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耶克：知識分子與社會至上主義

哲學園鳴謝

秋風 譯

一

在所有民主國家裡，美國尤甚，人們頑固地相信，知識分子對政治的影響力是微不足道的。如果是就知識分子對時事的個別看法影響決策之力量而言，如果是把在投票的時候，與大眾意見相左的知識分子影響民眾選票的程度而言，則上述看法無疑是正確的。然而，從稍微長遠的角度看，知識分子所發揮的影響力，大概從來沒有像今天在這些國家那樣大。他們透過塑造公眾輿論而發揮著自己的影響力。

這些職業的「販賣觀念的二手商人」的決定性力量仍然沒有得到普遍承認，這一點放到晚近的歷史中看不免令人稱奇。過去一百年間，西方世界政治發展提供了最確鑿的證據。不論在什麼地方，社會至上主義最初都不是工人階級的運動。它根本就不是工人階級的利益所必然要求的、能夠救治一種顯而易見的罪惡的顯而易見的藥方。相反，它是理論家的構造，是根據某些抽象的思想傾向而構想出來的，而長期以來，只有知識分子才熟悉這些傾向。知識分子得付出長期的努力，才能說服工人階級把它當作他們自己的行動綱領。

至於已經走向社會至上主義的每一個國家，在社會至上主義發展到決定性地影響政治的階段之前的多年中，社會至上主義理念僅僅主宰著一些較為活躍的知識分子的思想。德國是在19世紀末達到這一階段的；英國和法國達到這一階段的時間大約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而即使是膚淺的觀察家也看得出，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美國也似乎達到了這個階段，有計劃的指令性經濟體制對美國知識分子的吸引力，跟其對他們的德國或英國同行們一樣強烈。而歷史經驗表明，一旦達到這個階段，則現在僅由知識分子所持的觀點搖身一變而成為支配政治的力量，就只是個時間的問題了。

因此，知識分子今日的觀點影響著明日的政治，對這一過程的性質的研究，並不僅僅是出於學術興趣。不管我們是想僅僅作出預測，還是試圖影響歷史的進程，這個因素的重要性，都遠遠超出一般人所理解的程度。當代觀察家所注意到的相互衝突的利益間的爭鬥，其實很久以前就由僅僅局限於很小範圍中的觀念的衝突決定了。通常只有左翼政黨投入最大的努力來傳播一種信念：決定政治之勝敗的，乃是互相衝突的物質利益集團之數量優劣，但極為反常的是，在實踐中，也正是這些政黨所採取的行動表明，他們一般總是正確地理解了知識分子的關鍵地位。不管是出於精心設計，還是被環境所驅策，他們總是將較多精力投入到爭取這個精英階層的支持上來；相反，較為保守的集團所採取的行動通常卻不成功，他們是根據一種更為天真的大眾民主觀來採取行動，他們經常徒勞無功試圖直接接觸並說服一個一個選民。

二

不過，知識分子這個詞，並不能立刻傳達我們這裡所說的這一個大群體的真實圖景，而我們也沒有找到更合適的詞來稱呼我們稱之為「販賣觀念的二手商人」的人士，這一點對於我們為什麼沒有更好地理解他們的力量，並非一個微不足道的原因。即使是那些經常濫用「知識分子」一詞的人也一直認為，那些毫無疑問履行著知識分子之典型功能的很多人不配這個稱呼。因為這些人既不是具有原創性的思想家，也不是某個具體思想領域的學者、專家。其實，典型的知識分子未必是這兩種人；他不必具備專業領域的特殊知識，甚至不必特別聰明、智慧，就能履行傳播觀念的中介作用。他履行自己的義務的資格要求僅僅是：隨時可以對廣泛的問題說點什麼，寫點什麼，而他又能夠獲得習慣於在那些等著他發言的人們之先熟知新觀念。

我們只有在羅列出屬於這個階層的所有職業和活動的清單後，才能意識到這個階層的人數是多麼龐大，這個階層在現代社會中的活動範圍是如何在日益擴大，而我們大家又是何等地依賴他們。這個階層不但包括新聞從業人員、教師、牧師、演說家、政論家、電台評論員、小說作家、卡通畫家和藝術家——所有這些人可能都精通傳播觀念的技巧，但對於他們所傳播的東西的實質內容，通常只有業餘水平。這個階層還包括科學家、醫生之類的專業人士和技術人員。他們習慣於閱讀報刊雜誌，因而成為他們自己的專業領域之外的新思想的承載者，而由於他們在自己的專業領域中是專家，所以，大多數人對他們的意見都是洗耳恭聽。當今時代的普通人，除了藉助這個階層居中介紹之外，幾乎沒有別的渠道來了解各種事態和觀念；而一旦走出我們自己的職業領域這外，我們幾乎都是普通人，因此，我們都得依靠他們才能獲得信息和指教，因為他們從事的職業使他們能始終緊跟輿論風向。正是這些知識分子決定著，我們應當接觸到什麼樣的觀點和意見，哪些事實比較重要，因而可以讓我們知曉，應當用什麼樣的方式、從哪個角度向我們說明這些事實。我們是否能夠掌握專家和原創性思想家的研究成果，也主要仰賴他們的裁決。

