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弱小，為什麼還能抗過三百年的王朝大限？一個制度作用很大

歷史上的大多數朝代都曾出現過統治者對文人的迫害，其中，比較典型的就是秦始皇的「焚書坑儒」以及清朝皇帝的「文字獄」。在這些統治者維護中央集權的把戲中，文人士子則成了政治風暴中的犧牲品。然而，在宋朝卻並未出現這種大規模屠殺文人的情況。這些恪守程朱理學的言官，在宋朝也受到了妥善的對待。

那麼，這是為什麼呢？

根據《避暑錄話》的記載：趙匡胤在建國之後，非常神秘地在太廟中樹立了一座石碑，並將其稱為「誓碑」。趙匡胤立下祖制，每逢新君即位，皇帝必須前往太廟祭拜先祖，隨後，帶著一個不識字的小太監閱讀石碑的內容，「瞻默誦訖」。因為，太廟是皇家禁地，連侍奉在皇帝身邊的內臣都無權進入太廟，而唯一能陪著皇帝進太廟的小太監還不識字。

所以，這個石碑的內容，一度成了宋朝內廷的謎團。除了歷代趙氏皇帝外，其他人始終無緣一窺石碑的內容。直到靖康之恥發生後，金兵湧入開封，霸佔了北宋皇宮，這才使石碑的秘密公諸於眾。原來，石碑上刻著兩條「禁令」：

一是：趙氏皇帝不得加害柴氏子孫，柴氏子孫犯了罪不得以刑律處罰，就算他們要謀反，也只能賜其自盡，不能將柴氏當街問斬；

二是：所有趙氏皇帝不得迫害士大夫以及言官。

在這兩條禁令下，還有一行小字：「子孫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

第一條禁令很好理解，趙家的江山是從柴氏手中奪來的，若無後周柴氏對趙匡胤的恩寵，趙氏根本沒機會成為皇族。出於報恩的心態，趙匡胤必須優待前朝柴氏皇族。第二條禁令則完全是趙匡胤的個人胸懷了，從古至今，只有趙匡胤通過這樣的方式督促子孫善待士大夫和言官。

太祖誓碑可以說是中國歷史上最應不朽的名言，這是在人治獨裁製度下所能達到的最好的、最開明的、也是最有效的制度安排。難能可貴的是，宋代歷朝皇帝都還算聽話，讓太祖的這幾條中國歷史上迄今最為開明的政策，得到切實的執行了三百年之久。

可以說，這是有宋一朝三百多年的大憲章，也是同時代世界各國中最開明的大憲章，它從根本的制度上確保了宋朝能成為中國文明的最高峰。

從宋朝後來的皇帝來看，大多數趙氏皇帝都是比較乖巧的，無人敢違背老祖宗定下的禁令。畢竟，在每個皇帝繼承大統後，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太廟中起誓，倘若違背了石碑上的祖訓，「天必殛之」可不是鬧著玩的。

也正是因為宋朝皇帝對士大夫和言官展現了寬宏大量的胸襟，所以，宋朝時期的文士是非常幸福的，不論他們選擇登科入仕還是在民間從事文學研究，都會受到朝廷的善待。正式因為趙皇帝們給予言官這一「高危職業」生存的保障，所以，宋朝敢於直諫的言官屢見不鮮。

我們經常調侃山西同胞為「老西兒」，究其淵源，離不開老百姓對寇準這位宋朝明相的尊敬與愛戴。

就是這位寇老西兒，真可謂是膽大包天，《宋史》中收錄了這樣一則故事：

寇老西兒覲見太宗，打算與太宗商量軍國大事，誰知兩人話不投機，吵了起來。太宗惱羞成怒，從龍椅上站起身來指著寇老西兒的鼻子大罵，寇老西兒也不甘示弱，扯著皇帝的龍袍，讓他重新坐回龍椅，繼續與太宗講道理。

最終，太宗選擇了妥協，勸服太宗的寇老西兒這才退下。

寇老西兒的運氣不錯，後來，太宗在回憶起這件事時，非但沒有絲毫責怪，反而，對其倍加讚譽，說他是當朝的魏徵。但是，冒死直諫觸怒龍顏，還扯著皇帝的衣服講道理，這種行為若趕上其他朝代的皇帝，估計寇老西兒早就人頭落地了。

我國封建史上首個以「仁」為謚號的皇帝，就是宋朝的趙禎。趙禎在位整整四十二年，在此期間趙禎知人善用，善於納諫，做出了不少實績。被老百姓譽為官場清流的包拯，就是仁宗一朝的大臣。包拯這個人並不完美，他最大的缺點就是情商低。

若要讓包青天填一份現代的情商問卷，恐怕他連及格線都達不到。根據史料記載，老包為人處事過於直率，在人情世故方面非常欠缺。這樣的人雖然是辦實事的一把好手，但是，在朝廷里卻沒什麼朋友。包拯對皇帝說話時不留絲毫情面，心直口快，沒少觸怒龍顏。

在他擔任言官期間，經常與仁宗在朝堂上爭得臉紅脖子粗，搞得雙方都下不來台。仁宗寵愛張貴妃，張貴妃恃寵而驕，打算替她的伯父謀個要職，仁宗愛屋及烏，答應了愛妃的請求。自古以來，外戚掌權是國家大忌，包拯對皇上動之以情曉之以理，誰知，仁宗卻不以為然。

包拯的倔脾氣一上來，言辭愈發激烈，連吐沫星子都噴到了皇帝的臉上，令仁宗神色不悅。幸虧仁宗比較有涵養，否則，早讓左右將包拯推出去砍了。而仁宗寬以待人的根源，自然出自趙匡胤當年立下的規矩。

