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晚清重臣少年得志，前半生可圈可點，後半生碌碌無為坐等亡國

晚清有「旗人三才子」的說法，分別是指那桐、端方和榮慶，這三人在晚清官場都有很大的影響力，那桐、端方都是貪財好貨之主，上不了檯面，唯有榮慶名聲較好，他為官清廉不貪財，而且還有一身的文化細胞。

榮慶，字華卿，號實夫，蒙古正黃旗人。他進入官場一不靠祖上恩蔭，二不靠錢財鋪路，全憑個人過硬的應試能力。光緒九年（1883年）榮慶會試中試，此後高中進士，時年27歲，可謂少年得志。說起來，向榮慶這樣以科舉正途入仕的滿人並不多見，因此和一般滿人不同的是，榮慶具有一身的文人習氣，嗜好風雅之事。

不過，榮慶早期的仕途之路並不順利，他既不是出自顯宦之家，也非富賈之後，他七歲喪父，家境貧寒。考中進士後又入值了以窮出名的翰林院。這時的榮慶境況慘淡，時常入不敷出，成了京城當鋪的常客。

要想在晚清官場混出個名堂，沒有銀子那是萬萬不能的。但慶幸的是，窮光蛋榮慶居然得到了上司的垂青，被樹為典型培養。榮慶之所以有這樣的運氣，也非憑空而來，大致有是三個原因：

第一，榮慶辦事認真，在翰林院任職時，榮慶多從事雜務，雖然瑣碎，但他卻能一絲不苟。後調至詹事府，他又不辭辛苦，親力親為，妥善安排下屬分工辦理，這一切都被光緒帝看在眼裡，對他有很好的印象。

第二，清廉自律。按理說，京官清苦，如果有人孝敬，自當笑納以解燃眉之急。榮慶則不然，終其一生，他都潔身自好。但凡有人送禮，他都一律不收。

最典型的一次是清末巨貪周榮耀以厚禮向榮慶行賄，他不為所動，堅決璧還。事後他回憶此事還頗為得意的說：「當年不為所誤，並非有先見之明，不過義利一關早覷破耳。」榮慶堅拒賄賂，或許尚有防授人以柄的考慮，不過這種作風卻為他在官場上帶來了不錯的口碑。

第三，善結人脈。朝中有人好做官這是亘古不變的真理，倒不是說榮慶刻意鑽營上司，只不過在1899年時湊巧外放山東學政，這個時候的山東巡撫正好是袁世凱，因此兩人結下了深厚的交情，也為日後發跡埋下了伏筆。

我們知道，袁世凱和榮祿向來都是一條船上的人，有了袁世凱這個橋樑，榮慶很快便投在了榮祿的門下。不到一年時間，榮慶便「奉旨署理倉督」，即倉場侍郎。榮慶的可貴之處就是在於他的肯干、能幹，任職倉督一年多後，又被破格提拔為刑部尚書，旋即又調禮部尚書，復調戶部，拜軍機大臣、政務大臣。

至1905年，榮慶晉陞協辦大學士。僅僅六年時間，榮慶完成了普通京官需要數十年甚至一輩子都遙不可及的升遷之路。在即便是在官場糜爛的晚清也是不多見的，這個時候的榮慶才四十多歲，正值壯年，時人對他都寄予厚望。

可奇怪的是，自從榮慶進入軍機處後，政績反而大不如前，也沒幹出什麼石破天驚的大事。或許中樞的處境和一般京官不同，按說能力榮慶是沒有問題的，可能是因為複雜的高層人事關係阻礙了榮慶的事業發展，又或者是投鼠忌器，不敢放開手腳。但不管怎麼說，榮慶的後半生乏善可陳，政績相當一般。

辛亥革命爆發後，清王朝進入了倒計時，面對這一巨變，榮慶既無良方挽狂瀾於既倒，又無認同共和的覺悟，只得坐觀時局。客觀地說，榮慶對於大清是很有感情的，也是忠心的，1902年2月，榮慶曾寫下一首七律：

棖觸前情血淚漣，攀號有願愧遲延。

念衾幼主名空擁，大賚慈皇德可傳。

傾廈幸能支一木，偷生無補已三年。

每逢人處都無語，惟有心中百感煎。

不久，溥儀宣布退位，榮慶不願與共和為伍，淪為前清遺老。榮慶只不過是晚清大臣的一個縮影，當時像那桐、奕劻等那樣的滿人顯赫，無不尸位素餐，碌碌為為，只不過榮慶相比較他們略好一點，至少他到死還保持著對大清的忠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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