外行人也許並沒有充分意識到，即使是科學家和學者在大眾中的聲望，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這個階層炒作出來的，並且不可避免地要受這個階層對該研究領域的看法的影響，而這種看法與科學家們的真正成就，其實倒沒有多大關係。對我們的問題來說尤其重要的一點是，大概任何學者都能在他自己的研究領域裡列舉出幾個人物，這些人物僅僅由於信奉知識分子們認為「進步」的政治觀點而在普通民眾中博得了偉大科學家的聲望，而其實他們並沒有那麼大的成就。而迄今為止，我還沒有碰到過一例將這樣的聲望加在思想比較保守的學者頭上的事。在有一些領域中，專家的研究成果並不是為了供另一些專家使用，而是取決於普通民眾的政治判斷，在這裡，知識分子創造聲望的現象，就顯得尤為突出。能夠最準確地說明這一點的，莫過於一直以來職業經濟學家對社會至上主義或貿易保護主義之類的學說的發展所持的態度。那些獲得自己同行認可的經濟學家，大多數情況下都不大可能青睞社會至上主義（也不大可能支持貿易保護主義）。我們甚至大體上可以說，在經濟學家中，反對社會至上主義（或貿易保護主義）的比例，要高於任何其他學術群體。這一點具有當重要的意義，因為近來已經不大可能出現下面的現象了：對社會主義改良方案的興趣促使一個人選擇經濟學作為自己的攻讀專業。但為知識分子所接受並加以傳播的，卻並不是專業人士的主流看法，而是少數人的觀點，而他們在自己專業內的地位卻往往是令人生疑的。

知識分子對於當代社會無所不在的影響力，又由於「組織」的重要性日益提高而一直在加強。組織的增加提高了專家或專業人士的影響力，這是一個普遍流行但很可能錯誤的看法。對於專業管理人員或組織者來說——如果存在這類人的話——這種看法可能是正確的，但對於具體知識領域裡的專家，恐怕不能這麼說。毋寧說，那些據說具備一般的知識，因而被認為有資格鑒定專家的證詞，並對來自不同領域的專家作出裁判的人的權力得到了提高。不過，對於我們來說，重要的地是要認識到，一旦某個學者當上大學校長，某位科學家負責管理某個研究所或基金會，某個學者當上某學報主編，或成為追求某項事業的組織中的活躍分子，那麼，他立刻就不再是個學者或專家了，而成了我們所說的知識分子，他們據以判斷一切問題的，就不再是根據自己的特殊技能，而是以典型的知識分子的方式，即僅僅根據某些時髦的一般觀念去判斷問題。這樣的機構在與日俱增，它們繁殖著知識分子，增加了知識分子的人數和力量。所有那些只懂得清楚地講述知識之技巧的「專家」，就他們所處理的問題的性質而言，幾乎都是知識分子而不是專家。

根據我們給知識分子一詞所下的定義，知識分子其實是一種新近出現的歷史現象。儘管不會有誰對教育不再是有產階級的特權而感到遺憾，但有產階級不再是受教育最好的階級，大批人僅僅由於受過普通教育就獲得了其地位，而並不具備從管理財產中得到的對其所生活之經濟體系的運轉的實踐經驗，這兩個事實對於我們理解知識分子的作用，是極為重要的。熊彼特教授在其《資本主義、社會主義和民主主義》一書中，用一章篇幅對本文所涉及的問題的某些方面進行了富有啟發性的探討，他一點也不誇張地強調指出，典型的知識分子與同樣具有言說能力的人士的區別在於，知識分子不用對實際事務承擔直接責任，由此導致他缺乏對這些實際事務的第一手的知識。但在這裡深入考察這個階層的發展變化，考察最近由一位知識分子問題理論家提出的「知識分子的看法是惟一一個不受其自身經濟利益重大影響的階層」的奇談怪論，未免離題太遠。在這篇文章中本來必須給予評價的重要問題之一，是版權法在多大程度上刺激了這個階層的發展，此處也從略。

