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 錢玄同：相愛相殺二十年

錢玄同（1887年9月12日—1939年1月17日），中國現代思想家、文字學家、著名文學理論家、語言學家。中國「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倡導者之一。浙江省吳興(今湖州市)人，原名夏，字中季，後改名玄同，字德潛，號疑古，自稱「疑古玄同」。從事新文化運動，提倡文字改革，創議並參加擬制國語羅馬字拼音方案。錢玄同一生在新文學運動、新文化運動、國語運動、古史辨運動以及音韻學諸方面都作出了傑出的貢獻。

錢玄同與魯迅，應該說是上個世紀初在日本相識於章太炎的門下。當時流亡在日本的章太炎創辦「國學講學會」，講述中國的小學和歷史。由於他採取不收中國留日學生聽講費的形式，吸引了不少中國學生。為了錯開中國學生與本校課程安排的衝突，章太炎還增開了一個周日特別班。錢玄同與魯迅、周作人、許壽裳、朱希祖等就在這個班裡一同聽取章太炎講授《爾雅》、《說文解字》。

據錢玄同回憶說：「周氏兄弟那時正譯《域外小說集》,志在灌輸俄羅斯、波蘭等國之崇高的人道主義，以葯我國人卑劣、陰險、自私等齷齪心理。他們的思想超卓，文章淵懿，取材嚴謹，翻譯忠實，故造句選辭，十分矜慎，然猶不滿足，欲從先師了解故訓，以期用字妥帖。所以，《域外小說集》不僅文筆雅馴，且多古言古字，與林紓所譯小說絕異。」可見，他們當時已經相識，儘管僅限於每個星期會面一次，談不上很深的友誼，但對周氏兄弟是相當佩服的。

1936於章太炎追悼會合影,右二錢玄同,右三周作人

錢玄同與魯迅真正接觸多起來，進而建立很深厚的友誼卻是在新文化運動開始後。那時錢玄同是《新青年》六位輪流編輯之一。據魯迅在《吶喊·序》中回憶，急需為思想啟蒙組稿的他，很快想到了曾在日本章太炎門下的同學魯迅，便跑到紹興會館去看望正在抄古碑的這位老同學，質疑他當下所為的作用，勸他寫點文章。

魯迅對他說：「假如一間鐵屋子，是絕無窗戶而萬難破毀的，裡面有許多熟睡的人們，不久都要悶死了，然而是從昏睡入死滅，並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現在你大嚷起來，驚醒了較清醒的幾個，使這不幸的少數者來受無可挽救的臨終的苦楚，你倒以為對得起他們么？」錢玄同回答說：「然而幾個人既然起來，你不能說決沒有毀壞這鐵屋的希望。」

錢玄同的勸說，最終讓魯迅答應邀請，於是便有了最初一篇白話小說《狂人日記》。接著魯迅也參加了《新青年》的編輯工作，兩人一起戰鬥，發表了不少反對舊文化、提倡新文化的犀利文章。他們不僅意氣相投，觀點一致，而且集中火力，協同作戰。直到1925年的「女師大風潮」期間，他們仍然一同發表聯名宣言，支持學生驅逐校長楊蔭榆的行動。

客觀地說，錢玄同和魯迅應該算是同路人，他們的方向大致還是相同的。但後來因為一件小事，使兩人之間產生了嫌隙。1926年6月，顧頡剛的《古史辯》產生了轟動。魯迅是不贊成古史辯的觀點的，故而撰文進行抨擊。而古史辯是由胡適、錢玄同等人倡導的，顯然，此時魯迅所抨擊的就不僅僅是顧頡剛一個人，自然也包括錢玄同，於是他們之間的走動也開始少了。

3年後的一天，魯迅到孔德學校拜訪馬隅卿，恰好錢玄同也在座，看著名片上所印「周樹人」3字，錢玄同笑著問:「你的姓名不是已經改成兩個字了嗎？怎麼還用這三字的名片？」魯迅不高興了，正色而嚴肅地說:「我從來不用兩個字的名片，也不用四個字的名片！」

這裡說的四個字，錢玄同以為是在譏諷自己的筆名「疑古玄同」，頓時臉上也布滿了陰雲。而在這時，顧頡剛走了進來，兩人都愣了。魯迅抨擊過顧頡剛的觀點，而錢玄同則是顧頡剛的最要好的朋友，魯迅很快便起身離開。

魯迅很不愉快，在給許廣平的信中，描述了這次邂逅，「途次往孔德學校，去看舊書，遇金立因(即錢玄同，作者注)，胖滑有加，嘮叨如故，時光可惜，默不與談，少頃，朱山根(即顧頡剛，作者注)叩門而入，見我即躊躇不前，目光如鼠，終即退去，狀極可笑也。」錢玄同在《兩地書》中看到這封信，對魯迅給自己的描述，也發了一番感慨：

「我想，"胖滑有加"似乎不能算作罪名，他所討厭的大概是"嘮叨如故"吧。不錯，我是愛"嘮叨"的，從(民國)二年秋天我來到北平，至(民國)十五年秋天他離開北平，這十三年之中，我與他見面總在一百次以上，我的確很愛"嘮叨"，但那時他似乎並不討厭，因為我固"嘮叨"，而他亦"嘮叨"也。不知何以到了(民國)十八年我"嘮叨如故"，他就要討厭而"默不與談"。但這實在算不了什麼事，他既要討厭，就讓他討厭吧。」

