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文｜|程朝翔教授訪談錄——文學與世界：21世紀文學研究展望
本文發表於《英美文學研究論叢》2017年6月第26輯
轉自公眾號：外國文學文藝研究、北大外文學堂
【作者簡介】
姚成賀，首都經濟貿易大學外國語學院副教授，文學博士
程朝翔，石河子大學外國語學院院長（援疆），北京大學外國語學院教授
程朝翔 教授
文學與世界：21世紀文學研究展望
——程朝翔教授訪談錄
內容提要：本文是對我國英美文學研究界著名學者、北京大學外國語學院程朝翔教授的學術訪談。程朝翔教授認為文學研究是人文學的組成部分，應該對當今世界帶來某些作用。他強調人文學需具有現實相關性，避免成為原教旨主義的人文學，並且在訪談中談到文學理論與文化批評、批判理論的關係密切，而跨學科研究正是拓展新領域、引發學術範式轉移的重要途徑，並由此引申到他對於21世紀文學研究轉型的思考。學術訪談還涉及師生關係、學術民主、學者本分等問題。
關鍵詞：人文學；多元文化；原教旨主義；跨學科研究；學術民主
《美國文學選讀》（第二版）
陶潔 主編
程朝翔 等編
姚成賀（以下簡稱 「姚」）：您最近兩年內的寫作和言論涉及文學理論、莎士比亞研究、大屠殺研究等數個領域，但似乎又貫穿著同一條主線，您主要的想法是什麼？
程朝翔（以下簡稱 「程」）：我在閱讀時有一些心得，也試圖從這些心得中整理出一些思路，並希望以實證材料來支撐這些思路。主要是對文學研究與當今世界關係的思考：文學研究是人文學的組成部分，對當今世界應該發生某些作用。
姚：人文學主要就是文史哲吧？文學研究會對當今世界會產生怎樣的影響？
程：人文學的主要部分是文史哲，這也是整個文科的核心，包含核心理論。社會科學各學科與人文學有密不可分的聯繫，社會科學的理論往往也屬於人文學，包括語言哲學、政治哲學、法哲學等等。就純理論部分而言，人文學的各個學科之間、社會科學的各個學科之間都是相通的。就文學研究而言，文學理論與文化理論、文化批評、批判理論等等也密不可分。
姚：既然各個學科之間密不可分，它們究竟有什麼共同點和共同內容？
程：1933年，美國化學家詹姆斯·布賴恩特·科南特就任美國哈佛大學校長之初，就人文學如何發展求教於哲學家和數學家阿爾弗雷德·諾爾司·懷特海。懷特海認為，人文學有三大任務，即學術研究、提升學生的審美能力、培育新的價值和趣味。這三大任務同樣重要，但各有陷阱，分別為瑣碎、墨守成規和江湖山寨。三者互相制約、互為補充才可以避開各自的陷阱。
1946年9月時代周刊上的科南特
詹姆斯·布賴恩特·科南特
（James Bryant Conant，1893-1978)
姚：類似於教學、科研、服務社會吧？那些陷阱似乎在當下的人文景觀中也能看到。
程：對。在我看來，今天的人文學也可以分為三個部分，即人文思考、學術研究、技能訓練，這三個部分同樣缺一不可，應該互依互補、互相制約。
姚：人文思考接近於 「培育新的價值和趣味」，但為什麼還需要技能訓練？技能訓練與人文學有什麼關係？
程：技能訓練是學術研究的基礎，學術研究又是人文思考的基礎，向上提供支撐；而人文思考為學術研究指引方向，學術研究為技能訓練指引方向，向下提供導航。所謂技能訓練，最重要的就是語言技能的訓練（母語技能和外語技能；古代語言技能和當代語言技能）——西方人文學的源泉就是語文學（philology）。無此，人文學無從談起。其他技能也很重要，例如數學技能對於哲學、繪畫和音樂等技能對於藝術、攝影技能對於電影等等，技能訓練是不可或缺的基礎。
姚：也就是說人文學的這三個部分同等重要。那麼作為整體，人文學如何影響當今世界？
