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減少工作來拯救世界？歡迎來到 「去增長運動」 的新烏托邦

1972年，麻省理工學院的一支團隊發表了一份名為《增長的極限》（The Limits to Growt）的報告。這份報告預測了隨著經濟與人口的持續增長，人類文明將會面臨什麼樣的問題。他們的電腦模擬出來的結果非常簡單：在這個資源有限的星球上，無限的指數式增長是不可能的。最終，像石油這種不可再生資源將會耗盡。

我們歷來喜歡把發展看做一件好事，發展就是就業保障和社會繁榮的同義詞。自二戰以來，國內生產總值（GDP）已經成為衡量 「一個國家整體福利的終極標準」。肯尼迪總統的一位經濟顧問阿瑟·奧肯（Arthur Okun）曾經提出 「GDP 每增長3%，失業率就會下降1%」 的理論，這也是總統競選總喜歡拿 GDP 說事的原因之一。

但是發展已經帶來了各種問題，比如因為碳排放造成的全球變暖，極端天氣，生物多樣性的喪失以及農業的衰退。於是，一些社會運動人士、研究者和政策制定者開始質疑 「發展才是硬道理」 是否真的那麼硬，這種懷疑主義催生了去增長運動（degrowth movement）的興起，該運動認為經濟的發展與碳排放的增長密不可分。它呼籲大幅減少對能源和物資的使用，這就將不可避免的縮減 GDP。

近年來，「綠色新政」（Green New Deal）這個概念通過亞歷山大·奧卡西奧-科特茲（Alexandria Ocasio-Cortez）而廣為人知。綠色新政主張通過發展可再生能源產業來減少碳排放。但是去增長運動認為，我們應該把步子邁得再大一點，設計一次社會變革，徹底擺脫進步發展與經濟增長的理念。這種全新的經濟成功衡量方式將會著重關注公共服務的便利性，提倡縮短工作周，增加休息時間。支持者聲稱他們的方法不僅能夠對抗全球氣候變化，還能把我們從一個令許多人痛不欲生的工作狂文化中解放出來。

今天的去增長運動起源於法國。千禧年初，巴黎第十一大學的經濟人類學教授賽吉·拉圖什（Serge Latouche）開始在《法國世界外交報》（Le Monde Diplomatique）積極宣傳「décroissance」（去增長）。décroissance 致敬了《增長的極限》報告，但也對這個概念進行了拓展。現在的問題不再是增長是否有極限。新的問題更加宏大：當我們的整個經濟與政治結構都建立在增長之上時，我們要如何主動給增長設定一個極限。我們要如何在一個經濟縮減的背景下，打造一個能給人類帶來更多幸福的社會。

去增長現在是全球左派和學術界的一個熱詞。它的支持者有經濟學家、環保主義者、民主社會主義人士、以及社會運動人士，既有年輕人，也有年長者。他們認為建立一個後增長（post-growth）世界是徹底改變我們衡量成功與幸福的標準的一種方法，這樣就能解決我們不斷發展的經濟和社會中存在的不平等問題，同時又能拯救這個星球。

這樣的未來圖景很有吸引力，並且正在受到越來越多人的支持。2008年，巴黎召開了首屆關於去增長的國際大會，吸引了大約140名參與者。自此以後這項大會又召開了五次。2018年的後增長大會與會人數超過了700人。關於去增長的學術文章和書籍也越來越多，2018年，238名學者在《衛報》上發表聯名信，呼籲認真看待一個後增長的未來。

但是長久以來，我們的經濟一直建立在增長之上，單純靠踩急剎車是遠遠不夠的，喬格斯·卡里斯（Giorgos Kallis）說。喬格斯是巴塞羅那自治大學的一位環境科學家和政治生態學家，也是《去增長》（Degrowth）一書的作者。他告訴我們，為了放慢經濟增長速度，同時又不造成破壞，我們要重新設定我們對整個經濟體系的看法。

去增長支持者是這樣設想整個過程的：減少物資和能源消耗，並對經濟增長造成限制後，應該對現有的財富進行一次再分配，並完成一次社會轉變：從一個物質社會轉變為崇尚簡單生活方式、義務工作和義務活動的社會。

去增長最終將意味著我們的東西會更少：沒有那麼多人工作和生產物資，商店就沒有那麼多的品牌，時尚更替也不會那麼快，便宜的、一次性的商品也會減少。一家人可能只會有一輛車，而不是三輛，你出門旅行可能會選擇坐火車而不是飛機，閑暇時間不再是上街血拚，而是和你心愛的人一起做一些和花錢無關的活動。

要使其成為現實，還需要更多的免費公共服務。如果醫療、住房、教育、交通出行不需要花錢，人們就沒必要再賺那麼多錢。一些去增長者還呼籲實行無條件收入，補償縮短的工作周。

通過購買更少的東西，我們在今天就可以嘗試過上一種去增長式的生活，但是如果沒有相關公共服務的配合，真正要開始去增長生活將會是一項嚴峻的挑戰。當前，我們的工作、娛樂和生活總體質量都建立在消費之上。減少工作、降低收入、減少對物資的使用，很可能對大部分人的生活質量造成負面影響，除非社會能夠滿足這些需求。

因為關於去增長的現實案例非常少，所以喬格斯在2015年的一篇論文中借用了一個虛構的烏托邦來解釋這個概念。他以厄休拉·勒古恩（Ursula K. Le Guin）的科幻小說《一無所有》（The Dispossessed）中的安納瑞斯星為例，這個社會的資源並不富足，但是相比於更加資本主義的鄰近星球烏拉斯星，安納瑞斯星在一個平等主義體制下，讓人們過上了更加公平而有意義的生活。