趙禎一邊用衣袖擦著臉上的口水，一邊哭喪著臉聽從包拯的建議，這樣的皇帝不愧被冠以「仁」的稱號。換成是普通人，面對一個咄咄逼人滿嘴唾沫星子的傢伙，也很難有這份涵養。經歷了這件事，包拯的政治生涯不但沒有斷送，還成就了流芳千古的美名。

所以，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包拯的美名是仁宗成全的。

仁宗駕崩時，滿朝文武無不當庭嚎哭，舉國百姓涕淚滿襟。這個消息傳到遼國後，「燕境之人無遠近皆哭」，連遼人都為仁宗的離世感到傷心。此時的北宋已與遼國結為兄弟之國，聽說趙禎兄弟與世長辭，耶律洪基悲痛莫名，感慨道：「四十二年不識兵革矣。」

的確，在趙禎即位後，兩個劍拔弩張的國家，竟持續四十二年未動刀兵。所以，為了紀念趙禎，耶律洪基竟在遼國境內為仁宗修建了衣冠冢，並命子孫「奉其御容如祖宗」。由此可見，仁宗的政治魅力已經跨越了國界，足以與聖人先賢的作風比肩。

宋神宗雖然被後人揶揄為宋朝統治者中的「憤青」，但是，他推行改革的初衷是值得肯定的。除了太祖與太宗之外，宋神宗算是最有理想有抱負的皇帝，他的目標非常遠大，所以，才會力排眾議，不顧一切反對任用了以王安石為首的改革派。

那麼，皇帝該如何解決朝中對立的兩派呢？

朱元璋告訴我們，看哪一派不順眼，就將哪一派殺個精光。按照宋神宗的脾氣，若沒有趙匡胤留下的基本國策，早就對他看不順眼的守舊派大開殺戒了。然而，宋神宗卻嚴守祖訓，並未對守舊派痛下殺手。

正因為宋神宗受到祖訓的轄制，所以，守舊派的老臣們，肆無忌憚地為難宋神宗的新政。宋神宗在朝堂上屢屢受挫，被以文彥博為首的一眾老臣們壓制，宋神宗只能屈服於保守派的勢力。終有一日，宋神宗忍無可忍，打算殺掉一個瀆職的保守派大臣。

然而，此時文臣和蔡確和章惇卻站出來，極力阻止皇上對文臣揮動屠刀。蔡確說道：「自太祖以來，歷代先帝從未誅殺士大夫，臣不希望看到陛下破例。」神宗聽完這句話，心裡的怒火已經消缺了七八分。倘若為了除掉一個不順眼的大臣，背負這樣的罪名，未免有些不值當。

但是，大臣瀆職在先，若不嚴加懲罰恐怕難以服眾。神宗左思右想，最終決定，將該大臣刺面發配邊關。

誰知，章惇卻說道：「如果將士大夫的臉上刺字，還不如將他殺掉。」神宗追問道：「為什麼？」章惇答曰：「士可殺，不可辱。」神宗惱羞成怒，吼道：「為什麼我連一件快意的事都做不成！」章惇毫不留情地諷刺道：「如果這就是陛下眼裡的快意事，那還是不做為妙。」

相同的情況，王安石也遇到過數次。

不過，王安石的立場與守舊派截然不同。我們知道，神宗一朝的變法是由王安石發動的，但是，在推行新政的過程中，王安石及改革派受到了守舊派的排擠，情況一度陷入僵局。

某次，改革派召開秘密會議，幾名為首的大臣向王安石提議：「既然青苗法無法實行，不如殺掉幾個守舊的大臣，以儆效尤。只需除掉其中一兩個『刺頭』，既可震懾所有守舊派。如果能夠達成目的，使用些雷霆手段又有何妨呢？」

王安石的大兒子也隨聲附和道：「是啊，將韓琦、富弼的腦袋掛在鬧市中，看誰還敢與我們作對。」王安石聽完這些話後，神色大變，說道：「你們全都錯了，太祖遺訓不殺士大夫。倘若，我們開了這個先河，朝廷就會變成屠場。」

可以說，宋朝之所以走向繁榮，正是因為歷代皇帝恪守祖訓，這才給士大夫們營造了相對寬鬆的政治環境，保證了國家政治的清明。正如美國人墨菲所說：「從很多方面來看，宋朝算得上一個政治清明、繁榮和創新的黃金時代。」

然而，這個清明、繁榮和創新的黃金時代，都離不開宋朝皇帝廣開言路、善於納諫的政治作風。但朝夕之間，大宋文明卻在蒙古鐵蹄的踐踏下蕩然無存，令人扼腕嘆息。縱觀歷代王朝，在王朝末期，都是天下大亂各地起義風起雲湧。

如：秦朝末年，東漢末年，隋唐之際，五代十國，都是由於內部不穩定才導致國家滅亡，但是，宋朝卻在亡國之時，還有十餘萬軍民願意一起跳海赴死，所以，說宋朝還是很得人心的。其實，這些都跟太祖趙匡胤在祖廟立下的兩條規矩有關。

士人都愛宋朝，願意為其赴湯蹈火，可以說，若不是外族入侵，宋朝國祚起止是三百多年。總的來說，這個開明、包容的趙宋之世，承載了文人與士大夫們的所有希望和夢想，所以，才會如此輝煌和美好，才會讓後人無限的神往懷念。

參考資料：

【《宋史》、《避暑錄話》、《勒石三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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