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鍵：文化差異會帶來文明衝突？錯！文明的力量恰恰來自互學互鑒

【編者按】當今世界不同文明之間，是衝突還是對話、對抗還是合作？這是一個關乎人類前途命運的重大課題，也是人類文明何去何從的「時代之問」。在充滿「黑天鵝」與「灰犀牛」的世界，如何最大程度消除不確定性？在上海社科院胡鍵研究員看來，加強文明對話，增加彼此的相互信任，是最有效的方法。而文化、文明的力量只能來自於互學互鑒，只有互學互鑒才能夠實現文化、文明的創新發展。以下是他在中國駐巴基斯坦大使館的演講。

當今世界正處於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全球化遭遇震蕩，全球治理赤字突出。與此同時，世界經濟發展缺乏動力，恐怖主義不斷肆虐各國，傳統安全和非傳統安全威脅都在上升，世界發展的不確定性因素不斷增多。習近平主席在今年5月舉行的亞洲文明對話大會上說：「應對共同挑戰、邁向美好未來，既需要經濟科技力量，也需要文化文明力量。」在充滿「黑天鵝」與「灰犀牛」的世界，如何最大程度消除不確定性？加強文明對話，增加彼此的相互信任，是最有效的方法。而文化、文明的力量只能來自於互學互鑒，只有互學互鑒才能夠實現文化、文明的創新發展。

亞洲：文化多元、文明多樣

打開一張文化、文明地圖，我們會發現，世界上的七大洲，除了無人居住的南極洲，從文化、文明的複雜性來看，其他任何一個大洲都不可能超過亞洲。

古代中國，以儒家學說和黃老思想為核心，創造了發達的農耕文明，從遠古走來直至大清帝國的康乾時期，東方帝國開創了世界上農耕文明的盛世時光，把世界農耕文明推到了鼎盛。古代印度用世界上最長的史詩（《梨俱吠陀》）記錄了一個文明的發展史，給世界留下了寶貴的遺產；用一種宗教（佛教）塑造世界眾多人的心靈而成為影響廣泛的宗教。古代巴比倫不僅創造了最古老的文字（楔形文字），而且還創立了最古老的天文曆法，成為指導人們從事社會生產的重要曆法。亞洲的先民用自己的智慧，創造了亞洲乃至世界最先進的文明，分別形成了以長江、黃河流域為中心的中華文明，以印度河、恆河為中心的印度文明，以幼發拉底河、底格里斯河為中心的巴比倫文明。這些文明既是亞洲人民社會生活的文化積澱，也是亞洲人民智慧的結晶，從而在亞洲形成了世界上最豐富的核心文化元素。

亞洲以亞洲人的方式創造亞洲的多元文化。被雅斯貝爾斯稱為「軸心期」的著名思想家如孔子、老子、佛陀、瑣羅亞斯德、以利亞、以賽亞等先知，都是出自亞洲地區，他們被認為是創造亞洲多元文化的先賢，他們為亞洲乃至世界帶來了第一次「哲學的突破」。雖然是科學技術創造了真正的世界性，但沒有「軸心時代」的「哲學突破」，絕對不會有後來科學技術帶來的世界性。從這一點可以看出，世界歷史在生產力和資本的雙重作用下而有了雛形，但人類意義上的世界性無疑起源於「軸心時代」，甚至可以說，正是「軸心期」的思想所開啟的世界性而使得人類具有了真正的人類智慧。不同的先賢在他們各自生活的地區創造了該地區獨特的文化，於是便產生了古代中國的諸子百家、古代印度的佛教思想以及猶太教、伊斯蘭教、襖教等，不同的文化和宗教必然使不同地區的人們逐漸形成具有各自特色的生活方式、價值觀念、社會結構和發展道路。簡而言之，亞洲不同膚色的各族人民，他們用各自的智慧在漫長的歷史中不斷創新，也不斷豐富亞洲的文化與文明的內涵。

不能人為製造「文明的斷層線」

文化的多元性、文明的多樣性構成了亞洲的地緣版圖，但在這樣的地緣版圖上，亞洲人民絕對不能以文化、文明區別彼此並以此為壑，人為地製造亨廷頓所說的「文明的斷層線」。

從縱向的歷史來看，悠悠歷史長河中，不同文化、異質文明之間的確容易爆發衝突，從十字軍東徵到伊斯蘭教的對外擴張，從信仰伊斯蘭教的阿拉伯帝國和推崇佛教的大唐帝國之間的戰爭，到塔利班分子炸毀巴米揚大佛，等等。這一切似乎都為亨廷頓所謂的「文明衝突論」提供了豐富的證據。但事實上，歷史從來都不是為某一種觀點背書的。因為，歷史同樣為我們提供了關於文化交流、文明對話的更為豐富的材料。

