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介石5個軍圍攻，我軍因張學良一信息破敵，筆者：戰機這樣產生
1936年11月的西安冷意嗖嗖，然而蔣介石卻熱情高漲，像打了雞血一樣，他信心十足地向部下宣布：紅軍「已是窮途末路」、「目前已經到剿匪的最後10分鐘」、「有絕對把握消滅共產黨」。
蔣介石說這話的背景是1936年10月中國工農紅軍第一、第二、第四方面軍會師後，不顧我黨一再提出的「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主張，繼續堅持反共的內戰政策，他坐鎮西安，調集國民黨軍第1、第3、第37軍和張學良東北軍第67軍、騎兵軍共5個軍，於下旬從會寧至隆德一線由南向北，分4路向紅軍進攻，企圖消滅紅軍于靖遠、海原地區，他判斷：紅軍經長途跋涉，不堪一擊。
由於敵人採取密集的隊形進攻，我軍一直找不到殲敵良機，當時我軍的主要指揮員是彭德懷，他一次又一次提出作戰計劃，但一次又一次被放棄，不得不一步步向後撤退，迴旋的餘地越來越小，我軍確定到了生死存亡的關鍵時刻。
毛澤東深知對中央軍作戰之不易，一再提醒前方指揮員:「部署得好，有打著可能」，「再忍耐幾周有消滅周孔一師的希望」，囑咐前方要「依照實況審察裁決，總以打得最適當為目的」，甚至提出「不可能時則向金積、靈武、豫旺出動，誘敵深入以利機動」。在生死存亡的關鍵時刻沒有給一線指揮員多大的壓力，而是讓指揮員放手去指揮，這就是毛澤東的過人之處。
雖然蔣介石是5個軍圍攻，但每個軍的情況又不一樣，其中第1、第3、第37軍是蔣的嫡系部隊，由胡宗南指揮。第67軍、騎兵軍是張學良的部隊，主要指揮員是王以哲，毛澤東的總策略是：針對不同的敵軍，必須採取不同的策略，對待東北軍，以統戰為主積極爭取，對蔣介石的嫡系部隊要堅決打擊。
張學良的東北軍曾經被蔣介石調到河南、湖北「圍剿」紅四方面軍，但屢遭打擊，最後被調到貧窮偏僻的陝甘地區，參加對西北紅軍的進攻，結果勞山、榆林橋、直羅鎮，東北軍對紅軍三戰三敗，遭受重創，損失近3個師的兵力，第110師師長何立中、第109師師長牛元峰也丟了性命。
眼見東北軍「圍剿」紅軍屢戰屢敗、損兵折將，張學良心痛不已，更加認清了蔣介石
借刀殺人的險惡用心，他知道：再這樣和紅軍打下去，東北軍必將損失殆盡，那時手中沒有了本錢也就沒有利用價值了，蔣介石就會棄之如草芥。
另一方面他對共產黨「停止內戰、共同抗日」深表贊同，尤其是在兩廣事變反蔣和綏遠抗戰勝利的雙重刺激下，決定與紅軍秘密接觸，初步達成了聯合起來「逼蔣抗日」的共識。
但是張學良知道，要和紅軍達成默契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為東北軍與紅軍妥協的消息早已傳到蔣介石耳里，所以在東北軍中大量安插耳目，嚴密監視。稍有不慎即會暴露秘密，招至殺身之禍。
當時指揮東北軍和紅軍作戰的將領是王以哲，彭德懷明確勸告王以哲:還望凡能贊助弟方者，務請委曲設法，胡軍本來輕視他軍，兄部緩緩前進，彼亦未必見怪。
然而王以哲也有難言之隱，身邊有大量的國民黨眼線，而且蔣介石親赴西安訓示，對西北「剿總」軍事剿共的部署督促甚嚴，大量補給源源不斷，使東北軍沒有借口拖延不前，幾乎每天都用飛機投送命令逼迫東北軍推進。
原先沒有中央軍時，東北軍還可以假裝前進受阻，如今天上有飛機監視，地上有中央軍的速度作比照，又沒有拖延的借口可尋，王以哲除非抗命，否則很難不進。為此，張學良也明確表示:過於延緩於各方均不利，於協同中不露痕迹為宜。
當然張學良遲遲下不了決心的一個更深層次的原因：如果給紅軍創造了戰機，紅軍能否對付得了中央軍。因為在很大程度上他們對紅軍缺乏信心。
紅軍在撤退中等待時機，張學良也在等待時機，他深深知道：如果紅軍被消滅，下一個被消滅的就是自己。
進入11月，眼見紅軍一退再退，大有被中央軍逼向絕路之勢，唇亡齒寒，張學良、王以哲決心為紅軍創造一次戰機。這天紅軍前線指揮部收到了一封足以改變整個戰局的電報：
現東北軍又奉令向山城堡、環縣一帶前進，並限20日前完成任務，若有違誤即革職拿辦。為配合友方，東北軍決定於16日進至豫旺堡，然後緩至19日再出發前往山城堡。考慮到胡部一向不按指定路線前進，必緊隨紅軍身後急進，應有作戰可能。但王仍顧慮紅軍不是胡的對手，因而再只叮囑:「為保存抗日力量，亦似不必作無謂犧牲」。
這封電報當然是王以哲發來的，電報中的王當然指的是張學良。
於是戰場形勢發生了劇變，東北軍故意放緩行動，使胡宗南孤軍暴露在紅軍的面前，這正是紅軍苦等多日的戰機，於是發起了進攻胡宗南部的戰役，史稱山城堡戰鬥，紅軍殲滅國民黨軍1個多旅，終止了中央軍對陝甘寧蘇區的攻勢。
當筆者在研究這段戰史的時候深深感到：戰機往往不是在戰場上產生的，而是在黨的統戰方針確立後就產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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