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志摩與1925年「蘇俄仇友」大討論

撰文：李新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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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年秋，正當國民革命興起之際，《晨報副刊》發起了一場關於「蘇俄仇友」問題的大討論。那場發生在歷史轉換到來之際的大討論，顯示了知識界的各種矛盾和困惑，同時也顯示了某種清醒。雖然其中論爭的具體問題似乎已成過去，但對於我們認識中國政治現代化之路的挫折，認識這個過程中知識界的迷惑、清醒及其作用，卻具有特別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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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副》主編徐志摩

眾所周知，《晨報》是一家大報，《晨報副刊》也是五四新文學運動中全國著名的「三大副刊」之一。晨報原名《晨鐘報》，創刊於1916年8月15日，創辦者是聲名卓著的湯化龍和梁啟超。在其創刊伊始，李大釗曾做過編輯主任，並且為創刊號寫下了著名的《晨鐘之使命——青春中華之創造》一文。《晨報副刊》創刊時，也由李大釗主持。再後來，孫伏園接手，他不像李那樣熱衷於主義宣傳，而是致力于思想啟蒙，同時不忘趣味，加之他與魯迅、周作人等新文化運動主將們的情誼，聚集了包括林語堂、郁達夫、徐志摩等一幫文壇高手，因而把《晨報副刊》辦的有聲有色。孫伏園辭職之後，《晨報副刊》一直缺少主編。直到1925年徐志摩訪歐歸來，才由徐志摩接管。

徐志摩接管《晨報副刊》，曾有這樣的說明：他早就想辦一份報，最早是想辦一份《理想月刊》，後來有了新月社，就想辦《新月周刊》或《新月月刊》，卻都因為自己「心不定」而沒有辦成。《晨報》很早就曾邀他去辦副刊，但他沒有答應。直到1925年3月，他要到歐洲遊歷，《晨報》老闆陳博生等不肯放他走，他才承諾說只要放他去歐洲，回來就給他們辦副刊。所以，從歐洲回來之後，他就只好上任了。

徐志摩於10月1日在《晨報副刊》亮相。在長長的開場白《我為什麼來辦我想怎麼辦》中，他透露說：他曾與陳博生相約，副刊既然讓他來辦，辦成什麼樣子，要完全由他說了算。「我愛登什麼就登什麼，萬一將來犯了什麼忌諱出了亂子累及晨報本身的話，只要我自以為有交代，他可不能怨我。」同時聲明：「我決不是一個會投機的主筆，迎合群眾心理，我是不來的，諛附言論界的權威者我是不來的，取媚社會的愚暗與褊淺我是不來的。」然後，他展示了自己擁有的作者隊伍：趙元任、梁啟超、張奚若、金龍蓀、傅斯年、羅家倫、姚茫父、余越園、劉海粟、錢稻孫、鄧以蟄、余上沅、趙太侔、聞一多、翁文灝、任叔永、蕭友梅、李濟之、郭沫若、吳德生、張東蓀、郁達夫、楊振聲、陳衡哲、丁西林、陳西瀅、胡適、張歆海、陶孟和、江紹源、沈性仁、凌叔華……一串長長的名單，並且對各自的特長做了簡要介紹。此外，他還介紹了「新近的作者」沈從文、焦菊隱、鍾天心等。徐志摩的人脈是一流的，這大概沒有人懷疑。也正因為這樣，晨報老闆才抓住他不放，要他來做這個主編。

值得注意的是，徐志摩掌管《晨報副刊》之時，正是他的第一本詩集《志摩的詩》出版之際，他本人的詩名如日中天。然而，《晨報副刊》卻沒有以詩歌引人注目，而是以憂國憂民的姿態，和關於國家何去何從的大問題震驚了中國。接管《晨報副刊》不到一個星期，徐志摩就發起了「赤白仇友」的大討論。

