順治、康熙年間最特殊的歷史事件，影響深遠，史書卻不好記載

在清朝諸多重大歷史事件中，「沿海遷界」無疑是較為特殊的，其時間之長，影響之大，對沿海地區的傷害之深都足以大書特書，但奇怪的是，在《清世祖實錄》和《清聖祖實錄》中，卻找不到關於「沿海遷界」的隻言片語，以至於後世對這件歷史事件大多了解不夠深刻。筆者通過多方整理資料，為大家淺談「沿海遷界」的始末和其深遠的影響。

1.何為沿海遷界？

順治、康熙年間，為了應對台灣鄭成功父子（以下簡稱鄭氏政權），清朝強令沿海居民向內地搬遷，在沿海區域留下了寬度約為30-100里的「無人區」。目的是讓鄭氏政權在大陸沿海得不到糧食等補給。

明朝滅亡後，清軍入關，鄭成功一路保護南明隆武帝撤回福州，是隆武帝的心腹將領。直到隆武帝被捕，鄭成功才避走金門，在沿海各地招兵買馬，力抗清軍，成為不容小覷的一股力量。

鄭成功的水軍非常驍勇，常年以廈門和金門為根據地，活動範圍很廣，從江浙、福建、到廣東沿海，而沿海各地的漢族百姓對滿清有抵觸心理，給了鄭成功諸多補給，鄭成功的糧食大多從沿海獲取。但鄭成功幾次嘗試北伐都未能成功，南明的永曆帝又江河日下，鄭成功意識到金門和廈門不是長久之地，所以打算從荷蘭人手裡奪走台灣，以台灣為據點，以待時機。公元1661年，鄭成功傾注全部軍力，趕走荷蘭人，收復台灣。但台灣荒蕪，一次性無法供養鄭成功的近10萬大軍。所以，要想生存，鄭成功只得長期從大陸沿海獲取糧食。

對於清朝來說，沿海海岸線綿長，而沿海百姓大多心思明朝。鄭成功就像一支機動性很強的利箭，而清朝軍隊就像一隻薄薄的盾牌，要想不被鄭成功射穿，難度太大。對此，《清史稿·兵志》九《海防》中記載：

順治十八年，令寧波、溫州、台州三府沿海居民內徙，以絕海盜之蹤。

這就是沿海遷界的開始，清朝強制將沿海居民全部搬遷到離海岸線30-100公里之外，並且摧毀沿海的房屋、田地等，讓鄭成功無法獲取補給。若鄭成功想從大陸繼續獲取糧食，只能登岸奔襲30餘里，而此時，水軍優勢全無，而且目標早已暴露，清軍則能聚集兵力進行精準圍剿。這種策略，對鄭氏政權的打擊確實很大。

2.為什麼要沿海遷界

關於順治、康熙為何要實施沿海遷界，主要有兩個原因，第一，如上述所說，清軍防禦鄭成功的難度太大，不得不設立「無人區」，增加自己的防禦優勢。第二，還有一個很容易被忽視的原因，那就是清朝為了避免兩面作戰，對鄭成功一直採取守勢，用「沿海遷界」來拖延鄭成功，從而在另一個戰場取得勝利。而另一個戰場，就是平定南方。

當時南明的桂王和農民起義軍的余部為了生存，聯合起來對抗清軍，湖南、兩廣、貴州、雲南和四川都是清軍連年用兵之地，是清朝的「主戰場」，而東南沿海的鄭成功，雖然勇猛，但勢力相對不大，而且清朝當時並沒有一隻精銳的水師可以和鄭成功相抗。所以清朝才用「沿海遷界」這種策略來消極地對付鄭成功。

根據《清史稿·兵志》記載，當時的軍事形勢是這樣的：鄭成功麾下約有10萬大軍，多為水師，訓練有素，在台海之間來往自由。清朝的兵力有72萬，其中包括旗兵12萬，綠營兵60萬。旗兵是精銳，但大多來自關外，不擅長水戰，而綠營兵戰鬥力薄弱。所以清軍把主要兵力都投放在南方戰場，對鄭成功採取防守的姿態，據《清世祖實錄》記載：