三

毫不奇怪，真正的學者、專家和實幹家，經常有點看不起知識分子，也不大願意承認知識分子的力量，而假如他們終於看到了這種力量，則會憤憤不平。他們發現，知識分子作為單個人，差不多都是些對具體事務一竅不通的人，他們對自以為已經理解的事情作出的判斷，也幾乎沒有顯示出格外的智慧。但如果因此而低估他們的力量，卻犯下了一個致命的錯誤。即使知識分子的知識總是淺薄的，他們的智力也頗有限，但這卻沒有改變下面的事實：正是他們的判斷，極大地決定著社會在不太遙遠的未來據以採取行動的觀念。我們可以毫不誇張地說，一旦知識分子中較為活躍的那部分人皈依信奉了某套信念，這套信念被人普遍接受的過程，就幾乎是自動的、不可避免的。他們是現代社會中生長發育出來的專門用於傳播知識和觀念的組織器官，正是他們的信念和看法起著篩子的作用，一切新觀念、新看法都必須經它篩過一遍後，才能被公眾所接觸到。

正是由於知識分子的職業性質所決定，他要履行自己日常職責時，就必須利用自己的知識和信念。而他之所以能夠佔有這個位置，是因為他擁有他的言說對象並不掌握的知識，或者說他不得不與這些知識打交道，因而別人指導他的活動的程度是相當有限的。恰恰是由於知識分子的正當職能就是與知識打交道，所以他們做任何判斷時都會信守自己的信念，經他們之手的所有東西，都會染上他們自己相應的色彩。即使當政策方向掌握在與他的觀點不同的實幹家手中之時，政策的執行權也總是要落在知識分子手中，而正是關於具體細節問題的判斷，決定著最後的結果。當代社會幾乎所有領域都能證明這一點。人們都知道，「資本家」擁有的報紙、「反動的」領導機構統治的大學、保守派政府所擁有的廣播系統，都在根據社會至上主義的觀念影響著公眾輿論，原因在於，這種觀念是那些機構中的僱員們的信仰。總是出現這種情況：即使上層人物企圖控制輿論，企圖將正統原則灌輸給大眾，或者不如說，恐怕正是由於上層人物有那種企圖，才使得這種情況經常出現。

由一個肯定會有自己的觀點的階層對觀念進行過濾，其影響不會僅限於普通民眾。在自己的專業領域之外，專家對這個階層的依賴並不減少，他們自行抉擇的可能性也同樣可憐。結果，今天，在大多數西方國家，即使是那些最堅決地反對社會至上主義的人士，一旦涉及他們自己不掌握一手的信息的問題，大多也只能從信奉社會至上主義的人士那裡獲取知識。社會至上主義思想中許多比較抽象的偏見與其比較具體的目標之間的關係，並不是一眼就能看破，結果，許多自以為堅決反對那種思想體系的人，反倒成了那種思想體系的傳播者。在自己的領域中把社會至上主義斥為「毒瘡」的實幹家，在跨出自己領域時跟一般左派記者一樣宣揚社會至上主義，這樣的事，誰人不知？

在過去一百年里，能夠最強烈地感受到社會至上主義知識分子的影響力的領域，莫過於與不同民族的文明的交往過程。近代的知識分子提供了一種形成國際性共同體的差不多是惟一的道路，探討這一事業的淵源和意義，已經超出了本文的範圍。主要的正是由於這一現象，造成了下面一種不同尋常的奇觀：近百年來，完全是所謂的「資本主義」的西方，向旨在破壞西方文明的遠東國家的思想運動提供了道德和物質上的支持；同時，西方民眾得到的有關中歐和東歐社會的信息，幾乎無一例外地具有社會至上主義偏見。美國駐軍在德國搞的很多「教育」活動，就是這種傾向的明顯的新例證。

四

因此，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對如此之多的知識分子倒向社會至上主義的原因做出正確的解釋。在這裡，凡是不信奉這種思想偏見的人應當坦誠面對的第一點是，使知識分子信奉這種觀念的，既不是出於個人的私利，也不是出於邪惡的動機，而是出於最為真誠的信念和良好的意圖。事實上，我們必須認識到，總的來說，當今時代典型的知識分子，越是具有良好的願望和出色的理智，反倒越有可能成為社會至上主義者；我們也要認識到，即使單就知識論證的水平而言，這樣的知識分子所作出的論證，也總是要比他那個階層大多數跟他唱反調的人更為出色。既使我們依舊認為他是錯誤的，我們也必須認識到，這可能是一個真誠的錯誤，從而使得我們社會中佔據著關鍵位置的這些心地善良而又聰明智慧的人士，傳播著那種我們認為會威脅我們的文明觀念。我們如果想直面這種錯誤，最重要的事情就莫過於儘可能準確地理解這種錯誤的根源。而那些被普遍視為代表著現存秩序的人士，及那些相信自己已洞悉了社會至上主義危險的人士，經常都離這種理解還很遙遠。他們總是認為社會至上主義的知識分子無非是些自命不凡的惡毒的激進分子，從而不能正確地認識這些知識分子的影響力；而他們對待這些知識分子的這種態度，反倒會使這些知識分子在反對現存秩序的道路上走得更遠。

