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文明形成過程中的作物傳播與接納

黃河中下游地區作為中華文明的核心區域，在發展過程中除了依賴粟、黍類中國北方本土作物以外，也在不斷地吸收和接納來自其他地區的新作物品種為己所用。其中，最重要且影響最為深遠的當屬起源於長江下游地區的稻米和來自於西亞地區的小麥。這兩種作物對於中華文明核心區域的發展都起到了關鍵性的作用，但二者具體傳入黃河中下游地區的時間、為當地人們所接納的方式和程度都有著很大的不同。

稻米：重要性由強轉弱

早在裴李崗文化時期，無論是位於中原地區屬於裴李崗文化的朱寨遺址，還是海岱地區屬於後李文化的月庄遺址、西河遺址等，都已經發現有稻米遺存的證據。儘管大部分遺址所發現稻米遺存的數量都較少，但至少說明，早在裴李崗時期，或是通過貿易，或是本地種植，稻米已經出現在了黃河中下游的廣大區域。之後，無論是在中原地區的仰韶文化早期，還是海岱地區的北辛文化時期，也都陸續有稻米遺存的發現。

仰韶中期，稻米遺存無論是在海岱地區大汶口文化的影響區域內，還是中原地區廟底溝文化的絕大多數遺址中，都有少量發現，伴出的稻米基盤、稻殼植硅體和稻田常見雜草的證據也一定程度上說明其本地種植的可能。據此可推測，這一時期的黃河流域中下游地區已經普遍出現稻米，但數量很少，也許與少數遺址中貴族利用稻米釀酒，或作為包含外來因素的珍貴食物的專門食用有關。

仰韶晚期，黃河中下游各地區出現了不一致的情況：海岱地區幾乎未發現任何稻米遺存；而中原地區的一些遺址中，稻米在生業結構中的比重有了一定的提高。比如，關中地區的藍田新街遺址中就出土了大量的稻米遺存，儘管重要程度還不及粟，但似乎也印證了稻米重要性的提升。這可能標誌著當地先民對於稻米的利用開始出現了和上一階段不一樣的情況，也許不再作為僅供釀酒或少數貴族所食用。

到了龍山時期，在黃河中下游的廣大地區，稻米的重要程度有著相當明顯的差異：魯東南的沿海地區，稻米首次作為主要農作物遺存出現，中原地區在水資源較好的遺址中，稻米幾乎都成為僅次於粟的第二重要的農作物資源；在魯西北、晉南等區域，稻米遺存非常有限。由此看來，在龍山時期的黃河中下游地區，稻米的重要性有著非常明顯的區域性差異。值得注意的是，在洛陽盆地、嵩山東麓和魯東南臨海區域，凡是水資源條件較好的地區，都有大量的稻米種植。可見，中華文明發展至龍山文化時期，稻米得到了普遍認可。

區別於龍山時期稻米在黃河中下游地區的大行其道，二里頭文化時期（岳石時期），除了極個別都邑性遺址（如二里頭遺址）以外，稻米的重要性無論在中原地區，還是海岱地區的臨海區域，都有了非常明顯的下降。商文化時期，該地區在稻米的出現上似乎有著相當一致的規律性：在規模、人口較大的都邑性遺址中（如大辛庄遺址、小雙橋遺址和鄭州商城遺址），稻米的重要性似乎要高於一般性的遺址，這可能與貴族與平民飲食之間的差別有關。進入兩周時期，與上一階段情況相似，無論在黃河中游還是黃河下游的絕大部分遺址中，稻米的影響都相當有限。

由稻米傳入黃河中下游的情況來看，最早從裴李崗時期便已出現，直到仰韶文化晚期，才逐漸開始為當地人們所接納，發現數量開始增多。這可能與仰韶文化晚期，黃河中游地區之前的廟底溝文化解體、傳統生業模式受到衝擊有關。在一些小規模的遺址中，人們開始較大面積地種植產量更高更適應水熱條件較好環境的稻米。而到了龍山時期，稻米在豫中地區和魯東南地區大行其道，其地位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但在經歷了龍山時期普遍的氣候突變、降水異常的時期，進入二里頭時期後，氣候轉向乾涼，水域面積的減少，潮濕氣候的南移，都會對稻作農業的種植規模產生影響，而此時除了大型都邑性聚落以外，稻米在一般性遺址中的地位顯著降低。可推測出，這一時期相對較低的人口密度和遺址密度，可能已經不需要通過種植稻米這種高產出高投入的作物來滿足人們的需求。另外，以小麥為代表的新興外來作物的引入，以及飲食習慣傳統也是需要考慮的因素。此後，稻米在黃河中下游的地位在商周時期也幾乎沒有發生大的變化，對於中華文明發展的影響已經相當有限了。

