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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帶一路」來華留學生教育的建議和對策

「一帶一路」來華留學生教育的建議和對策

文|欒鳳池 孫偉

【關鍵詞】

「一帶一路」,來華留學,建議和對策

【摘要】

「一帶一路」倡議是我國立足於國際視野提出的致力於進一步擴大開放的重大構想,而來華留學生教育是「一帶一路」建設的基礎性和先導性環節,是國家整體戰略的重要支柱;是提高教育國際化水平的新起點;是增強教育內源性牽引力、提高教育質量的新契機。本文通過運用「推拉理論」,從完善來華留學生的政策法規、建立來華留學生教育質量評估體系、提升我國教育國際化內涵發展水平等方面,提出了開展針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來華留學生教育的建議和對策。

過去幾年,「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來華留學生人數急速增加,成為支撐全球來華留學生規模不斷增速的主體區域。毋庸置疑,要實現「到2020年,將我國建設成為亞洲最大的留學目的地國家」的發展目標,有賴於「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來華留學生規模的擴大。在共建「一帶一路」的背景下,來華留學生教育還需要一系列戰略性、總體性調適,合理規避以往沿線國家來華留學生教育中的諸多問題,更好地推進「一帶一路」建設。結合「一帶一路」的布局訴求,科學謀劃來華留學生教育發展是必然之舉和當務之急。

「一帶一路」來華留學生教育的建議和對策

「推-拉理論」(Push-Pull theory)最初是被運用在移民理論中,用來解釋影響人們遷移運動的因素。推拉理論由美國比較高等教育專家阿爾特巴赫提出,共有4種類型的因素:

和原始地相關的因素(即所謂的「推」因素);

和目的地相關的因素(即所謂的「拉」因素);

其間的干涉障礙物;

個人的因素。

該理論曾被用來解釋國際間學生的流動、出國留學的決定或動機,以及國際間留學生選擇一個國家的過程。也就是說,決定或動機和國際間學生的流動「是『推』和『拉』兩個因素,以及它們之間障礙物的影響共同作用的結果」。如果在擬出國學習的專業質量上對留學者有很強的吸引力時,「拉」的因素決定選擇的最終結果,而「推」的因素在出國留學最初的動機中起主要作用。

留學生教育不僅受接收國社會因素的影響,而且受生源國和國際社會因素的影響和制約。推拉理論是國際學術界在研究人才流動中運用最多的一種理論。該理論採用二分法原則,把影響人才流動的各種因素歸為「推力」(Push Factors)和「拉力」(Pull Factors)兩大類。「推力」指的是存在於人才輸出國家中促使人才外流的一些驅動因素;「拉力」指的是存在於人才接收國家中吸引人才流動的一些拉動因素。「推」因素是與母國相聯繫的因素,一般情況下,「推」因素有積極作用和消極作用;但吸引留學生來到目的地的「拉」因素總體來講都是積極的。

我們從推拉理論中得到啟發,以發揚我國來華留學教育「拉力」為落腳點,提出發展「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來華留學生教育的以下建議和對策。

加強頂層設計,提高「一帶一路」來華留學生教育與國家戰略的契合度

要將來華留學生教育納入總體戰略框架並予以科學規劃和精心設計。結合「十三五」教育規劃,制定與「一帶一路」倡議相適應的教育政策規劃,進行全面、有針對性地謀劃和頂層設計。

過去幾年,「沿線國家是全球來華留學生教育規模增速的主體支撐」看似已成為一種既定的事實,但實際上,這是「前戰略」時期沿線國家的一種「民間自為」行動,並未從國家宏觀戰略的高度進行系統規劃和設計。而「一帶一路」倡議的提出,則將沿線國家與中國締結成為共生互榮的責任與利益共同體,這種共同體的構築,需要大量具有跨文化交往能力的專業人才加入其中。因此,作為戰略實施構成要素的來華留學生教育應當被納入戰略設計的整體框架,從服務國家長遠利益、推動世界和諧發展、造福人類社會的高度來深刻認識其全局性價值,並採取政府主導推進的方式,以戰略子系統的立場來綜合考量國際與國內文化教育、經濟貿易、地理位置等發展狀況,全面系統規劃沿線國家來華留學生教育事業的發展。國家應提高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來華留學生教育的重視程度,充分認識來華留學生教育在經濟、政治和文化等多維度的積極作用,認清吸引來華留學生對中國教育事業和「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發展的重要意義,積極開展來華留學生教育相關工作,對高校的來華留學生培養提出較高要求,並嚴格監管。

