和冀中「剿匪」總司令柴恩波投降日寇，為了逃避責任，他辯解說：柴恩波名雖投日，實際仍為本黨做抗建工作，俟時機成熟，定率隊反正，予日寇以重大打擊也。

這套歪理很快引起了投降日寇的眾漢奸共鳴。大漢奸汪精衛更是四處打著「曲線救國」的幌子拉攏國民黨高層官員和部隊為日寇效力，甚至將誘降的目標定在兩廣地方實力派高級將領身上，如第五戰區司令李宗仁、第四戰區司令張發奎等人相繼接到了汪精衛的勸降，好在都沒有取得成功，避免了抗戰形勢進一步惡化。

孤懸敵後卻不敢與共產黨親密

隨著抗戰相持階段的到來，日寇在正面戰場的全面攻勢放緩，國民黨軍終於可以騰出部分力量對付在敵後不斷壯大的八路軍、新四軍了。1939年1月21日至1月30日，重慶召開的五屆五中全會，正式確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反動方針，從此，一波又一波的反共高潮不斷發動。

孫殿英、龐炳勛等人都是舊軍閥出身，他們明白：不抗日，蔣介石也不會剋扣軍餉；與共產黨關係密切則要被猜疑、排斥，甚至部隊也會被找機會收編。國民黨魯蘇戰區副司令沈鴻烈為此專門創造一套口號：反共第一，抗日第二；日可以不抗，共不可不打；寧匪化，勿赤化；寧亡於日，勿亡於共。

消極抗戰導致軍心民心喪失

為了能夠繼續從蔣介石那裡領到軍餉和彌足珍貴的彈藥補給，這些在敵後游擊的國民黨部隊必須證明自己與共產黨毫無瓜葛，不但不敢輕易接觸，時不時還要與日益壯大的八路軍搞些摩擦，最終不但兵力越打越少、地盤越來越小，自身也逐漸失去了軍心、民心。

如第二戰區司令閻錫山在1939年底發動的「晉西事變」，最終不但部隊損失慘重，陳長捷等將領出走，他處心積慮拉攏的抗日決死隊也離他而去，33個團參加了八路軍，另有一部分投靠了中央軍。好在閻錫山是財大氣粗的山西王，又背靠陝西，好歹還能偏安一隅等待抗戰勝利。

內部傾軋導致雜牌眾將投敵

原西北軍悍將孫良誠於1942年率4萬部隊投降日寇，是抗戰期間一次性投敵兵力之最。此前1年，他被調歸蔣介石嫡系湯恩伯麾下效力，始終被擺在與日軍對峙的前沿充當炮灰。為了吞併收編孫良誠的部隊，湯恩伯故意設法刁難，不按時撥付軍餉，不補充彈藥。

孫良誠利用自己兼任的魯西行政公署專員身份就地籌糧籌款，但湯恩伯以蘇魯豫皖四省邊區黨政分會主任的身份，派部下韓多峰接替魯西專員一職，斷絕孫部的糧餉，並派第28集團軍總司令李仙洲兼任魯西挺進總指揮，率部威脅定陶。孫良誠「前有日軍，後有湯恩伯，走投無路」，最終率部投靠了汪偽。

此時的日軍，急於抽調兵力投入太平洋戰場，需要更多的偽軍接管其日益空虛的佔領區，因此對投降的國民黨軍來者不拒，並不斷加大誘降力度，對拒絕投敵的高樹勛等部隊堅決進攻，將其趕過了黃河。截止1943年，孫殿英、龐炳勛投敵後，華北敵後再無成建制國民黨部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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