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機上癮真的會帶來問題嗎？你可能還忽略了這些事

我們聽過了太多關於「科技成癮」的警告：

沉迷手機讓人更容易感到孤獨和抑鬱；約會懶得去，性生活頻率也下降；更嚴重的，甚至有可能會觸發像老人痴呆症患者所體驗的失憶。

▲ 圖片來自 《The Conversation》

不過，有個問題是，研究再多，我們也沒能找到社交網路等科技產品對人精神影響的直接證據，更多是粗略推測。斯坦福大學心理系系主任 Anthony Wagner 直言：

現在有證據可證明其中有因果關係嗎？我們使用媒體的行為真的在改變我們的認知和潛在的神經功能嗎？答案是我們並不知道。完全沒（明確指向因果關係的）數據。

不可靠的數據，模糊的定義

現在於科技成癮領域的研究和飲食研究很相似，主要依靠受眾憑回憶回答問卷以了解受訪者的「感覺」或「使用設備時間」。作為實驗數據，這很不可靠。

一份 2016 年的研究發現，將自我回憶中的互聯網使用時間和實際使用時間相對比，只有 1/3 的人能相對準確地記憶，人們普遍會高估自己上網的時間。

▲ 圖片來自 The Addictions Academy

再者，「屏幕時間」這類概念本身就包含很多變數。

去年，年輕人可能在玩 Snapchat，今年也許就成抖音了；刷 Instagram 和用 Facetime 和家人聊天雖然都是屏幕時間，但影響也會不同吧？

在眾多不可控條件下，我們又怎能建立確鑿的因果關係？

除此以外，部分研究所得的結果的「程度」也仍存在爭議。

一份研究將屏幕使用時間和青少年抑鬱和自殺行為關聯起來。一名學者分析了同一份樣本數據，發現屏幕使用時間和抑鬱自殺的關聯程度，就和自殺與吃土豆相關聯的程度差不多。

▲ 屏幕和手機應用對大腦的影響研究仍不成熟，圖片來自 Daily Express

雖然好玩的手機會讓人產生多巴胺（也就是那種可能會促成上癮的分泌物），但其量和藥物無法比擬。

其實，生活中其它讓人覺得愉快的東西，譬如食物和性，同樣會觸發多巴胺，但它們和手機遊戲一樣，觸發的量遠低於藥物。

一般來說，好吃的食物會讓多巴胺升到正常值的 150%，電子遊戲則是 175%，安非他命這種葯類則會讓大腦里的多巴胺升到正常值的 1000%。這個程度又是否足夠？

▲不同活動刺激大腦生成多巴胺的量，圖片來自 《The Conversation》

《Vox》作者 Brian Resnick 和一些專家聊了聊這個問題，發現即使是那些支持「科技成癮說」的研究人員都覺得我們的確需要研究並收集真正有效的證據。

▲ 屏幕時間這類應用收集的數據會更客觀，圖片來自 9to5Mac

現在，一項觀察時間跨度為十年的研究 「ABCD（青少年大腦認知發展研究）」正在進行中。這個研究將跟蹤觀察超過一萬名 9-10 歲的兒童，通過 Fitbits 和定期腦部掃描觀察其行為和認知改變。

最開始，ABCD 也只是讓受訪者回憶設備使用行為，但現在，他們正在和蘋果、Google 協商，希望可在用戶同意的情況下，獲取其應用使用時間數據。

不過，該研究目前仍未能提供更多可用的數據材料。

在那之前，我們也許可以思考一下，撇開「科技成癮」不說，種種負面影響的表象下，是否存在其它誘因的可能性？

「科技成癮說」會掩蓋其它問題？

在「科技成癮」中，社交媒體是其中一個最大的批評對象，孩子愛玩 Instgram、Twitter、Snapchat 等產品讓不少父母頭痛。

Arunas L. Radzvilavicius 賓夕法尼亞大學的博士後研究員，他認為放不下社交軟體的孩子們不是上癮了，而是在遵循一種社會規範。

▲ 圖片來自 Today』s Parent

他曾聽到一個女孩抱怨，社交媒體讓她感到很焦慮，但她卻無法不看，因為「我所有的朋友都在這上面。」

在 Radzvilavicius 看來，這正是區分「成癮」和「社會規範」的差別：

成癮，大多是一種個人獨自經歷的體驗，但社會規範，則是一種共有的心理狀態，通常由社會裡其他成員的觀點與信念，以及我們自身對以上信念的認知塑造而成。

換言之，社會規範更是一種類似同輩壓力的「氛圍」。而且，這些社會規範會在正面反饋下不斷加強。

但不是所有正面反饋都是「真誠」的。

Cass Sunstein 在新書 《改變是如何發生的》中提供了一個例子。

沙烏地阿拉伯已婚女性可參與社會工作，但前提是獲得丈夫的批准。從當地女性就業數據來看，當地社會規範為丈夫不支持妻子外出工作。

▲ 圖片來自 Vice

而最近的一份研究卻指出，超過 80% 的受訪沙特男性私下其實支持女性參與工作，但他們卻低估了同輩對這件事的接受程度，因此不願意表露自己對妻子就業的支持，進而強化了原有社會規範。

因此，那些成天和朋友在社交網路上一起玩的年輕人，也許是在經歷社會規範的影響，並持續鞏固這種文化。

Radzvilavicius 認為，在這個情況下，如果社會只對青少年個人行為進行干預，很可能會引起反面效果（因為你在強行要求他離開社交圈）。不過，如果更多人能溝通其真正想法，也許社會的話語平衡就有機會改變。

而對於「科技成癮」可能帶來的數不盡心理影響，心理學教授 Christopher J. Ferguson 認為它們很可能是其它問題的表現，然後被套在了「科技成癮」目錄下：

通過研究，我認為科技成癮通常是其它潛在心理障礙的癥狀，譬如抑鬱、焦慮和注意力問題。人們可沒將成天睡覺的抑鬱症患者說成是有「睡覺成癮」的人。

▲ 圖片來自 《The Conversation》

這種對根源問題的誤判，可能會讓人忽視青少年真正在經歷的心理問題，影響治療。

雖然，現在 Radzvilavicius 的「社會規範」論和 Ferguson 的「偷換病因」論仍沒有更豐富的研究論據，但他們的觀點也為我們帶來了一個啟發：一個問題存在很多面，要避免一葉障目，我們需考慮更多可能性，並幫助真正受到影響的人。

題圖來自 Lifehacker Austral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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