「一帶一路」來華留學生教育的建議和對策

加強頂層設計,制定中長期「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來華留學生教育發展規劃,就「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來華留學生教育的發展作出有關安排和部署,明確總體目標和切實可行的階段性目標、步驟及主要保障措施。明確國家各部委、各級地方政府、各高校在來華留學生教育發展中的職責和任務,並建立協調機制。在制定「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來華留學生學歷教育發展規劃時,要有效對接「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發展戰略,如越南的「兩廊一圈」構想、柬埔寨的「四角」戰略、印度尼西亞的「全球海洋支點」構想、哈薩克的「光明大道」發展戰略、俄羅斯的跨歐亞大通道建設、蒙古國的「草原之路」倡議、「環孟加拉灣多領域經濟技術合作倡議」有關規劃等①。這樣就可以使我國的「一帶一路」倡議成為沿線國家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有機融合,形成合力。

營造良好的留學政策法規環境,增強學生的自身發展力

改變過去由地緣特徵決定沿線國家來華留學生教育規模優勢的格局,創設具有傾斜性與導向性的外部制度空間和政策環境,促使沿線國家不同區域來華留學生教育協調發展。有研究表明,發達國家學生更多受本國因素的推力來華留學,而發展中國家學生更多受中國的發展潛力和發展機會的拉力來華留學。對於來華留學生教育具有廣闊增速空間的「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政府應重點採取來華留學生支持政策,如增設針對高學歷和高層次留學生的專項獎學金及助學金,建立省級和校級獎學金及助學金,適當放寬留學生在華就業政策,提供集招生、學習培養、就業於一體的在華政策,等等。

完善來華留學生教育的政策法規是擴大來華留學生教育規模的基本保證,要明確戰略目的定位,改變過去權責主體模糊、質量監控體系不力的局面,制定一整套服務於「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來華留學生教育的法規體系,包括留學生的教學、管理、社會服務和社會保險等多個方面。此外,還應設立相關機構,以保障留學生的合法權益。

政策法規對來華留學生教育發展具有重要影響,應充分發揮政策法規的指導性、預測性和前瞻性,並在政策執行過程中及時評估、調整,使其日趨完善,以引領來華留學生教育的發展。發達國家的國際化水平與其明確有力的國際化舉措、特點鮮明的國際化戰略密切關聯,我國應借鑒發達國家經驗,制定具有中國特色的國際教育戰略,明確政府、高校和社會之間的國際教育管轄許可權,即中央政府為國際教育發展戰略、法律法規和政策制定者,地方政府為各項法規政策的傳達和實施者,高校為國際教育的執行者,社會為國際教育的服務者,形成完善的「政府—高校—社會」三位一體的國際教育管理體系。