如果我們想理解只有在大量知識分子身上才看得到的這種偏見，我們必須搞清兩點。第一，這些知識分子一般都只根據某些普遍的觀念來判斷一切問題；第二，每個時代的典型錯誤都源於它所發現的一些正確的新真理，錯誤都在於把某些已被證明在一個領域中具有價值的新的一般規則錯誤地應用到其他領域。充分地考慮這兩點，我們就能得出結論：要想切實駁倒這些錯誤，通常都需要我們在知識上更深入一步，通常要深入到一種非常抽象、從而似乎與現實問題幾乎無關的程度。

知識分子最典型的特徵可能就是，他在對新觀念作出判斷時，不是根據該觀念本身的優點，而是根據它們是否符合他的普遍觀念，符合他認為「現代的」或「進步的」那種世界觀。正是由於這種普遍觀念對他本人和他就具體問題的看法具有影響力，所以，觀念所具有的正、邪力量是與其普遍性、抽象性甚至是含糊性同步增長的。由於他對具體細節所知不多，因此，他的判斷標準就必須與他對其他問題的觀點相一致，從而能夠把所有這些觀點統合為一個連貫一致的世界觀。而從時刻呈現在他們面前的無數新觀念中進行篩選的過程，就造就了一個時代具有代表性的輿論氛圍，也即主流「世界觀」，這種世界觀使某些看法為人接受而有的看法則不被人接受；它也使知識分子時刻準備接受某一結論，而拒絕另一些結論，即使他們對問題還沒有真正了解。

就某些方面而言，知識分子確實更接近哲學家而不是專家，而從不止一個角度看，哲學家都是知識分子中的某種君王。他對實際事務的影響似乎更為縹緲，因而比起一般知識分子來，他們的影響力也更緩慢，更不易發現，但這是同一種影響力，且從長遠的角度看，哲學家的影響力甚至比一般知識分子更為強大，他同樣致力於追求某種綜合，而且更有條理；他對具體觀點的判斷標準，同樣是看這些觀點是否能被整合進一個普遍的思想體系，而不是看它們本身的優劣；他同樣致力於形成一個連貫的世界觀，對一個觀點，是接受它還是拒絕它，就看其在形式上和主要基礎上是否與他的世界觀相一致。因此，哲學家對知識分子的影響力，很可能大於所有學者或科學家，哲學家也更強有力地決定著知識分子行使其審查職能的方式。至於科學研究專家，只有當他不再充當專家、而開始把自己研究領域的進展加以哲學化時——通常只有在知識分子出於跟他在科學領域的地位無關的理由而接納他之後——他才能在影響大眾方面，與哲學家一爭高下。

因此，本質上，任何時代的「輿論氛圍」，都是一套普遍的「成見」，知識分子就是根據它們來判斷新的事實和看法的重要性的。這些成見，其實就是把科學研究成果中知識分子認為最重要的方面加以運用而已，把專家的研究成果中給他留下特別深刻印象的東西變換花樣運用到其他領域而已。我們可以列出一長串這類思想時尚和口號；反過來，這些玩意又在兩三代人的時間裡支配著知識分子的思考。不管是「歷史方法」還是進化論，不管是19世紀的決定論，還是相信環境比遺傳因素更重要的學說，不管是相對論還是相信潛意識的理論——所有這些一般性觀念，都曾經被奉為檢驗不同領域的創新的試金石。歷史似乎證明，這些觀念越不那麼具體、不那麼精確（或者說其內容不容易被人理解），其影響面反倒越寬廣。因而，某些幾乎不能用文字表述的模模糊糊的印象，竟也能產生深刻影響。有人相信，在社會事務方面，相信刻意的控制或自覺的組織管理的結果，永遠要優於不受某個天才人物指揮的自發過程，或者相信，任何按照計劃建立起來的秩序，肯定優於種種對立的力量自行均衡中產生的秩序：這樣的信念，就屬於模糊的印象，但卻深刻地影響了政治的發展。

惟一明顯不同的是知識分子在比較正確的社會理念的發展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在這裡，他們有一種獨一無二的嗜好，即表現為喜歡從抽象的理論中提煉出口號，喜歡給人們在正常的交流中流露出的雄心尋找理由，並將其推向極端。民主是件好東西，於是，他們便認為，民主原則貫徹得越徹底越好。近來影響政治發展最大的普遍性觀念，當然是物質平等的理念。顯而易見，它並不是自發形成的、從一開始就被應用於個體間關係的道德信念，而是一種由知識分子無中生有地構想出來的，其含義及其是否能適用於具體案例，實在大可懷疑。儘管如此，在選擇社會政策時，它卻作為一條選擇原則發揮著強大的作用，從而施加了一種較持久的壓力，驅使社會形成了一種誰也想像不到的制度安排。一項具體措施，如果能夠帶來更大程度的平等，人們就認為它值得施行，而根本不再從其他角度予以考慮。在每個具體問題上，引導輿論的人士明確強調這一方面，於是，平等理念就強有力地決定著社會的變革，其程度甚至為其倡導者始料不及。