小麥：形成粟麥並重局面

小麥作為起源於西亞黎凡特地區的外來作物，在龍山時期開始出現在中華文明的核心區域。其中，山東趙家莊遺址中出土的小麥是迄今中國境內發現最早的經過碳十四直接測年的小麥，但數量非常少。到了二里頭文化時期，無論中原地區還是屬於岳石文化的海岱地區，在進行過浮選的多數遺址中都發現了小麥遺存，但數目都很有限，一般不超過10粒。這種局面到二里崗時期發生了變化，顯示出明顯的區域性差別：中原地區進入二里崗時期後，無論何種等級的遺址，小麥的重要性都得到了明顯提升；而黃河下游地區直到商代晚期，小麥的重要性依然相當有限。

到了西周時期，小麥在膠東地區和中原地區的遺存中的重要性便已相當突出（重要性普遍超過黍，甚至有些遺址與粟相當），這種粟麥並重的農業結構也維持到東周時期（膠東地區暫時未發現東周時期遺存）。在黃河中下游的其他區域，儘管小麥的接納時間略晚，但到了東周時期，小麥也最終加入了中華文明核心區域的農業系統之中。

在小麥傳入黃河中下游的過程中，儘管最早的發現地點位於今天的山東地區，使學者們對於小麥的傳播路線有了不同的解讀，但無論是海岱地區，還是中原地區，從龍山時期到二里頭時期的中華文明發展過程中，小麥的發現都很零星，直到二里崗文化時期的中原地區才有了明顯的轉變。

我們推測，二里崗文化時期，嵩山地區是商王都的所在，該地區更多體現出都邑性遺址及其周邊農作物種植和飲食結構的特點，有著很強的區域性特點：如小麥這種需要大量勞力和灌溉系統支撐的作物，只有通過強有力的中央控制才能較大範圍種植，而高產的小麥可以供給更多的戰士出征，這也許已為當時的商代王族所知。

另外，值得注意的一點是，小麥在嵩山地區商文化早期遺址中受到重視，可能也與其種植時間有別於傳統農作物時間有關。雖然目前我們沒有明確的證據可以確認這一時期的小麥是否為冬小麥，或至少有一部分為冬小麥，但不能排除小麥在商文化早期的嵩山地區重要性的提升，得益於其對單位耕地面積糧食產量的貢獻。不過，無論如何，小麥地位提升只是表象，其動因還是該地區生產力發展、人口數量和遺址規模的提升等原因造成的糧食需求量的增加，迫使人們通過勞力、灌溉等技術的投入，來滿足這一需求。

由稻米和小麥這兩種作物傳入中華文明核心區域的情況來看，稻米的傳入時間遠早於小麥，但在其後的幾千年中都只是很有限的發現，真正被接納發生在仰韶晚期，並在龍山時期達到峰值，隨後便只在大型都邑性遺址中有所發現，重要性大大漸弱。小麥的傳入雖然也經歷了零星發現階段，但在幾百年後便被當地人所接受，地位逐漸提升，影響範圍也日漸擴大，以至在兩周時期，形成了「粟麥並重」的局面，極大影響了黃河中下游地區傳統的旱作農業結構。

稻米和小麥這兩種相對於黃河中下游地區而言的外來作物，儘管在傳入時間、傳播方式和影響程度等方面都有著很大的不同，但二者都極大影響了本地原有的生業模式，對粟、黍類旱作農業傳統進行了有益的補充，為中華文明的形成發展作出了巨大貢獻。

（作者單位：首都師範大學歷史學院）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

責任編輯：陳宣宇 排版編輯：陳宣宇

喜歡這篇文章嗎？立刻分享出去讓更多人知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