順治初，各省雖有水師，僅為防守海口，緝捕盜賊之用。後以東南兵事，順治八年，始於沿江沿海各省設提督、總兵、副將、游擊以下各武員，並在各省設造船廠，定師船修造年限。順治十四年，增設崇明水師，調撥江寧、江蘇、安徽各省標兵萬人，分防吳淞、崇明諸口。

可以看出，從清軍入關到順治十四年，清軍雖然有水師，但大都僅僅能防禦。到了康熙初年，清朝的水軍和鄭氏政權相比，仍沒有優勢，所以鄭氏政權才能長期盤踞在金門和廈門。康熙為了收復金、廈，甚至想和荷蘭人合作，讓荷蘭人在海上相助（參考《清聖祖實錄》康熙十八年正月甲戌條）。

沿海遷界也並非一蹴而就，也有一個逐漸形成的過程。先從「禁海」開始，後來才有「沿海遷界」。

鄭成功擅長水戰，從順治三年鄭成功領兵抗清，在東南沿海不斷給清軍製造麻煩，對清朝來說十分困擾。據《清世祖實錄》記載，順治十三年，朝廷給浙江、福建、廣東、江南（江蘇、安徽）、山東、天津等各督撫下敕令：

海逆鄭成功等竄伏海隅……沿海一帶，嚴禁商民船隻私自出海。凡沿海地方大小賊船可容灣泊登岸口子，務嚴傷防守各官，相度形勢，設法阻攔，或築土壩，或樹木柵，處處嚴防，不許片帆入海，一賊登岸。

可見，在沿海遷界之前，順治曾讓沿海各省實施「海禁」，不允許片帆入海。關於「海禁」，從明朝朱元璋時期就有，但朱元璋只是禁止商船出海。順治為了防禦鄭成功，禁止商、民所有船隻私自出海。後來因為上述所說，清軍不想兩面作戰，而且沒有強大的水師，所以才由「禁海」升級為「沿海遷界」。

3.沿海遷界造成的損失

沿海遷界從順治十八年持續到康熙康熙二十二年，連續執行了23年之久，對山東、浙江、江南（江蘇 安徽）、福建、廣東五省的沿海居民造成了難以估量的生存危機。其執行的步驟是：

第一步，強迫沿海居民遷徙到距離海岸線30-100里之外的內地，因為個省各地的敵情不同，所以遷徙的距離不同。根據《廣東通志》言遷四十里，《重修福建通志》言遷三十里等。

第二步，毀掉沿海的房舍、莊稼，建立無人區，徹底斷絕鄭氏政權的補給。

第三，砍伐高大的樹木，修築瞭望台等工事，派兵輪流警戒，除了警戒敵情意外，還要防止百姓回到無人區。

要知道，中國人一向安土重遷，很多人不願意離開自己祖先生存的土地。為了快速達成政治目的，清廷下令，10日內必須完成遷徙，否則格殺勿論。溫州永嘉王至彪在所著《玄對草·言愁集》中記載:

遷徒之期，限令下十日之內，而未及期限，兵丁即大肆搶掠，在遷彼途中，又橫加掠奪。

因為不忍離開故土，沒有按時遷徙，大批百姓被清軍鎮壓。再加上遷徙到新地之後沒有得食物補給，餓殍遍野。《南明史》云：

於是八郡之民死者又以數十萬計。

被清軍屠殺，再加上餓死的百姓，多達十萬餘人，這是災難性的。

沿海遷界不僅導致人口銳減，而且大量的土地因此而荒蕪，牲畜也大量損失，勞動力驟然下降。百姓的房屋，也變成了一片廢墟。沿海遷界不僅僅是一項重大的歷史事件，它也是中國古代人口遷徙的重要組成部分，至今湖南、湖北、安徽等地，還有許多祖籍從沿海遷居而來的居民。

4.史書為何不記載

沿海遷界直接導致數十餘萬百姓死亡，是滿清統治者出於政治利益和民族打壓的目的向沿海漢人做出的壓迫政策，所以在清朝史書很少提及。在《清世宗實錄》和《清聖祖實錄》中，更是諱莫如深。乾隆時期，大興文字獄，將有關此事的大量史料刪除，以至於後人無法知曉其真實的過程和結果。