據有關學者的研究分析，這次相遇之所以這麼快成為兩人友誼的終點,可能有兩個不可忽視的因素：一是魯迅當時的心情。魯迅兄弟失和後，錢玄同卻一直與周作人關係十分密切。特別是，他與魯迅視為仇敵的曾經傳播他的《中國小說史略》系抄襲之作謠言的顧頡剛交好，並一同與魯迅在孔德學校相遇，因此難免不讓魯迅夙怨一觸即發。二是兩人的思想變化。他們已經不再是新文化運動時那樣意氣相投、觀點一致了。錢玄同對魯迅參加左翼文藝運動很是不滿，在給周作人的信中則語帶譏諷地稱他為「左翼公」、「左公」，足見思想上的隔膜已經不淺。於是這對昔日的章門弟子、新文化運動的主將就再也沒走到一起了，彼此惡評也越來越多。

1932年魯迅所作《教授雜詠四首》中的一首稱，「作法不自斃，悠然過四十。何妨賭肥頭，抵擋辯證法。」針對的就是錢玄同當年所謂「四十歲以上的人都應該槍斃」的「高論」。1935年的《死所》一文又辛辣地諷刺了因聽說有教授在教室中風死去而不再上課的錢玄同。

魯迅寫於1933年的《我怎麼做起小說來》給我們新的啟發。文中說：「《新青年》的編輯者，卻一回一回的來催，催幾回，我就做一篇，這裡我必得記念陳獨秀先生，他是催促我做小說最著力的一個。」督促魯迅寫小說，陳獨秀確實頗為上心。1920年3月，他在寫給周作人的信中說，「我們很盼望豫才先生為《新青年》創作小說，請先生告訴他。」但這都是《狂人日記》發表之後的事。魯迅走上新文學道路的第一推動力，還是來自錢玄同。而且，在此前的文章中，魯迅也是這麼說的。

1933年，被共產黨除名的陳獨秀正因所謂「叛國」而坐國民黨的牢。而魯迅此時不提錢玄同而舉陳獨秀，應非一時疏忽。魯迅曾對比過陳獨秀和胡適：「假如將韜略比作一間倉庫罷，獨秀先生的是外面豎一面大旗，大書道：『內皆武器，來者小心！』但那門卻開著，裡面有幾枝槍，幾把刀，一目了然，用不著提防。適之先生的是緊緊的關著門，門上粘一條小紙條道：『內無武器，請勿疑慮。』這自然可以是真的，但有些——至少是我這樣的人——有時總不免要側著頭想一想。」魯迅還曾不無傷感地說過，《新青年》的團體散掉了，有的高升、有的退隱、有的前進，只有他自己依然在沙漠中走來走去。或許，直到離世，魯迅的心依然停留在那個早已解散的新文化運動朋友圈。如果真是這樣，那麼，因獨立思考而既不容於共產國際，又不容於國民黨的「終身反對派」陳獨秀，顯然比退隱於書齋的錢玄同，離魯迅的心要更近一些，或許這才是真正把錢玄同和魯迅隔開的那堵牆。

錢玄同對魯迅也是「毒舌」頻吐。看過魯迅的《三閑集》《二心集》後，他在日記中記下，「實在感到他的無聊、無賴、無恥。」錢玄同對《准風月談》的評價也很低：「總是那一套，冷酸尖酸之拌嘴，罵街，有何意思。」讀了孔另境編的《中國小說史料》後，又在日記中說，「據說（孔另境）為魯迅大弟子之一，鄭振鐸序此書大恭維一番。」「殊可笑」，「孔氏此書極為簡陋也」。其時，魯迅已經去世，足見錢氏心中芥蒂之深。

1936年10月19日，魯迅病逝於上海。這時，魯迅已成為左翼文學之魂，受到青年的愛戴和頌揚，報刊多是溢美頌揚的言論。錢玄同對此寫了《我對於周豫才君之追憶與略評》，文章回憶了他們之間的交往。他說魯迅「治學最為謹嚴」；「絕無好名之心」；「有極犀利的眼光」。他舉例說，魯迅「無論校勘古書或翻譯外籍，都以求真為職志」。他特別推崇《中國小說史略》，是「條理明晰，論斷精當，……至今還沒有第二部書比他更好的，或與他同樣好的」。這些著作都體現魯迅的求真精神，「極可欽佩，青年們是應該效法他的。」

還比如：他治學和寫作決非沽名釣譽，而是任憑「自己的興趣」，這樣在寫作乃至成書後，「總不肯用自己的名字」，《會稽郡故書雜集》就是一例，這本雜集本是魯迅編輯，且又作了序，可他在署名時，「不寫"周樹人"而寫"周作人"」，他著書只求「精善，從無粗製濫造」，這「也是青年們所應該效法的。」

再比如：他的小說抉發的多是中國社會的痼疾，如《狂人日記》、《阿Q正傳》、《葯》等小說，大凡他的文章，真「如良醫開脈案，作對症發葯之根據，於改革社會是有極大的用處的。」錢玄同表示，他對魯迅的看法，是基於他與魯迅交往的事實，而除此之外，「我都不敢亂說。」

當然，文中錢玄同也毫不客氣地指出了魯迅性格上的三個弱點：「一是多疑。他往往聽了別人幾句不經意的話，以為是有惡意的，甚而至於以為是要陷害他的，於是動了不必動的感情。二是輕信。他又往往聽了別人幾句不誠意的好聽話，遂認為同志，後來發覺對方欺詐，於是由決裂而至大罵。三是遷怒。譬如說，他本善甲而惡乙，但因甲與乙善，遂遷怒於甲而並惡之。」

錢寫這篇文章的緣由，在他的日記中可找到一點線索。錢玄同說，「我因為青年們吹得他簡直是世界救主，又因有《世界日報》訪員宋某電詢吾家，未見我，而杜撰我的談話，我極不願，因作《我對於周豫才君之追憶及略評》。」看來，錢玄同這篇文章，為自己辯誣的用意並不弱於對亡友的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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