關於這場討論，大半個世紀以來沒有研究。尤其是大陸，大多數徐志摩的傳記也不提及。然而，只要我們翻一翻當年的《晨報》，就會知道，那是多麼重大的一場討論。

討論的起因是陳啟修的一篇文章。1925年10月6日，晨報《社會周刊》發表了陳啟修的文章《帝國主義有白色和赤色之別嗎？》。陳啟修，又名陳惺農、陳豹隱，《資本論》的最早中譯者。翻閱舊報刊可見，1922年5月5日，北京大學「馬客士主義研究會」舉行馬客士誕辰104周年紀念大會，在北河沿法科大禮堂發表演講的有李大釗、顧孟余、高一涵，還有陳啟修。1922年12月，陳啟修到歐洲考察，第二年進入莫斯科東方大學學習。在蘇俄，陳啟修成了列寧的崇拜者。1924年1月列寧逝世，陳啟修曾經代表中國留學生去為列寧守靈。回國之後，任教於北京大學。

只要了解以上情況，就不難知道陳啟修的立場和觀點。他的文章是為蘇俄辯護的。之所以要寫文章為蘇俄辯護，原因卻值得一說。那就是自從孫文越飛宣言發表以後，蘇聯雖然成功地掌控了國民黨人，並且讓中共也加入了國民黨，從而通過國民黨的力量在中國點燃了「反帝」的怒火，並使許多青年具有了親俄傾向。但是，也有一些人對蘇俄很不信任，而且把蘇俄也看作帝國主義。與英美帝國主義相比較，他們把前者稱為「白色帝國主義」，而把蘇俄稱之為「赤色帝國主義」。陳啟修的文章，目的在於抵消這種思想的影響，使人們更進一步地把蘇俄當作朋友。所以，他言說的核心，首先是要說明蘇俄不是帝國主義。然而，陳啟修的思維有點混亂，問題沒想明白，所以言說也有點詞不達意。想說的意思是蘇俄不是帝國主義，因而是友不是敵，文章的標題卻寫成了《帝國主義有白色和赤色之別嗎？》無論答案是有還是沒有，都離主旨甚遠。不過，人們讀他的文章，仍然不難看出他要表達的意思：蘇俄不是帝國主義，不要把蘇俄當敵人。

蘇俄為什麼不是帝國主義？陳啟修的理由是：帝國主義的特徵是擁有雄厚的財政資本，蘇俄恰恰資本匱乏，所以稱蘇俄為帝國主義「簡直可以說牛頭不對馬嘴」。他說：「蘇聯用盡他的力量，到世界上各國去宣傳共產主義，到各被壓迫民族中去宣傳反帝國主義，這是事實。這事實是根據他們信仰和他們無產階級專政國家自己利害打算而來的，是他們的自衛手段，是他們的生存策略。我們假如信仰不同，利害迥異，那末我們盡可反對他，稱他為赤色革命主義或赤色共產主義。但是決不能稱為赤色帝國主義。」陳氏還有這樣一種說法：「因為帝國主義是我們的敵人，我們即或不認蘇聯為友，也不應該因為不認其為友而失掉了我們真正的敵人。」其實，文章的關鍵，是反對把蘇俄當成敵人。在1925年，「帝國主義」已經成了敵人的標籤，陳啟修要為蘇俄揭掉這個標籤。

時隔兩天，時為清華大學教授的張奚若在10月8日《晨報副刊》上發表了《蘇俄究竟是不是我們的朋友》，對陳啟修進行了批駁。徐志摩顯然贊同張奚若的見解，因而立即在《晨報副刊》上予以發表，並由此發起了大討論。

10月10日，主持晨報《社會周刊》的劉勉己交給徐志摩一篇題為《應怎樣對蘇俄》的文章。劉勉己的觀點看似持中，但對蘇俄的態度卻非常明確，表示不認同。他指出：「我個人信念上不是贊成共產主義，尤其反對赤色的共產主義」；「對於赤色的蘇俄，我雖然從科學上沒有判決他為『有帝國主義的可能』的信念，然而從政治外交方面上認為蘇俄對外所慣行的暴力手段，和國家利益衝突時，（這時期確到了）我們為戰略起見，也不妨大呼『赤禍』，乃至『赤色帝國主義禍』」。