目前正史之上，唯有《清史稿·兵志》有關清軍和鄭成功的戰爭中，對沿海遷界有所提及，但也只是隻言片語，並沒有言及詳情，其他史料都來自地方縣誌和野史。但清朝想遮蓋此事，明顯是欲蓋彌彰。畢竟，想用磨滅文字的方式來湮滅歷史，終將是失敗的。

5.沿海遷界的影響

沿海遷界持續時間長、波及範圍廣，其影響也是多方面的。筆者總結其最主要的4點影響。

第一，沿海遷界迫使鄭氏政權陷入困境。

正如康熙所言：「大陸痛則痛一隅，台灣痛則痛全身。」沿海遷界實施以來，鄭氏政權失去了大陸的補給，而當時的台灣不足以養活如此規模的軍隊，所以鄭成功和鄭經只的從海上和東南亞來獲取糧食，大大增加了其生存的困難性，對鄭氏政權的士氣也是很大的打擊。從此，鄭成功父子只能固守。

《清聖祖實錄》載，康熙十八年，康熙為了解福建沿海形勢，曾召見侍郎達都:

上召達都問曰:「爾自福建來，海寇形勢如何?今歲有蕩平之機否?」達都奏曰:「臣來時，廈門金門，喊勢大挫，賊船較前甚少，閡海中根米無從湊集，喊不能久待，不日可以底定。」

從這段話中國可以看出，長達20多年的沿海遷界，讓台灣鄭氏政權元氣大傷，甚至瀕臨絕境，直接促成了康熙收復台灣的結局。

第二，沿海遷界使沿海生產力驟然下降。

沿海土地肥沃，特別是江浙閩等地，是賦、稅重地，清朝為了政治目的，不僅斷絕了沿海的對外貿易，漁業停滯、鹽業凋敝，對農業的影響巨大，沿海土地荒蕪、牲畜消亡、人口驟減，導致沿海諸地的生產力急速下降。筆者將清朝《雍正浙江通志》和明朝《萬曆溫州府志》做一個對比，主要對比康熙時期和明朝萬曆時期溫州府各縣人口數據，請看下方圖表。

根據圖表可知，僅僅溫州一府，康熙二十八年的人口比明朝萬曆十年人口少了15.8萬人，這個數據有很大一部分，是受沿海遷界的影響。損失人口，占康熙十八年總人口的80%左右。

另外，生產力的下降，不僅表現在人口上，土地、牲畜、商業也都有同樣的遭遇。

第三，沿海遷界對山林開墾有一定的積極作用。

舊社會的人口密度不大，但都是聚族而居。大量的居民從沿海遷到內地，清政府無法安置在肥沃的土地上，只能將這些群族分散安置在山林、荒地里。為了生存，古代的勞動人民不得不開墾山林。這樣的操作，反而倒逼內地山林、荒地的開發，從這方面說，有一定積極意義。但舊社會物資貧瘠，生產力低下，這種開墾荒地的成果，肯定伴隨著一定的犧牲。

第四，沿海遷界對改變中國歷史走向起了一定作用。

沿海遷界不僅打擊了鄭氏政權，對沿海的商業和手工業也時候巨大的打擊。明朝後期，中國沿海形成手工業的資本主義萌芽，在這個階段基本上被淹沒殆盡。再加上清朝後來執行的「閉關鎖國」政策，可以說徹底毀滅了中國走向資本主義的道路，改變了中國的歷史走向。

6.公正總結

沿海遷界政策前後實施23年，在客觀上，打擊了台灣鄭氏政權，為施琅收復台灣做了鋪墊。但與此同時，沿海遷界造成了沿海人口、土地等大規模被破壞，是沿海百姓的一場災難，同時導致沿海生產力的驟然下降。另外，沿海遷界對內地的山林、荒地的開發有一定的積極作用。最後，沿海遷界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中國歷史的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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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清史稿》《清世祖實錄》《清聖祖實錄》《南明史》《廣東通志》《重修福建通志》《玄對草·言愁集》《雍正浙江通志》《萬曆溫州府志》《延平二王遺集》，張憲文《略論清初浙江沿海的遷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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