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走在有溫度的田野上

20世紀以來，現代學科範式日漸成熟，田野研究在人類學、民俗學、民族學等學科中被廣泛使用。實上，在田野研究中，研究者應該以何種態度進入所調查的地方、面對研究對象，這一問題一直飽受爭議。今年，山東大學儒學高等研究院、北京師範大學人類學民俗學系共同發起「『有溫度的田野』學術工作坊」活動。6月8—9日，學術工作坊第二期暨中國禮俗傳統與當代鄉村振興論壇在濟南舉行。論壇旨在提倡以地方為視角對人類社會和文化進行多維度研究，聚焦中國禮俗傳統與當代鄉村振興研究，理解與闡釋人類社會和歷史、文化的基本問題，探索國家政治與鄉村社會之間良好的互動傳統、國家規制與民間內生禮俗相統一的發展道路，復興與重構當代鄉村文化傳承機制。

反思「冷靜觀察」與「高熱度」

田野調查作為質性研究的主要方法由來已久。中山大學教授王霄冰介紹說，田野調查是以研究者本人為工具，通過全身心地投入被研究對象的日常生活，從而獲得經驗性知識的研究行為。田野調查是民族學、民俗學和人類學通用的研究方法，有一套為各學科所共享的基本理論，如「參與觀察法」「深描」「科學民族志」等。西方早期人類學的殖民主義傾向、科學民族志的純學術追求和現代人類學的理論志向，都使得研究者或多或少地把田野當成試驗場或標本式的個案。

置身事外的「冷靜觀察」一度成為田野調查標榜的最具科學性的方法。山東大學文化遺產研究院教授張士閃表示，現代民俗學田野研究曾長期借鑒西方人類學關於「局外人」或「局內人」的田野理論，為了「貼近文化持有者的內部視界」，努力最大限度地減少調查活動對於「他者」的影響。

與會學者表示，與「冷靜觀察」相對的是，近年來，在村落田野調查熱潮中，多有以拯救鄉村非遺、保護村落老建築為己任的激揚文字之作。然而，其「高熱度」指向並非是對村民的人文關懷，甚至還會對村民生活造成侵擾或傷害。

實現「文化共情」

基於對「冷靜觀察」與「高熱度」田野研究的反思，與會學者倡導一種「有溫度的田野」的研究理念和方法。以長期觀察、深切參與和「文化共振」式的體悟為基礎，通過田野調查與文獻研究相結合，突破地方社會和民眾生活中的種種「理所當然」或「天經地義」等表象，力圖在研究中貼近民眾的情感和邏輯。

在很多民俗志作品中，都可以看到民俗學者與其研究對象並肩同行的情景，塑造了一種同道者的典型意象。在王霄冰看來，民俗學者從學科誕生開始，就志在重構本民族民眾的歷史，把為民眾代言和發聲作為使命。在研究過程中，民俗學者與研究對象之間心意相通，他們之間的對話與協商也會發生在研究的不同階段，構成民俗志的一道獨特風景。

張士閃提出，古往今來，生活共同體的建構都來自其內部的「文化共情」。學者在田野調查中，必須具備「文化共情」式的想像與感悟能力，既要有文化尊重，也要有田野積累，這樣才能理解民眾如何將自身的存在和行為定義為「正當」和「正統」，整合舊經歷，賦予新意義。這樣一種田野研究方法，有望實現對「冷靜觀察」與「高熱度」田野理念的雙重超越。

專家與研究者總是在田野工作現場與研究過程中力求保持客觀冷靜。如此，作為情緒能力的「共情」，自然飽受輕視乃至否定。日本東京大學教授菅豐在進行災後重建的民俗學田野工作中發現，研究者必須能夠與受災者共情，充分理解他們的經驗及其特有的價值觀等，才能進行實踐性的民俗學研究，並在災後重建過程中幫助受災民眾自強自立。

北京語言大學教授劉宗迪提出，當下的民俗學研究越來越重視事實收集，而非傾聽語言和故事，這種研究傾向缺乏嚴謹性與科學性。他認為，發現並解釋民間流傳的、無法被外人觀察到的傳統知識，才是民俗學田野研究的目的。對於民俗學田野研究而言，傾聽比觀察更重要，保持謙虛的沉默比自以為是的喧嘩更珍貴。

立足民俗學學科本位

民俗學家鍾敬文先生曾提出「建立中國民俗學派」的構想，「有溫度的田野」這一倡導，正是基於學者對學科理論和方法的反思與創新而提出的。

在中國傳媒大學副教授耿波看來，傳統的田野調查方法對當代中國新農村的觀察具有局限性。先進的田野研究方法，是要發現當代中國新農村被埋藏的先進力量，將之提出，並據之行動。在這個意義上，田野的觀察者要從「知識分子」變成「變革者」。這樣的田野調查不是以個人為中心，而是以生產力發展為根據，呈現出邊緣化對象的前進性力量。

然而，學界對於民俗學者參與地方文化建構現象也不乏批評。不僅如此，民俗學特有的學術立場和田野關係也經常被作為批評證據，說明這門學科的學術性不強。王霄冰提出，這種批評很多時候往往來自學科內部，是民俗學學術自覺和學科自信不足的表現。如何站在學科本位的立場，以兄弟學科為參照，反思和總結自身的田野理論與方法論，是近年來民俗學者努力的方向。與此同時，民俗學者在一些方面也取得了突破，如身體民俗學、個人敘事、禮俗互動、語境、民俗關係等，都是基於民俗學的田野調查提出的新概念和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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