程：托馬斯·庫恩在《科學革命的結構》中提出的 「範式轉移」 對於人文學也有一定意義。隨著時代的發展，人文學需要與時俱進，進行範式的轉移，以對於當下的問題產生相關性。在這個過程中，人文思考所發揮的作用最大，但研究方法論也會相應地發生變化，推動整個人文學的範式轉移。
姚：有具體的例子嗎？
程：在西方人文學的發展史上，古典、中世紀、早期現代、現代、後現代、21世紀等不同時期的轉變絕不僅僅是時間推移意義上的分期，而是觀念演變意義上的分期。人文學應該促進社會和諧，應該對於社會的重要問題具有針對性，但如果錯位和滯後，就很難對社會的重要問題有任何針對性，最多是自娛自樂，甚至會產生負面作用。
托馬斯·庫恩
(Thomas Samuel Kuhn，1922年-1996年）
姚：在古典、中世紀、早期現代、現代、後現代之後忽然來了一個21世紀，是否因為對於21世紀的人文學還無法準確地描述和定義？21世紀有錯位和滯後的人文學嗎？會對社會產生負面作用嗎？
程：對，目前暫時還無法為21世紀命名。至於人文學對於社會產生負面影響的情況，其實很多西方學者對於以往的觀念和思潮都在不斷地進行批判，這種批判精神的核心就是發現並拋棄錯位和滯後的思想，為當下的發展提供思想上的動力。在9·11之後，原教旨主義成為一個受到關注的話題。其實，原教旨主義的人文學也是值得關注的話題。
姚：除了原教旨主義外，目前是否還有其他滯後或者錯位的觀念？您能否針對一位作家或者一部著作來論述一下這個問題？
程：有很多重要學者的著作都在引領人文學的範式轉移，都在清算過時的範式。以希利斯·米勒的《社區/共同體的燼滅》為例，該書對於社區/共同體理論的分析、與敘事學的對話、與全球化理論的對話等等針對某些已經無法應對當下現實的理論和方法，發表了十分精闢、獨到的見解。而在今天重做大屠殺研究也具有極高的現實相關性。從很多方面看，這都是一部重要的、具有極高理論價值和現實意義的人文學專著。
《社區/ 共同體的燼滅》是大屠殺文學研究專著，也是對於奧斯維辛不可再現這一命題的當代思考。該書通過類比分析，試圖再一次直面美國歷史上的黑暗歲月。該書還將在伊拉克屠殺了60多萬人的反恐戰爭比作大屠殺，對小布希總統大加鞭撻；但同時，對於奧巴馬總統卻寬容有加，儘力讚揚。
然而，散落在該書中的多元文化和政治正確觀點卻應該受到質疑。20世紀後半葉，多元文化主義與政治正確的觀念在西方世界大行其道、深入人心。但在今天，這些觀念如果不產生範式的轉移，則會變得蒼白無力，甚至會使知識界喪失批判的敏銳和鋒芒，引發一些現實問題。
這種從內容到結構上都凸顯政治正確的多元文化主義立場，如果不加限定，在今天很可能已經不合時宜；而且由於缺乏批判的敏銳和鋒芒，也就缺乏前瞻性，無法干預會對未來產生巨大影響的現實。
這一情況是在跨國資本的壓力下形成的。跨國資本沒有國界，也沒有自己的價值，但把所有地方都視為自己潛在的殖民地，四處攻城掠地；作為跨國資本的意識形態，多元文化主義空洞無物必然滋生、激發、強化各種熾熱暴烈的原教旨主義，兩者最終聯手。
奧巴馬總統和哈里斯上將等美國多元文化的領導人雖然極力洗刷，但仍然無法擺脫與原教旨主義的聯繫——按照齊澤克的說法，意識形態的自我審查與公開否認恰恰說明這是其中最核心的部分。美國這一民族國家（包括民族國家的核心價值觀念）逐漸空化，成為一個巨大的跨國資本。亨廷頓所說的對於美國身份的挑戰已經部分成功，多元文化領導人既然對於美國身份沒有執著的認同，就會尊重、認可、利用、聯手原教旨主義。奧巴馬對於廣島的史無前例的訪問標誌著美國多元文化的領導人與日本原教旨主義的領導人的公開聯手。