徐志摩因而寫下了《又從蘇俄回講到副刊》，文中指出，蘇俄的問題，「到今天為止，始終是不曾開刀或破口的一個大疽。裡面的膿水已經積聚到不可再淤的地步，同時各地顯著與隱伏著的亂象已經不容我們須臾的忽視」。他甚至說：「假如在這時候，少數有獨立見解的人再不應用理智這把快刀，直剖這些急迫問題的中心，我怕多吃一碗飯多抽一枝煙的耽誤就可以使我們追悔不及。」由此，我們不難品味出他發動這場討論的用意。他希望那些有獨立見解的人用他們的理智指點中國現實的迷津；「希望少數有思想力的人有膽量認清眼前的事實，獨立的從頭想一個透徹」；「就只單純的理想與信心可以靈感我們到救度我們自身偉大的事業。我恨的是糊塗的頭腦，它是個僨事的專家；我敬愛的是銳利的理智，它是把破妖法的神劍。中國人靈魂是完全沒有的，那是沒有問題的；現在我們要知道的是中國人究竟有多少腦筋，有多少真的思想力……」。

10月15日，徐志摩在《晨報副刊》開闢「關於蘇俄仇友問題的討論」專欄，進一步展開了討論。在當天的專欄中，陳均說：「現在一般人喊赤色的帝國主義，名稱對不對是一個問題，所指的問題有沒有又是一個問題。三個高呼反對帝國主義的學者所下的帝國主義的定義尚且各各不同，普通人對於帝國主義見解的混亂可想而知了。老實說，中國有許多人對於帝國主義是當作侵略主義的別號。……任何名稱皆非無因而發，若蘇俄並沒有任何不滿意的舉動施諸中國，中國人亦何至大起惡感，甚至主張親俄的國民黨人亦有發其悲痛的言論？」他舉出的事實是：「蘇俄之拋棄宣言，繼續佔據中東路；唆使蒙古獨立；中俄會議延不舉行；最近之逮捕華人……」，陳均還指出：

蘇俄名為工人專政，實則是黨一黨專政；名為代表勞動階級的利益，實則愚弄、壓迫勞動者；名為扶助弱小民族，實則以政治手腕侵略弱小民族……

在徐志摩編髮的來稿中，還有一篇署名陳翔的文章《友乎？仇也》，文章簡明扼要，見解清晰：「我認為蘇俄之對於我們中國，與帝國主義者不差其旨趣。帝國主義者今日侵略吾國，算是各盡其能事。然而借友華之名而施侵華之實的蘇俄，又何肯松其壓迫，使我們國人翻身一下呢？」作為證據，陳翔寫道：

（一）經濟侵略——蘇俄口口聲聲道：扶助被壓迫民族，援助中國。但其行為，則大背馳。外蒙之俄國銀行，橫然設立，以東印度公司之形式，明目張胆地侵略，毫不讓帝國主義者一步。即此一例，余可要概見。蒙古之俄人經濟勢力，咄咄逼人，直使我們卧榻之旁，要容俄大爺鼾睡。

（二）政治的侵略——蘇俄以共產標榜於世，口口聲聲，以扶助勞工為任。孰知道這就是他政治侵略的張本。……我們試看廣東的政局，真可痛心疾首！現時俄國人，居然做起軍官，這非蘇俄宣傳之豐功，侵略中國政治之偉績嗎？受盧布的朋友們，蘇俄做中國的朋友，就是這樣的呢！你們可曾知道？

（三）文化的侵略——什麼良心、廉恥，受盧布的朋友們，都拋諸九天雲外了。他們甘願人格破產，做蘇俄的走狗。月受二十元，就可賣身，搖尾迎客，反首噬主人，這是多麼奇怪！但是這些人，看來可惡，實民可憐。他們忘卻國家，受人愚弄，都是蘇聯的搗鬼。蘇俄之文化侵略，實是最可怕的一件事。每年不惜費巨萬盧布，由莫斯科運來，將青年良心之苗壓倒，腐蝕我們經幾許心血栽培的愛國性，可惡而直可殺！同胞們，英日之帝國主義是我們的國讎，蘇俄……也是我們的國讎。