僅以亞洲為例，張騫出使西域，雖然是為了戰爭，但最終帶來的是亞洲文化交流、文明對話的盛況。在張騫的偉大「鑿空」之舉之後，亞洲內部乃至亞洲與歐洲都開啟了千年的對話。張騫第二次出使西域歸來後不久便去世，漢武帝派出了一支隊伍沿著張騫出使西域的路線最遠到達巴格達，從此兩大文明之間通過駝峰、駝鈴相互傳遞著一個個美麗的傳說。張騫之後的100多年後，班超在張騫的影響下而「心繫天山」，在西域縱橫捭闔30年之久，維護了中國與西域、南亞之間走廊的戰略安全，與西域諸國的人們結下了深厚的情誼。最初，文化的交流往往是在悲慘的戰爭背後踽踽而行，但每一次戰爭卻意外地消解了異質文化的陌生感，結果是文化之間更加緊密的交流與往來。正如班超在西域最初都是以武力來解決問題，但武力之後則是歷經歲月曆練的濃厚情誼。憑藉此，班超才確保了中國與西域之間戰略通道的相對安全性，從此，誕生於印度的佛教便通過西域傳到東方帝國，並在這片古老土地上落地生根，逐漸融入到中華本土文化的河流之中。

印度與中亞地區詳細的文化關係可以追溯到貴霜王朝時期。貴霜王朝原本是月氏人建立起來的，而月氏人最早生活在甘肅敦煌一帶，後來因匈奴的進犯不得不西遷到伊犁河流域。後來，烏孫人再次迫使大月氏西遷，大約在張騫第一次出使西域的時候，大月氏征服了大夏（歐洲人稱為巴克特里亞，為亞歷山大時期希臘人建立的國家，生活在興都庫什山與阿姆河流域之間）。公元1世紀中期，大月氏被貴霜部落統一，建立貴霜王朝，之後，越過印度次大陸的山脈，控制了阿富汗和克什米爾地區，定都在高附（今喀布爾），成為當時歐亞大陸四大帝國之一（中國大漢、貴霜、安息、羅馬）。而這個王朝實際上是一個文化「混血兒」，來自於亞洲內陸，控制著以喀布爾為中心的西北印度地區，沿用的是中國的符號（國王不是按照應得的國王頭銜叫「至尊國王」「萬王之王」等，而是受中國「天子」稱號的影響用「天神之子」）。印度莫卧兒王朝也是如此，創建者巴卑爾，父系是突厥貴族帖木兒的第五代孫，母系是成吉思汗的後裔，因此巴卑爾是有蒙古血統的突厥人。他創建的印度莫卧兒帝國，儘管囊括了整個恆河平原，但帝國的中心卻定在喀布爾，帝國的部隊信仰伊斯蘭教，統治印度長達200多年之久。在其統治時期，雖然印度的佛教因種種原因已經失去昔日的光環而退出了印度的文化舞台，但伊斯蘭文化與印度教文化卻相互吸引，兼容並包。

正如季羨林先生所說，文化的交流首先總是在陌生的對視之後，經過撞擊、對話、交流，最後融合成為一種新的文化元素。大漢與西域之間便是如此。最初大漢與西域的往來很少，但因都受到匈奴的擄掠和騷擾，於是便開始在陌生中接觸、交流，到漢靈帝的時候，西域文化竟然成為大漢帝國的宮廷文化，成為漢靈帝的最愛，以至於漢靈帝的日常生活中都充滿了「胡文化」，如胡帳、胡床、胡桌、胡椅、胡琴、胡笛、胡箜篌等，整個洛陽城內布滿了各色各樣的西域商號。