然而，不僅僅是道德理想發揮著這樣的作用。知識分子對社會秩序問題的態度，有的時候也可能是純科學理論知識的進步帶來的結果，而在這種情況下，知識分子對具體問題形成的錯誤看法，在一定時期內，似乎具有它背後的最新科學成就的一切魅力。一項真正的知識進步，會不巧成為新謬誤的根源，這本身一點都不令人驚奇。如果新的普遍原理，不會推出任何錯誤的結論，它們豈不成了再無需修正的終極真理？儘管在通常情況下，從這些新的普遍原理中得出的錯誤結論，其實以前我們就已經相信了，因而，它似乎並沒有導致新的錯誤，但是，如果說從一種新的理論中推導出來的有效的新結論能夠證明它的價值，那麼，同樣，從新理論導出的其他一些結論，也可能被未來的進展證明為錯誤。然而，在這種情況下，錯誤的信念看起來似乎具有支撐它的最新科學成就的全部魅力。雖然這種信念在被應用於具體領域的時候，有可能遭到所有科學證據的否定，但在知識分子的法庭面前，根據支配著他們的思考的那些觀念，它仍然會被挑選出來，從而成為最合乎時代精神的立場。因而，獲得大眾青睞和廣泛影響力的專家，不會是那些已得到同行承認的人，而經常是這樣的人：他們被同行視為怪人，只有業餘水平，甚至是騙子，但在普通公眾眼裡，他們卻成了該學科最廣為人知的代言人。

具體而言，毫無疑問，過去一百年間，人類掌握的利用自然力量的方法，對於人們形成下面的信念發揮了極大作用，即運用同樣的方法控制社會力量，也能使人類的狀況獲得相當大的改善。歷史將會證明，藉助於工程學的技術，按照一個單一的整全計劃，指揮人類一切形態的活動，這樣的辦法也能在社會中取得成功，絕不會遜色於它在無數工程項目取得的成功——乍看之下，這樣的結論很有道理，大多數為自然科學的成就歡呼雀躍的人，無法不被它引入歧途。實際上，我們必須承認，我們需要提出有力的論據才能駁倒促使人們得出這種結論的頑固的成見，我們也不得不承認，我們迄今仍未正確地闡明這些論據。僅僅指出以這種推理為基礎的個別建議有缺陷是不夠的；我們要提出的論據必須能夠深刻地揭示，已經在眾多領域中取得了巨大成功、帶來長足進步的方法，其功效為什麼也是有限的，而如果超出這些限度，就必然變成有害的：在做到這一點之前，我們絕不能鬆勁。這項任務迄今仍未有人令人滿意地完成，而要清除這種社會至上主義的衝動，我們就必須完成這項任務。

當然，這僅僅是如果要駁倒目前流行的種種有害的觀念就必須實現的諸多知識上的進步之一端，我們是否能夠完成我們的使命，最終要由關於非常抽象問題的討論之勝敗來決定。像實幹家那樣根據自己對個別領域的親身了解而斷言，起源於較抽象的觀念的社會至上主義理論肯定不可行，僅此是不夠的。這些實幹家的想法可能完全正確，但是，如果他不能輔之以對純觀念的有效反駁，他的抵制就會失敗，他預見到的一切悲慘結局仍會降臨。只要知識分子掌握了更有效的論證，那麼，在具體問題上最堅實的反對意見，也會被社會漠然置之。

五

然而，這還不是問題的全部。那種使更多人躋身知識分子行列的力量一直在發揮作用，並且有助於我們解釋他們中間最有能力的人，為什麼紛紛倒向社會至上主義。跟其他集團內部一樣，知識分子中間當然也是意見歧出，但總的說來，知識分子中間比較活躍、聰明、有原創性的人士，確實最有可能青睞社會至上主義，而抵制這些主義的人士，其才能經常稍遜一籌。在社會至上主義觀念開始滲透的早期階段，這一點尤為明顯；到了後來，在知識界之外公開宣示自己的社會至上主義信仰，仍可算是一種勇敢的舉動，但由於知識分子中間支持社會至上主義的輿論壓力已經非常強大，因而此時，一個人，需要具備比信奉他的同行們認為「現代」的觀點更高的力量和獨立性，才能抵制該主義。舉例來說，凡是結識大學各系大量教員（而從這種觀點看，大學裡的多數教員都屬於知識分子而非專家）的人，都不可能沒有注意到下面的事實：今天，才華最為出眾、最受歡迎的老師，更有可能是社會至上主義者，而那些持有保守的政治觀點的教員，經常是些平庸之輩。這種情況本身自然就是促使年輕一代加入社會至上主義陣營的重要因素。