（四）治外法權之侵略——蘇俄侵略我國，可謂駕英日帝國主義者而上之。治外法權，是任何獨立國家之駐外使節所應享的。然而蘇俄——貌親善實侵略的蘇俄，竟橫然毫無理由的探圍我國在俄使館，要捕館員……

……我老實告訴你們受盧布的朋友，蘇俄於中國，仇也，非友也，別再昏迷！

10月22日，徐志摩又另開專欄《仇友赤白的仇友赤白》，編髮的文章仍然是討論蘇俄仇友問題。他為這組文章寫了《前言——記者聲明》，其中再次說到這種討論的意義：「這回的問題，說狹一點，是中俄邦交問題，說大一點，是中國將來國運問題。」

作為副刊的主編，他對自己所做的事非常清楚。國共合作之後，兩黨共同宣傳蘇俄，使一大群年輕人以為蘇俄就是人類的天堂，代表著人類的美好未來。徐志摩想通過討論而讓更多的人能夠明辨是非。

1925年11月3日，他刊發劉侃元的文章，為之撰寫了前言。劉侃元是主張學俄國的，而且很簡單：中國完全變成蘇俄，就可以讓列強在我們面前低頭，廢除一切不平等條約。至於內政，劉侃元主張實行共產，像蘇俄一樣把全國人民的私有財產收歸國有。他認為這一條也好辦，無須流血，原因是中國人歷來性格溫馴，一聲令下就可以了。徐志摩寫道：「只要中央政府宣言一切財產收歸國有，我們就趕上了『學成了』蘇俄，從此天下太平再沒事了？……不，劉先生，你理想中和平的革命，不流血的革命，是夢，太是夢了。」他認為，中國要走那一步，必然要「泅過血池」。同時，他繼續強調：如果革中國命的是孫文，最值得當心的，就是「不要讓外國來的野鬼鑽進了中山先生的棺材裡去」！

徐志摩編稿是完全自主的，他說：本副刊選稿是我個人的特權與責任。如果哪一天晨報主人干涉，他就辭職，「因為我不能忍受不完全的信任」。他選稿的標準，根據他自己的說法，主要是「獨立的」和「忠實的」兩點。考察他編髮的文章，大多不以蘇俄為友，換句話說，大多不是陳啟修的支持者，而是張奚若的支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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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中的張奚若

考察這場討論，參加者真不少，除了陳、張兩位破題者之外，還有梁啟超、陳翰笙、江紹原、李璜、張慰慈、常燕生、劉侃元、陶孟和、錢端升、丁文江、張榮福、胡石青等不少名流。

然而，要找最引人注目的人物，要找最值得關注的文章，還是要數張奚若和他的幾篇論文。

在其開始，面對陳啟修的見解，張奚若拋開帝國主義是否有赤白之分的問題，拋開蘇俄是否帝國主義的問題，直接進入問題的核心：蘇俄是友還敵。在張奚若看來，蘇俄是敵人而不是朋友。他指出：「一個人或一個國家的敵人絕不止一種。這是稍通人情諳歷史的人都承認的話，用不著特別解釋。帝國主義者，用不著問，固然是我們的敵人，……假共產之名，為自己的私利，在我們情形迥不相同的國家，利用判斷力薄弱的青年，知識寡弱的學者，和唯個人私利是圖的政客，大搗其亂的人們，更是我們的敵人。」

面對蘇俄不是帝國主義的說法，他退一步指出：「蘇聯雖不是帝國主義式的敵人，其為害於我們中國的地方更甚於帝國主義式的敵人。」為什麼蘇俄對中國的危害比其他帝國主義國家更大？張奚若說：