中印之間關於佛教的交流也大體如此。佛教約從公元1世紀開始傳入中國，得到了東漢先後幾位皇帝的推崇。經過魏、吳、兩晉到南北朝，主要還是翻譯佛教經典和研究階段。到隋唐時代，中國佛教徒通過對印度佛教的吸收消化，完成了佛教的中國化。然而，在佛教中國化的過程中，最初中國是出於對佛教的好奇而接受佛教的，當然這也與東漢末年帝國分裂長期處於戰略的「黑暗時代」有關。國家混亂不堪，佛教那種普世和受難的觀念確實在當時的背景下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推崇和推廣，無論是士族還是當時的平民都紛紛跪拜在當時的大佛腳底下，寄希望於大佛能夠給他們在戰爭之中帶來一點最實際的心理安慰和精神寄託。然而，隨著佛教的大量傳播，漸漸有壓住本土的儒教和道教成為第一國教的趨勢，於是產生了抵制佛教的運動，甚至還發生了北魏太武帝拓跋燾和北周武帝宇文邕的滅佛運動。經過這種浩劫之後，佛教在中國退出了政治而駐入民間，成為民間宗教。隋唐的統一，使佛教在民間興盛並重新得到官方的認可，於是佛教高僧在研究佛經佛法上大有超越佛教誕生地的高僧們的情形，從而將佛教真正改造，使之在中國本土化，然後又返回印度並影響印度的佛教。佛教的迴流更表明文化交流、文明對話是雙向互動的，不是單向流動的。從此以後，佛教便深入到中國民眾的內心之中，與中國本土的儒家思想、道家思想融合在一起，紮根於中國民眾的心中。正如許倬雲先生所說，佛教的思想體系與道家的思想體系，這兩個出世的思想與儒家入世的思想體系，構成了一個辯證關係，彼此兼容，它們也在中國人人生的不同階段彼此代替。這是文化交流的交響曲，而且這種交響曲是通過民眾的心來奏響的。

南亞與西亞的文化交流也同樣是在戰爭征服後才開始的。公元前518年，大流士從印度西北的「馬背地帶」躍下佔據了五河流域並使西北印度成為波斯帝國的一部分以後，印度文化與波斯文化之間的交流就日益密切。兩種文化也是從大碰撞開始的。隨後，波斯文化在印度生活中的方方面面都可以觸摸得到：波斯硬幣被印度仿效；阿育王眾多石柱的柱頂與波斯帕塞波利斯王宮有非常大的相同性。根據從事印度歷史文化研究的林太教授的研究，印度西北地區普遍使用的佉盧文就源於波斯曾廣泛使用的阿拉米文。而早期的佛教思想則影響了波斯甚至波斯以西的哲學和宗教運動，來自於波斯的瑣羅亞斯德教則對佛教的大乘教派產生了較大的影響。

在亞洲大陸內部不同文化、不同文明之間交流的同時，亞洲內陸文化與亞洲的海洋文化也開始了親近：從徐福東渡到漢武帝七次巡海，從楊良瑤等作為官使「下西洋」到亦黑迷失六下西洋、鄭和七下西洋，等等，無論他們的初始動因是什麼，最後都使亞洲的內陸文化與亞洲的海洋文化進行了最直接的對話，最終把一個東西交往、海陸互通的文化大融合的亞洲帶進了21世紀。

國家越強大，文化越是包容

回顧歷史，中華文化經歷了至少四次與外界文化的對視：第一次是大漢帝國時期，這一次是因張騫出使西域之後古絲綢之路的開通，第一次將東方與西方連接起來。海上的貿易往來和文化交流甚至更早，根據《後漢書》的記載，大約在公元前111年，大漢的商船就經交趾郡的合浦（今廣西北海市合浦縣）到達印度洋港口，所以當地被確認為古代海上絲綢之路的始發港。這裡有大規模的漢墓群，出土了大量的文物，包括來自波斯、印度、羅馬、東非等地的各種陶器、瓷器、金幣等。當然，這一次文化的對視是非常有限的，但文化交流卻出人意料地大規模開展起來，西域文化、羅馬文化、波斯文化等在東方帝國甚至成為一種時尚。第二次是在大唐時期，這一次是在歷經了帝國分離和長期戰亂之後的國家統一，以及帝國重新崛起並開創了一個新的盛世帝國之後的文化「探親」。佛教在漢代傳入中國，大唐時期佛教在中國的影響進一步加強，以至於一些人包括玄奘等對佛教的誕生地產生「探親」的衝動。另外，大唐還有官方的代表經海路到達波斯灣一帶，大唐與阿拉伯地區、西域、印度、日本等的文化交往大大超出了第一次。這一次一直延續到大宋時期。第三次是鴉片戰爭以後，這一次可謂東西文化在明朝的鎖國政策之後的「隔霧看花」。由於東方帝國由盛轉衰，所以這一次的衝突性要遠遠大於對話和交流。第四次就是在當今，中國重新崛起的進程又把中華文化與世界文化的關係放在新的框架中來認識：中國文化將如何處理與世界多元文化的關係？

