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造像碑書法
清代考據學、金石學興起，訪碑風氣盛行。乾嘉時期著名金石學家、書畫篆刻家黃易就是一位不折不扣的訪碑活動家，他常常在荒煙宿莽間孜孜搜訪殘碑斷碣，撫古追昔，往往還作紀游寫生《訪碑圖》，與好友共賞，瀟洒風雅，古意盎然。
他在《嵩洛訪碑日記》中記載，嘉慶元年（1796）九、十月間在河南尋古訪碑，看到龍門石窟古陽洞中《始平公造像》、《魏靈藏造像》、《楊大眼造像》、《孫秋生造像》，被端正方剛、質樸雄強的造像記書法深深吸引，遂拓諸遺世，「龍門四品」名聲大著。
後來又增為十品，繼至二十品，作為龍門造像記書法中的代表作，廣被後人仰慕追摹。
洛陽龍門石窟始鑿於北魏孝文帝遷都洛陽前後，經歷東魏、西魏、北齊、北周、隋、唐和北宋等朝，雕鑿斷斷續續達400年之久。據統計，東、西兩山現存窟龕2345個、佛塔70餘座，造像10萬餘尊，有紀年的造像記就近200鋪，是魏碑書法當中極其重要的一個組成部分。
康有為說：「魏碑無不佳者，雖窮鄉兒女造像，而骨血峻宕，拙厚中皆有異態，構字亦緊密非常。」近代結集出版《龍門石窟造像全集》、《北朝佛道教造像碑精選》等，收錄廣泛。
造像，就是匠師們用石、玉、木、金屬等雕成或用泥塑成一定的形象，運用圓雕、浮雕、透雕、平雕、線刻等工法，在這些石質等材料上創造出的各種氣勢雄偉、生動精美的石雕藝術。古代為生人、亡人或自己祈福，多在僧寺或在崖壁間鐫石成佛造像。
南北朝時期，中國佛教發展步入高峰，特別北朝在佛即君主、禪觀苦修思想的影響下，開鑿石窟、雕製造像風氣大盛。
這些造像一般由武將文臣、貴族豪門，更多則是中層信徒一人或多人出資雕造，被安置、供奉在石窟、佛寺、塔廟等佛教建築中，石質堅硬，千年不毀。在佛教當中，造像和寫經、造寺、造塔等，同具種種功德。
造像形制大致可區分為單尊造像、造像塔、造像碑三種類型。造像碑的題材、造型風格與同時期的石窟接近，被認為是縮小的石窟，但其雕刻以高浮雕為主，雕琢更加精細。
《景明四面造像》刻於北魏宣武帝景明二年（501），高60厘米，寬56厘米，1953年出土於未央區查家寨。這個造像四面刻有蓮花拱龕，龕內皆為一佛二菩薩，中間為釋迦牟尼佛盤腿坐像，佛後刻背光，座下刻三個力士，兩側的菩薩立於力士頭上，佛和菩薩皆身披通體法衣。拱龕兩端刻有台柱、帷幔等雕飾，龕頂部及兩邊刻32個小佛坐像，下有56字銘文。
這些銘文就是造像記，指的就是各種宗教石窟、神龕等造像的製作留下來的記錄文字。有的刻在佛像的台座，有的刻在碑的側面或者碑的背面，還有刻在龕像附近。造像記的文字內容大多涉及造像名稱、造像時間、造像者身份、造像者、為誰造像、造像題材、祈願內容等。
往往是造像的人為國家、皇帝、父母祈福的宏願，如《樂安公主敬造彌勒像記》：「大魏太和三年歲次戊午三月廿七日，樂安公主敬造彌勒像一軀，上為國王帝主父母師僧，一切法界眾生，咸同斯福。」
《比丘惠榮造彌勒像記》，即寫道：「比丘惠榮，仰為皇帝陛下、七世父母、所生父母，敬造彌勒像一區。」
有的則以四至六言駢偶組成的「頌」、「辭」形式，涉及造像的緣起、目的和意義，字數多的近千字，還有的字放大、鐫刻面積也隨之擴大。
楊大眼，北魏名將，奉命南伐，連拔五城，凱旋歸朝時候，路經伊闕時發願開龕，為孝文皇帝造像一軀，這就是著名的《楊大眼造像》。
楊大眼造像龕就位於古陽洞北壁第二層大龕東起第三龕，高253厘米，寬142厘米。造像記就在龕右側，高126厘米，寬42厘米，盤龍首，長方座，正面刻五個小龕，圭形碑額上刻「邑子像」三字。所刻文字，刊石記功，歌頌楊大眼軍功顯赫的一生。
而古陽洞南壁的《孫秋生造像記》記載了孫秋生、劉起祖在孝文帝遷都洛陽之時，組織包括官居四品的職事官在內的二百人造像作願，祈「國祚永隆，三寶彌顯」，表示對北魏王朝的忠誠。
我們看造像記上，都刻有供養人的姓名。曾任官職者，題名前多會綴述其職；僧尼即冠以比丘、比丘尼、沙門、沙門統、沙彌、邑師、維那；平民背景的男女信眾，則自稱佛弟子、清信士、清信女、優婆塞或優婆夷等；若屬邑義成員，即加冠邑主、邑子、邑老等銜。
這些造像有的僅由一人出資雕造，有些則由數十、百人共同捐造。《東魏李道贊率邑義五百餘人造像碑》，現藏於美國紐約大都會博物館。
正面碑額刻佛像一旁四尊，上層雕刻二獅對舞及其他人物。中層園林屋宇，下刻小佛像二列二十軀，最下層刻高23厘米、寬19厘米的造像記近九百言。碑趺長方形，四面刻各類人物。
碑陰額刻佛像，下刻豎27排、橫16個的小佛龕共432個，每一佛龕旁刻題名一人，總共就有432人。