帝國主義的國家僅吸取我們的資財，桎梏我們的手足，蘇俄竟然收買我們的良心，腐蝕我們的靈魂；帝國主義只想愚弄我們的官僚和軍人，蘇俄竟然愚弄我們的青年和學者；歐戰後，帝國主義的國家還唱尊重我們土地主權的口頭禪，蘇聯竟然毫無原故的佔據了我們的外蒙古；帝國主義的國家僅暗中幫助我們的吳佩孚、張作霖，蘇俄竟明目張胆的在廣東做我們的高級軍官和外交官！以自私自利的本心，用強暴惡劣的手段，在這個毫無自衛力的國家裡橫行無忌，「如入無人之境」還要說他不是我們的敵人！我倒要問問不是敵人是什麼？

10月22日，張奚若又發表了《聯俄與反對共產》。從該文可見，當時國人在這個問題上大致有三種見解：一是要聯俄，所以不反對共產，國民黨左派基本是這種態度。二是反對共產，所以反對聯俄，國家主義者和傾向歐美的人大多是這種意見。三是說聯俄是外交問題，反共產是內政問題，二者不應相混，可以聯俄而反對共產。

張奚若明確表示他反對在中國共產，至於聯俄，他說自己是極力贊成的，只是他與一般贊成者不同，他的聯俄是有條件的，這條件就是「只要蘇俄不在中國內政上搗亂」。

張奚若的文章沒有滿足於蘇俄是敵是友的表態，而是深入分析了蘇俄對中國的用心。他指出：要讓蘇俄不在中國內政上搗亂，幾乎是不可能的。因為只要中國不發生蘇俄那樣的革命，蘇俄對中國的原則就是「永遠利亂不利治」；只要改變中國的計劃得不到實現，它就永遠不希望中國安定，而是希望中國越亂越好。因為中國越亂，他就越有機可乘。為了實現他們的目的，蘇俄除了給中國搗亂，別無他法。對此，張奚若分析說：

蘇俄對於中國內政何以利亂不利治？說來原甚簡單；他因要爭他自己在世界上的生存和達到全世界勞動革命的目的計，不能不與攔他馬頭、截他去路的帝國主義者鬧一個你死我活。但同時他獨自一人卻又沒有這麼大的力量，所以不能不找幾個幫手。不過環顧四圍，資本主義的勢力布滿全球，誰又能作他的幫手，誰又能永遠做他誠心的幫手？現在被壓迫的各弱小民族嗎？不是。因為這些弱小民族雖一時因特別利害關係能受他的驅遣，但畢竟也都是些頭腦很舊而且戰鬥力很薄弱的國家。頭腦既舊，戰鬥力又薄弱，引為幫手，有何大益？然則完全放棄了嗎？那自然又不行。因為與其拋棄這些弱小民族使自己依舊沒有幫手，不如赤化他們還有為自己多少增些實力。這完全是一個以俄國為發端，以俄國為歸依的私利政策，沒有什麼了不得的仁義道德在內。赤化各弱小民族的根本政策既定，其次就只剩下實行赤化的方法，或策略問題。策略固然因時因地而異，但無論何時何地他們均有一共同之點，就是：除完全聽蘇俄共產黨直接指揮的政府外，無論何種政府，他都要無條件的攻擊或推翻；除受蘇俄共產黨本身維持的秩序外，無論何種秩序，他都要無條件地擾亂或搗毀。

因為如此，所以不但現在的中國政府和現在的中國社會上的秩序他要攻擊要搗亂（這兩個我們自己自然也應攻擊，也不願長久維持），就是比現在好上一千倍一萬倍一萬萬倍，只要不是蘇俄共產黨所要的政府或秩序，那他一定也是要推翻要搗毀的。

張奚若又解釋說，只有亂到極致，才會有人心思治，只有亂得不成樣子，對於治的方式才不再多想，中國人才能接受蘇聯的那些制度。如果安定，秩序良好，那對中國的發展有好處，但蘇聯的計劃就泡湯了。他說：「我們應該十二萬分佩服他的聰明，一百二十萬分崇拜他的能幹。但是為我們中國計，又該怎樣呢？……似乎不應該不做聲的讓蘇俄在我們的內政上任意搗亂」。

