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法碑帖之爭，你知道嗎？

文史 06-15

書法碑帖之爭，你知道嗎？

造紙術發明之後，帛與嫌素及紙並用於書寫，而竹木則漸漸隱退。比之笨重的竹木材料，絲帛與紙當然方便得多了，尺犢短札既具實用功能，又使書家墨跡廣為流傳，抑或為藏家搜求把玩，一時成為風尚，如二王傳世法帖中不少便是這類尺犢短札。宋代開始有搜羅古代書跡鐫石刻帖之舉，最為著名的即刻於宋淳化年間的皇皇十卷《淳化閣帖》，所刻內容包括歷代帝王、名臣、書家特別是二王父子手跡，包羅眾多，洋洋大觀。此後，刻帖之風歷代都盛行不衰，直到近代坷羅版印刷術的出現才漸趨衰落。由帖而衍及帖的內容、風格、流派、歷史、刻法、臨習方法等諸多方面，形成了內涵豐富、體系龐雜的專門學科——帖學。帖學一脈直至清代大興考據，碑學崛起，才漸成式微。

而碑，是書法文化傳承流播的另一種物質載體和形式。碑最早起源於宮廟庭院中豎立的石柱，用於拴馬或計量時間及喪葬時下棺用的支架等，後來刻上文字，記載具體內容。秦漢之初，大量碑石以其文字的紀念意義漸漸取代了其實用意義。這種刻石文字的形式及內容也是十分豐富的，如各類刻石、碑喝、墓誌、造像、石幢，題名、摩崖、石經等，雖然其形式各異，但質地相同，或石柱，或石塊，或石壁等等，均非墨跡，而是刻石文字，故統稱其為碑刻。與帖學相對應，亦由此形成了內容繁複的碑學體系。碑學的形成與建立雖然從時間上晚於帖學，但碑學自清代中期崛起之後，突飛猛進，幾欲取帖學一系而代之。由此，在中國書法文化歷史上，帖學與碑學幾乎涵蓋了古代書法發展的兩大源流，成為兩道交相輝映的風景。

清代嘉慶、『道光年間大興文字獄，許多飽學之士便選擇遠離時政的金石考據之學以寄託性情心志，於是樸學大興。雖然經學被認為是樸學的中堅和根本，但金石考據已與其關係密切，是其中的重要組成部分。而金石考據又直接與書學結緣，所以，許多書家學者跋涉山林、出幽人僻，廣為搜求考證校勘。一時間，殘碑斷褐秦磚漢瓦墓誌造像摩崖刻經等，大量出土發現，爭相椎拓收藏研習校勘蔚成新的風氣，出現了諸如金農、桂馥、錢站、鄧石如、伊秉緩、陳鴻壽、阮元、包世臣、康有為等根抵金石之學的書法大家。其中阮元、包世臣及康有為不僅在創作實踐上對碑刻書法追摹效仿，而且從書學理論上標榜北碑而貶抑南帖，提出了令書壇振聾發耽、影響深遠的崇碑說。阮元著有兩篇著名的書論《南北書派論》和《北碑南帖論》，首先提出書法藝術的碑帖之分，認為東晉、宋、齊、梁、陳為南派，而趙、燕、齊、周、隋為北派。南派由鍾舞、衛灌及王羲之、王獻之、王僧虔等，以至智永、虞世南。北派由衛灌、索靖及崔悅、盧湛、高遵、沈馥、姚元標、趙文深、丁道護等，以至歐陽詢、褚遂良。他認為:「南派乃江左風流，疏放妍妙，長於啟犢，北派則是中原古法，拘謹拙陋，長於碑榜。」「是故短箋長卷，意態揮灑，則帖擅其長。界格方嚴，法書深刻，則碑據其勝。」阮元之後，包世臣著《藝舟雙揖》，對北碑書法推崇有加，認為「北朝人書，落筆峻而結體庄和，行墨澀而取勢排宕」。包氏明確指出:「北碑字有定法，而出之自在，故多變態。唐人書無定勢，而出之矜持，故形板刻。」

榆揚北碑而貶抑南帖，其甚無過康南海者，康氏在其《廣藝舟雙揖》中把北碑書法歸結為十美：「一日魄力雄強，二日氣象渾穆，三日筆法跳躍，四曰點畫峻厚，五日意態奇逸，六日精神飛動，七曰興趣酣足，八日骨法洞達，九日結構天成，十日血肉豐美。」「凡魏碑，隨取一家，皆足成體，盡合諸家，則為具美。」他甚至認為，以唐為界，「唐以前之書舒，唐以後之書迫。唐以前之書厚，唐以後之書薄。唐以前之書和，唐以後之書爭。唐以前之書澀，唐以後之書滑，唐以前之書泄，唐以後之書直。唐以前之書縱，唐以後之書斂」。康有為的觀點明顯帶有矯枉過正的偏激之意。但自阮元、包世臣到康有為的理論學說不僅一脈相承，而且層層遞進，步步深人，使崇碑尊碑蔚成風氣，對屢經翻刻漸趨衰弱的帖學體系的衝擊形成了摧枯拉朽之勢。

碑學的崛起除了以上這些主要的直接因素而外，隱藏其後且更為深刻的原因，是時代的變遷所帶來的人們審美認識的覺醒與變易。明末以來，中國資本主義經濟的萌芽與發展必然帶來文化觀念的活躍，對太過理性、講究法度且技巧圓熟乃至媚俗流麗的帖學書風重新審視。儘管清初康乾時期由於皇帝的推揚，趙、董書風曾一度盛行，但許多思想敏銳、個性強烈的書法家還是悄悄地開始溯本求源，對新的表現形式與風格進行了多方面的探求。或者追溯唐碑之源，在帖學基礎上融人篆分筆意，以「真唐碑」抵制「假晉帖」，如翁方綱、錢津、龔晴皋等。或者衝決既有法度與程式的藩籬，怒不同人，師心自用，如揚州八怪中的金農、鄭燮等。這時，阮、包尊碑理論的提出與推廣便恰恰滿足了藝術創作實踐的需要，順應了藝術發展的趨勢。

但凡新事物的產生與發展都不會一帆風順。碑學崛起也是與嘲諷、謾罵和抨擊一路相伴而來。如游心漢碑的鄭谷口被罵為「妄自挑越」，金冬心與鄭板橋被斥為「八怪」之一，屬典型的「旁門左道」，包世臣被張之洞等人攻擊為「不雅之妖」，北碑書法更是被罵為「不參經典，草野粗俗」，等等。康有為「《廣藝舟雙揖》自面世以來，更是屢遭貶斥，如朱大可《論書斥包慎伯康長素》中明確指出:「迫乎末季，習尚詭異……務取乖僻，以炫時流，先正矩鑊，掃地盡矣。長素乘之，以講書法，於是北碑盛行，南書絕跡，另裁偽體，觸目皆是，此書法之厄，亦世道之憂也。」在維護帖學的「正統」者眼裡，碑學崛起幾與「洪水猛獸」一般。

自清初碑學興起至今已三百多年，碑帖之爭從未間斷。一代代書法家們在「碑」與「帖」的比較、爭訴中對書法傳統進行著不同側面的考量與探詢。事實是，有人臨習碑帖找到古意，有人在名帖中學得神采，南帖也好，背碑也罷，勤學、學對就好，就怕不沾碑帖，自我獨創(大有人在)。

歷代書家因各持主張，不斷地進行著個性風貌的創造與構建，倒也因此成就了中國書法的多彩多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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