碑兩側鑲刻蓮花和忍冬精細紋飾，雕刻構造精細，圖文並茂，形制特別巨大，堪稱造像工藝的傑作，被定為造像碑之冠。
從造像題名看，地位最顯赫的要算寺主鎮東將軍林慮太守赫連子悅，雖然碑陰上另有都邑主李道贊的題名，其餘的將軍、菩薩主、都維那、光明主、八關齋主，都是邑義五百人中的各個方面的代表和首領，應該也是造像的主要出資者。
這個碑的雕刻歷時12年才完成。今人研究稱，整個造像過程是由流行於南北朝時期的佛教社邑組織來完成。
從北魏初年起，北地盛行一種一族一村等的佛教組織，叫做「義邑」，又叫邑義、邑會、法義，以營造佛像寺塔等為機緣而結成的信仰團體，主要分布在雲岡、龍門、天龍山等石窟一帶。
這個組織即由僧尼和在家信徒構成，而以信徒為主，組織的職能是籌集造像所耗費的資金，以及造像前後所需要舉行的各種儀式。
後來逐漸發展，兼及於修建窟院、舉行齋會、寫經、誦經等佛事，它的首腦稱為邑義主、法義主、邑主、邑長等，成員稱為邑義、法義、邑子、邑人、邑徒等，而以教養更高的僧尼為指導，稱為邑師。
這樣在造像的過程中形成寺院內外的組織，負責整個工程的具體事項和前後儀式的安排。有了造像的主要出資者和足夠的資金、有序的組織，這樣就更方便實現了比丘、比丘尼以及普通村民的造像宏願。
《始平公造像記》，全稱《比丘慧成為亡父洛州刺史始平公造像題記》，就是由孟達撰文，朱義章書寫，北魏孝文帝太和二十二年（498）九月十四日刻於龍門古陽洞北壁。
而景明三年（502）五月造訖的《孫秋生劉起祖二百人等造像記》，則由孟廣達撰文，蕭顯慶書寫，但邑子題名只刻出139人，加上碑額和發願文中提及的4人共有143人。
經查證，其中題名有數人就參與了龍門其他邑社的造像過程中。可以得出，以孫秋生、劉起祖為首的義邑，是當地開龕造像比較成熟而有名氣的一個組織。
就這樣的一個組織，其中人員各司其職，各主其工，雕造完成了一尊尊佛像藝術精品。但由於附著於造像的造像記文僅作記事之用，製作者又多是這些教育程度不高的工匠、村俗，因而造像記的整體書法風格大多鄙拙粗陋，而一直不受重視，處於塵封狀態。
直到康有為明確提出「魏體」、「魏碑」這樣的概念，他說：「北碑莫盛於魏，莫備於魏」，「凡魏碑，隨取一家，皆足成體，盡合諸家，則為具美。雖南碑之綿麗，齊碑之逋峭，隋碑之洞達，皆涵蓋渟蓄，蘊於其中。故言魏碑，雖無南碑及齊、周、隋碑，亦無不可。」
晚清以來，人們學習的「北碑」主要是魏碑，就是北魏遷都洛陽之後四十年年間書刻的「魏體」，這其中就有這些造像記。其書風與書體，體現出當時特殊的時代和地域精神。
這一類北魏早期造像記的書法與當時南朝流行的二王書風截然不同，是北魏繼承北方「五胡書道」傳統的佳跡，反映出中國北方在長時期受外族控制下，文字隸變腳步較慢的實證。
「龍門二十品」之一《鄭長猷造像記》，康有為盛讚稱之為「上為分書之別子，下為真書之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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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紅記博士研究認為，北朝關中地區造像碑題記書體（造像記）在北魏時期形成的以「平畫寬結」的「長安書體」和「斜畫緊結」的「洛陽體」共同構成了「魏碑體」書法的兩大主要特徵。
長安書體，結體寬博，橫平豎直，書風舒朗淳厚，簡樸超逸，更具有民間性和普遍性，對西魏、北周的造像記書體產生了重要影響。其演進過程與我國北方民族的融合和發展緊密相關。
從北魏早期的「以隸寫楷」到「以楷寫隸」，再到最後的規整、圓潤、秀美的發展變化，不僅是少數民族文化素質提高的表現，也是民族大融合和南北朝書法融合的表現，這種文化上的融合為隋代書法的統一和唐代書法的繁榮奠定了基礎。
康有為在《廣藝舟雙楫》肯定到：「古今之中，唯南碑與魏為可宗。可宗為何？曰有十美：一曰魄力雄強，二曰氣象渾穆，三曰筆法跳越，四曰點畫峻厚，五曰意態奇逸，六曰精神飛動，七曰興趣酣足，八曰骨法洞達，九曰結構天成，十曰血肉豐美。是十美者，唯魏碑、南碑有之。」
造像記書法在書法史上佔有舉足輕重的藝術地位，其價值應當被肯定。
來源：正定金石拓片藝術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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