由此不難看到，那時的張奚若，是維護民國政府的，是希望中國穩定而不希望這種穩定被別有用心者破壞的。所以，他一再強調，從國家的根本利益出發，不能聯俄；只要愛國，就不能聯俄。

在這場討論中，張奚若無疑是主將之一。他曾經計劃寫這一系列文章：《共產主義在中國》，《告蘇俄》、《告共產黨》、《告國民黨》等，但後來並未完全寫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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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報》館被焚事件

討論從10月6日開始，到11月29日晨報館被放火焚毀，只進行了50餘天，共發表文章近50篇，在社會上產生了強烈的反響。然而，它激怒了親俄的一些人。來自蘇俄的主義容不得不同聲音，辯論中無力取勝，就要採取更為有力的手段。於是，晨報館終於被燒毀。

1925年11月底，國民黨北京執行部發動北京的青年學生和市民進行了一場「首都革命」。這次運動由北京大學教授朱家驊和陳啟修領導，參與者除了青年學生以外，還有工人、車夫等勞動群眾。朱家驊、陳啟修，當時的身份都是國民黨員，而陳啟修則是加入國民黨的共產黨員。因此，這次「首都革命」是國共兩黨合作的產物。革命從28日開始，到29日結束，進行了兩天，第一天有三萬多人，第二天達到五萬左右。28日下午1時，國民大會在神武門舉行，主席是朱家驊，大會提出的宗旨是「推翻軍閥卵翼下之賣國政府」。會後即組織群眾遊行，前往執政府，去迫使段祺瑞下台。遊行隊伍以紅旗前導，旗上寫有「首都革命」的字樣，走在前面的工人和學生則手持木棒作為武器。他們沿途高呼口號，主要內容是「收回關稅自主權」、「建設民眾政府」、「驅逐段祺瑞」。第一天遊行的高潮，是搗毀了教育總長章士釗、財政總長李思浩、交通總長葉恭綽、執政府秘書長梁鴻志等人的家，並且縱火燒了員警總監朱深的住宅。章士釗事後曾寫過一篇《寒家再毀記》，其中有這樣的記述：下午五時許，千餘群眾團團圍住章宅，然後一擁而入，「遇物即毀，自門窗以至椅凳，凡木之屬無完者，自插架以至案陳，凡書之屬無完者。其處理諸物，先肆其力而搗之，次盡其量而攫之，卒掃聚所余，相與火之。」

11月29日下午繼續開國民大會，這次是在天安門廣場舉行，主席仍然是朱家驊，陳啟修發表了演說。大會通過了一系列決議，其中包括：立即解散段祺瑞政府，交由國民制裁；解散關稅會議；責成國民軍服從國民大會一切決議；懲辦賣國賊，查封其財產，然後由國民通緝並公判……大會之後，照例是示威遊行。因內部左右兩派的激烈內訌，秩序大亂，朱家驊只好宣布解散。然而，群眾並未解散，而是分成不同的隊伍各行其是，其中一支前去襲擊了晨報館。據上海《民國日報》11月30日報道：「昨日群眾遊行示威之際，有許多人手豎旗幟，大書打倒晨報及輿論之蟊賊等語，遂蜂擁至宣武門大街，將該館舉火焚毀，接待室火先成災，火焰突起，消防隊聞警趕到撲滅，結果已延燒他處，該報館房舍大半，業成焦燼，附近房舍，又以撲救關係，拆毀破損甚多……」