從歷史發展進程來看，我們發現，中國歷史上越是發達的時候就越開放，文化也具有更大的包容性。大漢時期，歷經了文景之治之後，盛世初現，雖有武帝窮兵黷武耗費了不少國家資源，以及西漢後期的王莽改制，但總體上看，大漢的國祚未衰。所以，大漢對待外來的文化都持包容的態度，甚至一度還「追逐」外來文化。正如我在前面提到的，漢靈帝就特別喜歡「胡文化」（西域文化），以至於其宮廷所用的器具都是來自於「胡」地。大唐時期，民族融合程度非常高，可以說大唐時期的中國就是當時世界的「民族熔爐」。有學者說大唐的強盛是學者們的假想，給出的一個證據是大唐對世界影響非常小。然而，古代的強盛不是去影響外部，而是用萬邦來朝來吸納外部的。大漢、大唐、大宋都是這樣，以至於當時周邊各族都有來華夏政權參加科舉考試以成就自己功名的人。鴉片戰爭之後，是東方帝國走向衰落的時期，因此儘管遭遇西方文化，但主要的態度是拒斥，除了少部分有眼光的官僚和知識分子外，如林則徐、魏源的「放眼向洋看世界」，洋務派的「中體西用」等。

當今的中國正處於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新征程中，在處理中華文化與世界文化的關係問題上，不可能也不應該以晚清的態度對待，而是應該以一種文化自信來處理當今世界的文化多元性。文化上的夜郎自大，只會導致封閉和愚昧。世界各民族的文化發展都是在與其他民族的文化交流融合之中才走到今天的，任何封閉孤立的文化必然會逐漸被淘汰。文化、文明的發展和傳承實際上就是一個不斷淘汰的進程。一個國家只有不斷汲取其他民族創造的優秀成果，才能夠真正崛起為大國。因此，在當今，我們如果認為中國可以在與世界隔離的狀態下實現崛起，那不過是一種文化夜郎主義的表現。習近平主席指出，今日之中國，不僅是中國之中國，而且也是亞洲之中國，世界之中國。既然如此，我們除了開放包容、互學互鑒之外，沒有別的方式可以鑄就中華文化在新的世界中的新的生命。

各國的現代化道路必須體現出自己的特色

亞洲各國在歷史上都有苦難的歷程，尤其是遭受西方列強的殖民侵略，直到「亞洲的覺醒」期，亞洲各國才開始為民族獨立和國家主權而鬥爭，甚至相當一部分亞洲國家是到了二戰結束以後的民族獨立和解放運動時期，才走上獨立自主的發展道路的。因此，亞洲各國的發展水平大多比較低，而作為後發國家，經濟發展和國家的現代化任務都非常緊迫。然而，現代化道路歸根到底要反映到文化上來。因為，文化是一個國家現代化進程中的基因，文化基因既可能會導致現代化發展的路徑依賴，也會要求現代化必須強調自身的特殊性。這二者都要求每個國家的現代化道路必須體現自己的特色。

亞洲文化多元、文明多樣，而且歷史悠久，現代化進程雖然是外來的因素所導致的，但這個進程不能不尊重亞洲的歷史文化和實際國情。現代化是西方國家開啟的進程，在亞洲的近代史上，曾經有不少國家、有相當一部分人錯誤地認為，現代化就是西方化、歐美化，但歷經20世紀後半期到21世紀的當今，我們不難發現，西方國家無論是英國還是法國、德國、美國，都已經不能算是現代化的典範了，這些曾經的典範國家都不同程度地遭遇著「現代化的陷阱」。相反，包括中國在內的一些發展中國家卻逐步探索出具有自己特色的現代化道路。

現代化道路是多樣的，實現現代化也並非只有一種模式。在這裡需要注意的是，要謹防陷入「文明替代論」的錯誤之中。正如習近平主席所指出的：「認為自己的人種和文明高人一等，執意改造甚至取代其他文明，在認識上是愚蠢的，在做法上是災難性的！如果人類文明變得自由一個色調、一個模式了，那這個世界就單調了，也太無趣了。」從這個意義上說，現代化道路（或者說「現代化模式」）沒有好壞之分，只有合適與不合適之別。

【思想者小傳】

胡鍵上海社會科學院軟實力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員，兼任《社會科學》雜誌社社長、總編，上海市社會科學普及研究會副會長、上海市俄羅斯東歐中亞學會副會長。主要從事大國關係和中國發展戰略研究，出版《資本的全球治理》《中國和平崛起進程中的軟實力發展戰略》《轉型經濟新論》等多部學術著作。（作者照片由王珍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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