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內瓦印記的歷史——第二部分：百達翡麗成為救世主（1918年-1990年）

[腕錶之家 鐘錶文化] 上篇文章中我們提到，在成立之初的幾十年，「日內瓦出產鐘錶自願檢查官方服務處」面臨著（主要）只有少數獨立製表師和非工業製表商提交檢查鐘錶的困境。本篇文章，時間來到二十世紀，一家名為百達翡麗的公司確保了日內瓦印記的存續。

兩戰期間的困難

從懷錶到腕錶的轉變，以及瑞士製表行業的卡特爾化，對日內瓦的製表業務產生了重大影響。日內瓦當地的許多小型製造商，在提交機芯獲得印記後，又將其轉售給瑞士其他地區（主要是比爾和拉紹德封）的整表製造商。

然而，這種做法在1920年代逐漸被禁止，之後腕錶組裝商只得從Ebauches SA獲取供應。因此，除了少數製造商，如百達翡麗和江詩丹頓，當地的腕錶機芯生產體系開始瓦解。在這種情況下，想要獲得日內瓦印記的申請者數量急劇下降。

同樣應該指出的是，服務處管理委員會對「日內瓦鐘錶」的定義奉行強硬政策。舉例來說，1921年5月，管理委員會駁回了Le Petit Lancy空白機芯工廠的申請，理由是儘管這些機芯確實是在日內瓦州製造，但卻並不符合涉及某類齒輪的規定。

百達翡麗Ref.1518不鏽鋼腕錶

百達翡麗的救命角色

1930年代，百達翡麗成為檢查服務處主要的、甚至唯一的客戶，以至於後者幾乎成為前者的私有機構。該公司提交檢查的腕錶數量佔比，從1924年前的不足5％上升到1925年的30.8％，1930年為34.1％，1932年為48％，1934年後超過80％，1940年至1945年甚至達到98.2％。事實上，百達翡麗是當時日內瓦為數不多的，不僅可以開發自主機芯，而且能夠使其符合檢查服務處技術要求的製造商之一。

另一家主要製造商江詩丹頓，則對檢查服務處的工作貢獻寥寥。兩次世界大戰期間（1932年、1937年和1939年），江詩丹頓總共只提交了三枚腕錶，這令管理委員會感到懊惱，因為委員會渴望擴大合作夥伴基礎，並與日內瓦這兩家主要製造商合作。1924年10月，委員會表達了對江詩丹頓缺乏興趣的擔憂：「我們完全理解江詩丹頓無需檢查，只要仰仗自身聲譽就足夠，但為了日內瓦製表行業的利益，他們應該作出犧牲。」因此，委員會決定與公司董事會面，以「說服他們做出『愛州』努力」，但最終無功而返。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

1945年至1990年間，產業狀況並沒有發生根本性變化，那些能夠達到並且希望遵守日內瓦印記選擇標準的公司少之又少。百達翡麗機芯成為該機構的主要合作夥伴（1950年至1990年提交檢查的腕錶數量佔比為67.3％），待到江詩丹頓退出，百達翡麗成為唯一的貢獻者。1990年，百達翡麗是唯一一家與該機構合作的公司，提交檢查的腕錶數量佔比高達98.6％。

百達翡麗與日內瓦印記之間的合作經歷了三個主要階段。最初，1950年至1970年，提交檢查的腕錶數量大幅增加，這表明業務增長，日內瓦印記成為賣點。1960年代中期，百達翡麗發起了一項廣告活動，聲稱是唯一一家將所有機芯都提交服務處檢查的製表商，因此也就配得上全球最優秀製表商的名號。

接著，1972年至1986年，獲得日內瓦印記認證的機芯數量急劇下降，其原因在於石英危機和電子行業的增長。這段時期，百達翡麗也開始為部分型號裝配石英機芯，獲得日內瓦印記的腕錶數量突然下降，然後停滯不前。

最後，1980年代後期見證了機械錶的凱旋歸來，並成為接下來數十年輝煌的起點。雖然石英機芯仍然使用，但主要用於女士腕錶，機械錶越來越受歡迎，百達翡麗也加強了與檢查服務處的合作。

時間回到1950年代中期，百達翡麗的老對手江詩丹頓加入其中。直到1980年代中期，30年間江詩丹頓提交檢查的腕錶數量佔比達到約三分之一。但是，1980年代江詩丹頓遭遇財務和生產困境，迫使其一度放棄製造商地位，從日內瓦州外（尤其是ETA）訂購機芯。（圖/文 腕錶之家 許朝陽編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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