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皇帝定下殿試製度並世代沿襲，至此進士及第者方稱「天子門生」

古代科舉考試製度中，素來有個規矩，那就是在鄉試、會試中取得功名之人都將主考官視為「座師」，自稱門生。而在殿試中，因為是天子主持考試，因此那些進士及第之人往往冠之以「天子門生」的頭銜。不過，需要指出的是，「天子門生」最早源於北宋，隋唐時期並無此說。

唐代後期，朝廷上發生了歷時數十年不息的激烈黨爭，這與主考官利用科舉取士制度以培養私人勢力有著很大的關係。唐代及第進士都以主考官為恩師，致使「恩出私門，不復知有人主」，因此有人曾憤慨地表示，唐朝實亡於朋黨。

為此，宋太祖於建隆三年（962年）下詔禁止考官、考生之間結成座主、門生關係，走出了改革科舉制度的第一步：「今後及第舉人不得輒拜主試官，如違，御史台彈奏」；並不得呼主試官為「恩門、師門，亦不得自稱門生」。這一政策得到認真貫徹執行，此後宋人雖尚有恩師、門生的稱呼，但大多為客套而已。

唐朝在科舉取士中盛行「公薦」，即每年擔任知貢舉的主試官赴貢院主試之前，宰相近臣可以保薦有才之人，造成一種變相的請託。於是科舉取士就不能做到公正公平。

宋太祖深知其弊，於乾德元年（963年）九月正式規定：「自今朝臣不能發公薦，違者治其重罪」。這項措施的實行，提高了科舉取士的透明度，有利於激發中底層士人參加科舉的積極性。此後，朝廷又重申這一禁令，鼓勵舉報違反者，一經查實，將取消科舉考試資格。

為減少科舉取士中的弊端，宋太祖進一步限制主試官的權力。與唐代不同，宋朝主試官屬於臨時差遣，稱「權知貢舉」，每年出任知貢舉者都不相同，並增設副職，名「權同知貢舉」。主試官與其他考官共同評卷，定其優劣，去取不能由一人作主。

儘管宋太祖制定了一系列的政策防止科舉舞弊行為，但並不能完全杜絕。開寶五年（972年），宋太祖打破慣例，親自在講武殿召對新科進士，然後下詔放榜。由此逐漸將科舉取士的大權收歸己手。

開寶六年（973年），新科進士及諸科舉人三十多人在講武殿接受天子的召對。宋太祖發現進士武濟川、劉俊才質疏陋，應對失次，於是將他們兩人從合格者名錄中划去。宋太祖得知這兩人是權知貢舉李昉的同鄉，很不高興。碰巧落地進士徐士廉等人上書告發李昉有舞弊行為，去取不公，建議宋太祖舉行殿試。

這個建議大為符合天子欲收回取士權柄之意，於是宋太祖即令在講武殿出題重試落地進士，考完後，親自閱卷，定下錄取名單。事後，李昉等考官皆遭到貶官處罰。

這一由皇帝複試奏名進士的方法，就稱為「殿試」，亦稱「御試」、「廷試」。由此及第進士就被世人譽稱為「天子門生」。殿試最早見於唐代武則天時，但未形成制度。開寶八年（975年），宋太祖再次舉行殿試，所定合格進士名次，與禮部試（省試）有不同。從此「殿試」成為常制，科舉取士之權由天子直接掌握，進士及第者也就成了「天子門生」。對此，宋太祖頗為得意說：

「向者登科名級，多為勢家所取，致寒孤寒之路，很是無謂也。今日朕親自臨試，以決定可否進退，盡革疇昔之弊矣。」

「盡革疇昔之弊」顯然有點誇張，古今難以做到，不過宋太祖的做法在抑制勢家、洞開孤寒之門方面確實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同時，在這一政策的激勵下，貧寒士人可以通過讀書、應舉、入仕這一途徑進入上層社會，有一種很好的示範效應，大大提高了讀書人對朝廷的擁護程度。

由此，《神童詩》中便有了：「天子重英豪，文章教爾曹；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的著名詩句，這也準確反映了整個宋朝社會的價值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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