與世界發達國家相比,我國在辦理留學簽證、校外住宿、勤工助學、社會保障等方面的法律法規還可進一步完善。外國學生在留學國打工,既可賺錢補貼高額留學費用,也可參與各類社會活動,更好地融入當地生活。發達國家普遍出台相關政策,對外國留學生在課餘時間打工助學加以規範,個別高等院校甚至在招生時就許諾幫助學生找零工。此舉為大多數因家庭經濟條件限制而未能出國的學生提供可能的留學機會。1996年1月22日,我國勞動部、公安部、外交部、對外貿易經濟合作部聯合發布的《外國人在中國就業管理規定》第二章第八條明確規定,在中國留學、實習的外國學生不得在中國就業。2017年7月1日,由教育部、公安部、外交部聯合發布並施行的《學校招收和培養國際學生管理辦法》第四章第三十條規定,國際學生在高等學校學習期間可以參加勤工助學活動,但不得就業、經商或從事其他經營性活動。兩份文件對比可知,1996年的管理規定明確國際學生不準就業,2017年的管理辦法規定國際學生可以參加勤工助學活動,至於哪些屬於勤工助學活動,文件中並沒有界定。為了進一步擴大來華留學生的規模,提高來華留學生的質量,優化來華留學生的結構,幫助來華留學生解決經濟上的困難,應儘快制定相關細則,倡導社會各界建立來華留學生資助體系和寬容規範的來華留學生勤工助學制度,吸引更多外國留學生來華學習。

建立來華留學生教育質量評估體系,增強核心競爭力

教育質量是發展來華留學生教育的生命線,高水平的教育是吸引外國留學生的根本原因,也是推動來華留學生教育事業不斷前進的基本保證。2016年,教育部印發《推進共建「一帶一路」教育行動》,其中提出要「全面提升來華留學人才培養質量,把中國打造成為深受沿線各國學子歡迎的留學目的國」。在我國教育對外開放事業進入以提質增效為基本特徵的新的歷史時期,來華留學生教育已進入規模質量並重、且更加註重質量的關鍵時期,即實施內涵發展時期。來華留學生教育質量的高低,將直接影響到我國的國際聲譽。因此,提高中國高等教育的質量,建立來華留學生教育質量評估體系十分必要。

同時,政府層面制定國際生源質量的專業要求和語言水平的最低標準,明確高校來華留學生教育的辦學資質標準,實施來華留學生教育的管辦評分機制,形成以政府監管、學校自律、社會評價為一體的國際教育質量保障體系,提高我國高等教育質量評估監測能力,提升國際教育軟實力。

自2016年起,由中國教育國際交流協會組織的來華留學質量認證工作已經開展了3年,並在不斷探索完善中。第一批通過認證的學校只有27所,數量還比較少,需要採取措施加快推進,以促進我國高校來華留學生教育質量的提高,增強在國際社會中的核心競爭力。通過認證建立集控制和服務、監督和建設功能於一體的內部質量保障體系,切實將日常教育實踐轉變為質量保障行動,真正成為來華留學生教育質量建設的捍衛者和行動者,發展有利於質量改進的質量文化,持續提高教育質量,不斷增強來華留學生教育內源性牽引力,吸引更多優質來華留學生。

高等教育人才培養應趨向教育與企業同步、學校與企業結合的培養模式,對留學生進行產學研聯合培養,締結高校聯盟進行開放式培養,為政府或企業進行訂單式培養。我國高校要以產業教育和教師教育相融合的方式,實現教育與產業的同步發展,支持高等教育中各個高校與我國「一帶一路」中的特色產業、企業結合辦學,更好地應對「一帶一路」建設中對於專業人才、綜合能力較高的複合型人才,以及創造能力較高的國際貿易人才的訴求,同時也可減緩我國勞動力市場的就業壓力。高等教育在實施人才培養的同時,更應該創新「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來華留學生教育人才培養模式,使高等教育對於學生的培養更具有靈活性和可操作性,真正做到高等教育對人才的培養與企業的發展方向和發展項目相結合,緊緊圍繞並適度超前「一帶一路」中企業的重大基礎性建設項目,培養相應的高素質技能人才。特別是要在高等職業教育國際合作辦學中積累豐富經驗,形成應對企業需求的人才培養模式②。

提升我國教育國際化內涵發展水平,增強可持續發展力

在經濟全球化、社會信息化的今天,我國的高等教育要想培育國際化人才,就必先提升高等教育自身的國際性。我國高等教育應以「雙一流」建設為契機,積極響應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對高等教育國際化的倡議,不斷開拓高等教育的國際視野,加強國際化師資隊伍建設,更好地開設國際化課程,更多、更廣泛開展參與國際教育交流、科研合作,向教育發達國家看齊,逐漸提高英文授課比例,打造一批世界一流大學和一流學科,建設具有國際競爭力的優勢和特色學科,提升「留學中國」吸引力,使我國高等教育水平更加趨向於國際化的人才培養標準,能更好地推動「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來華留學生教育的發展。