「這就是我們對美好生活的想像，」 喬格斯說，「一個更加簡單的生活，而不是一個不斷生產再生產、加速再加速，有越來越多商品選擇的生活。」

去增長運動的批評者認為這更像一種意識形態，並不具備可操作性 —— 縮減全球經濟並不能把碳排放等級降至零，而且鑒於已經普遍存在的收入分配不平等問題，限制經濟增長只會讓最需要能源和食物等必需品的人失去這些東西。

羅伯特·波林（Robert Pollin）是馬薩諸塞大學安姆斯特分校的經濟學教授，也是該校政治經濟研究院的聯合主任。他說雖然他認同很多去增長運動的觀點，但是他不認為這樣的體系能夠成功，至少在我們所期望的時間內不能成功。

羅伯特說減少 GDP 確實能減低碳排放，但是效果並不明顯。限制十個百分點的經濟增長，能夠降低大約百分之十的碳排放。但從經濟角度講，它帶來的影響比大衰退（Great Recession）的兩倍還嚴重。換句話說，只減少10%的二氧化碳的代價，是極高的潛在社會風險。

要把碳排放降至零，確實需要某種 「去增長「，但這應該是針對化石燃料消耗的去增長。「這並不意味著我們要對任何東西都進行去增長，」 羅伯特說，「我們確實需要把化石燃料產業去增長至零，但同時也應該大規模發展清潔能源體系，加大對可再生能源和能源效率的投資。」 這就是綠色新政：促進可再生能源的發展，同時杜絕化石燃料，並且為從事這類行業的人員提供轉崗服務。

在羅伯特看來，光是這一點就很不容易了。要在30年後實現零碳排放，意味著要關停這個世界上最強大的一個產業。他認為這就已經是一個極具野心的目標了，更別說施行其它社會變革。

「如果你認真了解過氣候科學，你就會知道我們只有幾十年的時間去做重大改變，」 羅伯特說，「而且不管我樂不樂意，我們都不可能在這麼短的時間內推翻資本主義。」

美國能夠接受去增長嗎？最近的耶魯氣候調查（Yale Climate Survey）發現超過半數的美國人，包括那些支持共和黨的紅色州，都同意環境保護比經濟增長更重要。

山姆·布利斯（Sam Bliss）是福蒙特大學自然資源系的一名博士生，也是 DegrowUS 組織的一名成員。他指出從文化上講，像近藤麻理惠—— 就是那位鼓勵人們拒絕不能給你帶來快樂的東西的網飛明星 —— 這類人物的火爆，揭示出我們已經認識到自己變得太過物質。

去增長的吸引力不僅反映出我們對極簡主義的渴望，更體現出這個只讓少數人得利的體制正在走向衰竭。雖然我們能夠獲得更豐富、更便宜的商品，但大家都很清楚增長帶來的收益並沒有得到平均分配。1965年，CEO 的收入是普通員工的20倍，但是在2013年，這個數字暴增至296倍。從1973年至2013年，工作時薪只上漲了9%，但是生產率卻上漲了74%。「這就意味著工人的產出遠比他們從僱主那裡獲得的酬勞多得多。」 經濟政策研究所寫道。

就連在經濟總體呈增長趨勢的時期，千禧一代依然被視作是 「過勞的一代」。許多人在就業問題上苦苦掙扎，他們買不起房，看不起病，而且他們的收入依然無法填補生活開銷。

在這片喧囂之中，去增長提供了遠離商品化噪音的世界。在這裡，自我價值不是植根於貨幣價值，你也不需要僅僅為了獲得生活必需品而累得半死不活。

這並不意味著去增長是在有限時間內減少碳排放的最有效策略，但是這項運動本身提出了很多重要問題，比如我們如何衡量一個社會和國家的成功。

「通俗地講，更多的東西並不等同於更多的福利，或者更通俗地講，更多的幸福，「《增長錯覺：國家的財富、貧窮和福利》（The Growth Delusion: Wealth, Poverty, and the Well-Being of Nations）一書的作者大衛·佩爾林（David Pilling）在接受《華盛頓郵報》採訪時說道。他以美國的醫療體系為例。美國的醫療體系貢獻了17%的 GDP，這比其他國家的開銷多得多，但是許多人依然認為其他國家的醫療體系比美國更好。

我們的 GDP 還忽視了隱形勞動，這些勞動並沒有產生金錢交易，比如監護人的工作 —— 這些工作通常是由女性和邊緣人群從事。「很可笑，如果我偷了你的車賣掉，這就是一種增長，但是如果我照看一個年邁的親屬，或者養大三個小孩，這卻不算一種增長。」 大衛在訪談中說道。

也許去增長更多是關乎我們的基本生活方式，而非政治。正如倫敦經濟學院人類學家傑森·西克爾（Jason Hickel）寫道，去增長呼籲實現 「人類繁榮」。我們一直認為增長就能消除貧困、改善生活、確保全民就業，解決各種社會問題，傑森說，但事實是它並沒有起到作用。

「為什麼一談到經濟體制，我們就認為這是唯一可行的體制？」 他說，「這其實很荒謬。我覺得我們應該把自己從對這一體制的屈從中解放出來，並且認識到我們需要發展出一個更好的體制。「

// 作者：夏拉·拉芙（Shayla Love）

// Translated by：英語老師陳建國

// 編輯：胡琛浩（Arvin H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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