社會至上主義者當然只從這種現象看到一點：當今時代，比較明智的人肯定會成為社會至上主義者。但這遠非必然的解釋，甚至不算最有可能給出的解釋。出現這種情況的主要原因可能在於，對於承認現存秩序而又才能出眾的人，無數獲得影響力和權力的通途都敞開著；而對於那些心懷不滿、牢騷滿腹的人來說，從事知識活動，是獲取影響力和權力的最有指望的途徑，而這種影響力和權力有助於他們實現自己的理想。事情不只如此：具有保守傾向而又才能一流的人，一般都只有能從知識工作本身得到樂趣時才選擇從事這一職業（而這一選擇往往意味著要犧牲自己的物質報酬）。因此，他更有可能成為一名專業學者，而不是我們所說的知識分子。相反，對於思想較為激進的人來說，知識的追求通常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不過是他們獲得職業的知識分子所具有的那種影響力的途徑。因此，事實的真相可能並不是社會至上主義者通常都是聰明人，真相是，在最聰明的人中間的社會至上主義者中，有很大一部分投身到現代社會中能使他們對公眾輿論施加決定性影響的知識事業中去了。

什麼樣的人會成為知識分子，也跟他們是否對普遍性的抽象觀念具有濃厚興趣有密切的關係。與那些旨在一點一滴地改進現存秩序的人士的更實際的短期考慮相比，思辨全盤重建社會的方案，更合乎知識分子的口味。尤其是對於年輕人來說，社會至上主義思想的誘惑力主要在於其空想性。就此而言，極為大膽地沉溺於烏托邦思想，乃是社會至上主義者的力量的一大源泉，而這一點，正是傳統的自由主義者嚴重匱乏的。兩者間的這種差異，對社會至上主義大為有利，因為思辨抽象原理正好為那些不願意了解當今時代之實際生活的人士提供了表演自己想像力的機會，它也滿足了這些人理解任何社會秩序的理性基礎的合理慾望，並為其宣洩自己的建構衝動提供了可能性，而自由主義在大獲全勝之後，已經沒有給這種衝動留下什麼宣洩口了。出於自己的本性，知識分子向來就不關心技術性細節或現實的困難，能夠令他動心的，就是廣闊的遠景，就是對計劃體制所允諾要建立的整全的社會秩序的似是而非的理解。

社會至上主義者的玄想更能滿足知識分子的口味，這一點，對自由主義傳統的影響力來說是要命的。一旦自由主義政治綱領的基本要求得到滿足，自由主義思想家就會轉向細枝末節問題，而忽視了自由主義一般性哲學的發展問題，結果，自由主義就不再是一個能為深入的思辨提供餘地的活在生生的問題了。因此，差不多半個世紀以來，只有社會至上主義者提出了多少有點像是明晰的社會發展綱領的東西，一幅他們所追求的未來社會的圖景，一套指導具體問題之決策的普遍原則。儘管在我看來，他們的理想也同樣存在著自相矛盾之處，如果將其付諸實施，必須會造成種種事與願違的結果，但這並不能改變下面的事實：他們要求實現社會變革的綱領，乃是惟一一份真正影響了社會制度變革的綱領。正是由於他們的綱領是一大群人所信奉的惟一一套明晰的社會政策哲學，惟一一種提出了新問題、開闢了新視野的思想體系或理論，因此，他們的綱領成功地賦予了知識分子的想像力以靈感。

在這一時期，決定著社會之真正發展的，並不是相互衝突的理念間的爭鬥，而是現狀與社會至上主義者呈現給公眾的未來可能實現的社會理想之間的衝突。人們提出的其他綱領，幾乎都沒有提出真正的替代方案，大多數不過是更極端的社會至上主義與現存秩序間的妥協或折中。如果有人想鼓吹比較極端的社會至上主義綱領，那他所需要的不過是讓自己提出的所有社會至上主義建議，在那些天生就相信真理肯定存在於兩極之間某個中點上的「明智而審慎的」人士眼裡比較合理而已。我們似乎只能沿著一條道走下去，惟一問題只是，我們的步子應當多快，我們應當走多遠。

六

假如我們對比一下社會至上主義理論家的立場與反對他們的老式自由主義的立場，則社會至上主義的思辨性對知識分子具有特殊吸引力的意義就更加顯豁。這種對比也會促使我們正確地評價侵蝕自由社會之基礎的思想力量，並從中學到一些經驗教訓。