培育國際化水準的師資隊伍,一方面要加大力度引進具有國際背景的海外優秀人才,積極引進、聘請國外及境外傑出學者來校學術休假、講學授課、指導研究生,使師生能夠及時了解國際學術前沿動態並進行學術交流,逐步提高師資隊伍中具有在國外、境外學習或工作經歷的教師和外籍教師的比例。另一方面,為現有師資隊伍開展國際化培養創造條件,有組織、有步驟地開展中青年教師外語口語培訓,加大每年派送教師出國或出境進修的力度;充分利用國家留學基金等資源,選擇有較大發展潛力的優秀青年教師,以訪問學者、攻讀學位等多種形式赴國外高水平大學和科研機構,進行學習交流或合作研究;實施全英語教學教師海外培訓計劃,每年選派一批有較好英語基礎的專業教師赴國外及境外知名大學進修,推薦具備條件的青年骨幹教師到國外或境外擔任知名教授的助教,通過聯合培養博士生、合作研究、參加國際學術交流等方式,使他們能夠及時跟蹤國際學術領域的前沿信息,開闊研究視野,推動和促進學校教學和科研的發展③。

高校是我國教育質量建設的承接者和主體,積極培育具有鮮明特色的國際教育課程體系,吸引外國留學生來校學習,優化培養結構,提高培養層次,確立國際化教育特色品牌,不斷增強來華留學生教育內源性牽引力,吸引更多優質生源來華留學,逐步優化來華留學生教育結構,不斷提高來華留學生人才的培養質量,實施對來華留學生教育的外部宏觀監督,從而構建好高校和政府內外協作的質量保障體系,推動來華留學生教育質量持續提高,使其真正滿足「一帶一路」建設的需要。

優化改革來華留學生獎助學金體系,增強對於優秀來華留學生的「拉」力

近年來,中國政府獎學金在吸引「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生源及優化來華留學生學歷層次結構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推進共建「一帶一路」教育行動》中表明,設立「絲綢之路」中國政府獎學金,為沿線各國專項培養行業領軍人才和優秀技能人才。美、英、德、法等教育發達國家都已形成了較為完善的多元化國際學生獎助學金體系,國際學生教育社會化、市場化程度高,重視吸收、引導社會力量支持教育對外開放的發展態勢。今後,在中國政府獎學金的專項設立及分配上,應充分考慮獎學金生的區域和國別分布,在人才培養上服務於「一帶一路」建設的整體協調推進。

獎學金具有一定的示範作用,獎學金制度是眾多國家吸引留學生的一個重要制度,它可以擴大獎學金髮放國在發放地的影響,吸引當地的學生尤其是自費生來留學④。目前,我國的獎助學金體系仍不完善,在加大財政支持力度的同時,也應改變以各級政府獎學金資助為主體的現狀,充分動員高校、企業和社會各界力量,形成多元化、穩定的來華留學獎助學金資助體系,增設英才獎學金和各類專項獎學金,構建形式多樣的來華留學獎學金體系,擴大受益規模,吸引那些經濟上有一定困難但又嚮往到中國學習的優質生源。(供稿|中國石油大學[華東]國際教育學院)

【參考文獻】

①《「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來華留學學歷教育:地位、問題與對策》,作者劉寶存、張繼橋,《北京教育》2017年第5期。

②《「一帶一路」戰略人才需求效應下的高等教育路徑探析》,作者周龍英,《中國成人教育》2017年第4期。

③《來華留學教育問題與對策探析》,作者欒鳳池、馬萬華,《清華大學教育研究》2011年第5期。

④《一帶一路戰略背景下來華留學生學歷教育的發展》,作者姜冬梅、王華民,《山西檔案》2016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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