《晨報》報館被焚，是一個大事件。因為這是民國建立之後十幾年未有過的，也是任何軍閥都不敢幹的。因此，火燒報館的一受到知識界相當普遍的譴責。

任鴻雋於事發第二天給胡適寫信，報告京中情形，寫下了這樣的句子：「照這樣下去，誰知北京城的池魚還有許多呢？誰又曉得『國民革命"這四個字，代表的是甚麼東西呢？」

湯爾和說：「京中狀況獰惡可怖，白晝縱火燒報館，此是何等景象？章行嚴縱犯彌天大罪，亦不應放火燒之。」「朱騮先平時頗謹飭，亦中風狂。是足見非稍稍讀書，有相當修養者，無不從風而靡，人心如此，可畏哉。」

著名學者燕樹棠在《愛國運動與暴民運動》一文中說：「有一派主張激烈的人要假借這幾次國民大會的名義，利用青年報復的心理，買動城中無業的匪徒，乘政治變動的時機，達到他們擾亂治安，製造恐怖的目的;這種暴民運動破壞社會生存的基礎，不減于軍閥土匪的行動。」

作為知識界的分歧，值得注意的是胡適與陳獨秀的爭論。晨報館被燒之後，胡適表示譴責，陳獨秀說：你認為《晨報》不該燒嗎？當時胡適是什麼反應，我們不得而知，五六天之後，胡適致信陳獨秀：

你以為《晨報》不該燒嗎？五六天來，這一句話常常來往於我腦中。我們做了十幾年的朋友，同做過不少的事，而見解主張上常有不同的地方。但最大的不同莫過於這一點了。我忍不住要對你說幾句話。幾十個暴動分子圍燒一個報館，這並不奇怪。但你是一個政黨的負責領袖，對於此事不以為非，而以為然，這是使我很詫異的態度。

由此可見，當時的胡適，的確不大明白陳獨秀領導的黨。正因為這樣，才有第二年他與徐志摩的爭論。不過，胡適接下來對陳獨秀的詰問，卻值得銘記：

你我不是曾同發表一個爭自由的宣言嗎？那天北京的群眾不是宣言人民有集會結社言論出版的自由嗎？《晨報》近年的主張，無論在你我眼睛裡為是為非，決沒有該被自命爭自由的民眾燒毀的罪狀；因為爭自由的唯一原理是：異乎我者未必即非，而同乎我者未必即是；今日眾人之所是未必即是，而眾人之所非未必真非。爭自由的唯一理由，換句話說，就是期望大家能容忍異己的意見與信仰。凡不承認異己者自由的人，就不配爭自由，就不配談自由。

這幾年來，卻很不同了。不容忍的空氣充滿了國中。並不是舊勢力的不容忍，他們早已沒有摧殘異己的能力了。不容忍的乃是一班自命為新人物的人。我個人這幾年就身受了不少的攻擊和污衊。我這回出京兩個多月，一路上飽讀你的同黨少年醜詆我的言論，真開了不少的眼界。我是不會懼怕這種詆罵的，但我實在有點悲觀。我怕的是這種不容忍的風氣造成之後，這個社會要變成一個更殘忍更慘酷的社會，我們愛自由爭自由的人怕沒有容身之地了。

劫難之後，徐志摩不改初衷。他在《晨報副刊》恢復之後聲明：「火燒得了木頭蓋的屋子，燒不了我心頭無形的信仰」，並且表示：「我生平經歷雖不深，可是人事浮淺的變異輕易也駭不了我，嚇不倒我。我就自恨天生力量不夠大，理智不夠銳，感情不夠烈，筆力不夠強，但相當內心的平衡，我希冀，總還可以保持。本副刊以後選稿的標準還是原先的標準：思想的獨立與忠實，不迎合照舊不迎合，不諛附照舊不諛附，不合時宜照舊不合時宜。」

然而，關於「蘇俄仇友」的討論卻終於沒能繼續下去。

接下來，則是青年知識界更大面積的變化，帶著對現實的不滿，一些青年更加嚮往蘇俄指導下的「革命策源地」廣州，進而紛紛奔赴廣州，去投奔他們夢中的光明。

在這個過程中，由於種種政治力量的謀劃，由於政府的失察和決策失誤，終於釀成「三一八」慘案。「三一八」慘案，成為歷史的重要拐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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