非常反常的是，讓自由主義思想家喪失其廣泛影響力的一個主要障礙，與一個事實密切相關：在社會至上主義真正實現之前，自由主義思想家總是有更多機會直接影響當前的決策，因此，他不屑於空想社會的遠景，而這正是社會至上主義的力量所在；事實上，自由主義思想家甚至缺乏從事這種思辨的勇氣，因為這樣的思辨有可能使他當前少做一些好事。他影響現實決策的權力不管有多大，都可歸功於他躋身於現存秩序的代言人之列，而假如從事能夠吸引知識分子的思辨活動，他就會危及自己的地位，儘管他本來可以通過知識分子而影響社會更為長遠的發展。為了能對掌權者發揮影響，他就得「講究實際」，得「機敏」、「現實」一些。如果他關心的是當前的問題，他就可以贏得影響力和看得見的成功，他可以在跟他大體上具有相同世界觀的人中間博得聲望。但這些人沒有在塑造思想氛圍、思辨一般原理的人們中間得到過多少敬重。事實上，如果他真地致力於遠景的思辨，他很可能被譏為「不正常」，甚至被當作半個社會至上主義者，因為他不願承認現存秩序就是他所追求的那種自由制度。

假如不顧這些而繼續努力進行普遍性思辨，他很快就會發現，同那些似乎與他的信念大體相同的人保持很密切的關係，也不能令自己安全，他很快就會陷入孤立狀態。當今時代，恐怕沒有哪項工作比為自由社會未來的進一步發展提出哲學原理這樣一項根本任務更吃力不討好的了。因為承擔這一使命的人，肯定承認現存秩序的基本框架，因此，在很多更具玄想色彩的知識分子看來，他只是替現狀辯護的膽小鬼而已，而實幹家又會把他當做不切實際的理論家而對他不理不睬。在那些只知道世界就跟「談論思想一樣可以輕易」改變的人士看來，他不夠激進；而在那些只看到「形勢比較嚴峻」的人士眼裡，他又太激進了。如果他利用自己的優勢，比如從實幹家那裡獲取支持，那他幾乎肯定會遭到那些他必須賴以傳播自己觀念的人的蔑視。與此同時，他也需要非常小心，避免夸夸其談和聳人聽聞。社會至上主義理論家即使提出了最愚蠢的提議，也不會在同夥中丟臉，而老式自由主義者卻會因為提出某項不切實際的建議而責怪自己。但在知識分子看來，他依然沒有思想，不夠前衛，他要求進行的社會結構之變革和改進，與他們那種更加不受束縛的想像力所構想出的東西相比，似乎仍太有限。

至少在自由的必要條件已經具備、進一步的改進只能針對細枝末節的社會中，自由主義的綱領不可能具備新發明的東西的魅惑力。要正確地認識社會需要什麼樣的改進需要的知識，超出了普通知識分子所掌握的有關現存社會之運行機制的知識。同那些革命性綱領相比，關於這類改進措施的討論，只能在較為實際的層面上進行，這就是使其過於複雜性，從而對知識分子沒有多大吸引力，而且還經常不得不跟那些自己深惡痛絕的人打交道。最熟稔現行社會運行方式的人，通常也是那有志於維護該社會的某些特徵的人，而這些特徵卻可能無法獲得普遍原理的支撐。有些人渴望建設一種全新的未來秩序，他們也自然會轉而尋求理論家的指引。與此不同，忠於現存秩序的人通常也會認為，他們對這個社會的理解要比任何理論家都深刻，因此，他們通常拒絕他們不熟悉的東西和僅在理論上存在的東西。

為捍衛自由的系統的政策探尋堅實的而公正的理論支持是相當困難的，這已不是新問題。社會對我最近的一本書的態度，經常令我聯想到阿克頓勛爵早就說過的一句話：「任何時候，真誠信仰自由的人士總是寥寥無幾，自由的勝利一向要歸功於少數人，他們與一些目標與自己不同的盟友結盟才獲得了勝利；而這種結盟總是很危險的，有時甚至是災難性的，因為這樣恰好給了反對派以反對的口實……。」更近一些，美國目前仍在世的最傑出的一位經濟學家也用類似的口氣抱怨說，那些忠於資本主義制度之基本原理的人士的一面主要任務是，為了捍衛這種制度而必須經常反對資本家們——事實上，從亞當·斯密至今，所有自由主義經濟學大家都知道這一點。

