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隸書成就最高的居然是他

文史 06-17

清代是隸書的復興時期，主要表現兩個方面：

第一，清代出現了大批擅長隸書的書家，這是繼漢魏以後，隸書書家空前繁榮的時期；第二，清代隸書的發展呈現許多創新甚至突破。一些書家在以傳統隸書作為根底的同時將篆、北碑、行、草等諸體融於其中，形成獨特的藝術風貌。在這篆隸中興的書潮中，何紹基隸書的創造性與整個清代隸書發展有著緊密聯繫。

沙孟海在《近三百年書學》中評價道：「何紹基各體書，隸書第一，……他的境界，雖沒有伊秉綬的高，但比桂馥來的生動，比金農來的實在，在隸家中，不能不讓他佔一個席次。」可見何紹基的隸書在當時的重要性。

那麼沙孟海所說的這位何紹基，究竟是何許人也呢？

何紹基（1799-1873），湖南道州（今道縣）人，故世亦稱何道州。字子貞，號東洲，別號東洲居士，晚號蝯叟、猿叟。好遊歷，頗富收藏，精於文字、考據之學，著有《說文段注駁正》《東洲草堂金石跋》《東洲草堂詩集》等，《清史列傳》有傳。何紹基是一位藝術造詣極為全面，詩、文、畫、金石都十分精通的大家。

何紹基作為一位身兼眾藝的書家，因書名太重，其他領域的成就往往被人所忽略。何紹基的隸書傳世作品不多，其中，遼寧省博物館所藏的《累葉》隸書長卷，結體寬綽自如，通篇顯俊邁飄逸之態，點畫豐腴勁健，為何氏典型的代表書風。但何紹基的隸書書風是否一直如此？還是有所變化？顯然任何藝術都有其發展的過程，何紹基的隸書亦是如此，他四十二歲為石卿所臨摹的《魯峻碑》就與此大相徑庭，該帖的用筆已方折為主，通篇大小一致，字與字之間有明顯的對比變化，而何氏六十二歲書故宮博物院所藏的《易林》隸書冊卻又是另一種風貌。由此可以看出，何紹基隸書風格的形成也是經歷一個不斷探索的過程。

何紹基少年失怙，家境十分貧寒，家庭的負擔都落在了母親廖氏的身上。三弟何紹祺出生不久，廖氏便攜三子投奔舅舅廖先瑞處，廖先瑞「一寒諸生，且耕且讀」，家境艱難可想而知。雖家境不富裕，但廖先瑞也是在地方小有名氣的讀書人，有不少藏書，這為何紹基以後做學問、習書習慣的培養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在傳世的何紹基作品中，早年的隸書作品並不常見，何紹基42歲時為楊鐸所臨《魯峻碑》，是目前見到的他留世最早的隸書作品，何氏臨作跋云：「……石卿索拙書，余不見碑版者將一年矣，於分書尤初學執筆者，徒以其不鄙棄我，試寫此紙奉政，聊為相憶之助耳，紹基並記。」

除此之外，曾國藩在道光二十二年的《日記》中也記載道：「子貞現臨隸字，每日臨七八頁，今年已千頁矣。近又考訂《漢書》之訛，每日手不釋卷。蓋子貞之學長於五事：一曰《儀禮》精，二曰《漢書》熟，三曰《說文》精，四曰各體詩好，五曰字好。此五事者，渠意皆欲有所傳於後。以余觀之，此三者余不甚精，不知淺深究竟何如。若字，則必傳千古無疑矣。」曾國藩《日記》中的記載是我們目前看到的最早的有關何紹基臨習隸書的記載，在此之前，雖何氏收藏、走訪漢碑等活動多有記載，但習隸的記載卻寥若繁星。雖然說何紹基在識字的過程中肯定涉及過隸書這一字體，但從傳世的作品和記載中來看，何氏真正開始重視隸書，並作為日課進行學習，確實是在這個時候開始的。

何紹基對隸書的學習除了臨習，也進行了大量的考證和題跋的工作，在何紹基的《東洲草堂詩鈔》中均有收錄，如作於道光二十二年（1842）的《跋漢司徒殘本拓本》《敦煌太守裴岑紀功碑》、道光二十四年（1844）跋《崇朴山藏華山碑四明本》、跋《史晨饗孔宙後碑》、跋《史晨後碑宋拓本》，考證文章如道光二十六年（1846）《記江氏劉熊碑雙鉤本》，咸豐四年（1854）考《樊敏碑》《高頤碑》，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