導致誠心惦念著自由事業的實幹家疏遠那些決定著觀念領域發展進程的人士的最嚴重障礙在於，他們對理論思辨極不信任，他們也總是迷戀正統思想。正是這一點，而不是其他問題，在他們與獻身於同一事業的知識分子之間，築造成了一道幾乎難以逾越的壁壘。但欲使此一事業獲勝，則後者的協助乃是不可或缺的。儘管對捍衛一種制度的人來說，有那種傾向是再自然不過的，因為實踐已證明了該制度之合理性，在他們看來，此制度是否得到知識的論證是無關緊要的；然而，這種傾向對於該制度之生存卻是致命的，因為它拋棄了它最迫切需要之支撐。任何自居正統的思想觀念，任何斷言某一觀念體系已達到終極狀態、因面必須不加懷疑地全盤接受的譖妄，都必定會激起所有知識分子的反感，不管這些知識分子對具體問題有何立場。任何思想體系，如果是根據人們與一套僵化的觀念是否完全保持一致、根據人們是否「正常」或他們在多大程度上與正統看法一致來對其下斷語，就會失去一種支持，而沒有這種支持，任何觀念都不可能在現代社會中具有影響力。批評公認的看法、探索新的遠景、試驗新觀念的能力，提供了一種知識分子離開就無法生存的精神氛圍。一項事業，如果不能給知識分子提供揮灑餘地，就不可能得到他們的支持，因而在像我們這樣必須依靠他們的努力的社會裡，註定要失敗。

七

誠如我們所知，自由社會內部可能只有某種自我毀滅的力量，也即自由一旦實現，人們就會將其視為理所當然，而不再珍惜這種自由，而作為自由社會之本質特徵的觀念的自由生髮，有可能對其所仰賴的基礎造成破壞。我們可以毫無疑義地說，自由的理念對於美國這類國家的青年人的吸引力，要少於對那些知道失去自由意味著什麼的國家的年輕人的吸引力。而種種跡象表明，在德國等國家，對於從來不知自由社會為何物的年輕人來說，建設這樣一種社會的使命，可能像過去一百年間湧現的種種社會至上主義方案一樣令他們興奮和入迷。你在向德國學生談論自由社會的原理時會發現，這些學生比西方民主國家的學生更容易受感染、也更熱情，儘管很多訪問德國的人都經歷過這樣的事，但這一點總是有點異乎尋常。在英國，年輕人中間也新出現了對真正的自由主義的興趣，而幾年前還沒有這樣的事。

這是不是意味著，只有當人們失去自由時才會珍視自由？而各地必須先經歷一段社會至上主義全權制度的黑暗階段，維護自由的勢力才能重新獲得力量？可能確實如此，不過，我希望不必如此。但只要在過去很長時間內一直決定著公眾輿論的人士繼續被社會至上主義理念所吸引，這種趨勢就仍將繼續下去。如果我們想避免這樣的趨勢，我們必須能夠提供一個對這些人的想像力有吸引力的自由主義新綱領。我們必須把建設自由社會視為又一次知識上的探險，一次充滿勇氣的行動。我們所匱乏的，乃是一種自由主義的烏托邦，一種看起來既不是僅僅維護現狀，也不是稀釋了社會至上主義，而是真正的自由主義的激進主義的綱領；它不管是否觸犯權勢集團（包括工會），它不是過於專註於現實問題，不僅僅局限於馬上就在政治上可行的事情。我們所需要的知識領袖，能夠拒絕討好權勢人物，樂意為一種理想而奮鬥，不管這種理想在較短時間內實現的前景是多麼的渺茫。他們必須是樂于堅持原則、為完全實現自己的理想——不管這個理想多麼遙遠——而奮鬥的人。他們必須把實用主義的妥協留給政客。自由貿易或機會自由依然是能夠激起很多人的想像力的理想，而單靠「合理的自由貿易」或「放鬆管制」等政策，既不可能贏得知識分子的敬重，也不大可能激發出他們的熱情。

真正的自由主義者需要從社會至上主義者的成功中學到的主要經驗就是，他們敢於做空想家的勇氣，這種勇氣使他們贏得了知識分子的支持，進而也得以影響公眾輿論，而正是這種輿論，每天都使得當下看起來根本遙不可及的事情有可能變成現實。有人一門心思只關注目前的輿論認為具有可行性的事情，他們總是發現，這種眼下具有可行性的事情，也很快就變得在政治上不可行了，因為他們沒有注意加以引導的輿論已經發生了變化。除非我們能使自由社會的哲學原理再一次成為一個充滿活力的知識問題，使探討這一原理成為激發我們這個時代最有活力的天才人物的機智和想像力的一項使命，自由的前景確實是暗淡的。但如果我們能夠找回自由主義鼎盛時期的標誌，即堅信觀念的力量，那麼我們就不會在這場戰鬥失敗。自由主義思想已經在很多國家開始復興。此正當其時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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