希利斯·米勒
（J. Hillis Miller，1928- ）
姚：日本是西方世界的一部分啊，怎麼會是原教旨主義？
程：日本從來就不是西方的一部分。哈貝馬斯在論述德國的歷史問題時指出，德國與納粹的歷史徹底決裂才最終取得重歸西方世界的入場券。美國的佔領將西方的一些制度強加給了日本，但正如亞里斯多德所言，決定政治制度的是人民的性格，這也應該包括教育體系和教育體系背後的人文學研究；在美軍佔領期間強加給日本的制度，在美軍逐漸退出之後，沒有人民性格的保證，這些制度會做出什麼，還有待觀察。倒是靖國神社這種不模糊的象徵和廣島紀念建築這種模糊的象徵可以更好地代表日本的性格。德國這種老西方國家尚需與民族主義的歷史一刀兩斷才能重返西方，日本這一原本就非西方的國家還執著地保留著民族主義的象徵，如何成為西方的一部分？
姚：廣島的紀念活動主要是祈禱世界和平，怎麼會是模糊的象徵？又與原教旨主義有何干係？
程：廣島的問題很多，我已有文章涉及，在此簡述幾例：第一，在日本未能與骯髒歷史一刀兩斷的情況下，紀念廣島這一災難的後果，就會淡化和掩蓋災難的原因；第二，在德國，大屠殺紀念建築的目的是警示罪犯的後代，而廣島的紀念建築是在警示誰？第三，廣島紀念建築的一部分原本就是大東亞共榮圈紀念建築的改頭換面，這種與骯髒歷史的藕斷絲連與原則問題上的曖昧和模糊已經成為日本原教旨主義的一貫策略。美國以往的總統在日本的一再要求下堅拒到訪，說明對此尚有警惕。
姚：難道政治正確不對嗎？多元文化主義好像也主要是正面的吧？
程：政治正確的底線是必要的；在中國，我們還缺乏這一底線，民眾和公眾人物政治不正確的歧視性言論和行為時有出現。政治正確不僅是政治問題，也是法律問題，同時也是社會和個人教養問題——教養也是文化批評研究的一個重要話題。但在美國，公眾人物的政治不正確有時幾乎就是對自己（政治生命）的死刑判決，所以，米勒等主流學者在涉及到少數族裔和女性人物時的小心翼翼、儘力逢迎也就不難理解。但這也凸顯政治正確已經走到反面，不僅磨平了學界的批判鋒芒，而且在某些個案中已接近於 「獵巫」（witch-hunt），以表面的政治正確犧牲了更深刻的政治正確。
至於多元文化主義，需要一個重要的前提，即與黑暗、醜惡的歷史徹底決裂。在美國國內，多元文化主義基於對於奴役非裔美國人的歷史、屠殺和剝奪土著美國人的歷史等等的徹底清算。這種清算是持續不斷的，絕非日本原教旨分子所表面上認為的那樣，可以由某一代人做一了斷。亞歷克斯·哈利描寫非裔美國人歷史的小說《根》在1976年出版後被不斷搬上電視屏幕，2016年再一次改編為電視連續劇，正是這種記憶不斷加強的一個例子。而米勒對此記憶進行強化的方法就是將其與納粹大屠殺相比。
但在亞洲，特別是在美國重返亞太的背景下，多元文化主義卻走上了相反的道路。在歐洲，雖然今天面臨著外部移民的巨大壓力，但在其內部，由於對德國的黑暗歷史進行了充分的清算，在較長時期內維持了多元文化框架下的和諧。
亞歷克斯·哈利
（Alexander Murray Palmer Haley，1921-1992 ）
姚：既然如此，多元文化主義還是有積極的方面，與原教旨主義還是有區別的吧？兩者有可能分離嗎？
程：其實，在極其嚴格的界定下，原教旨主義也有「積極」的一面，即對於霸權制度的顛覆性。日本的原教旨主義者也認識到了這一點，聲稱日本發動侵略戰爭是為了挑戰西方殖民主義，將亞洲國家從西方殖民者的鐵蹄下解放出來，藉此賦予侵略戰爭以正義性。
原教旨主義的一個重要特點是無理性和不講利益。安倍集團似乎很講利益，為了利益四處出擊；但如果沒有利益焦點和可預期的回報，四處出擊很可能說明沒有任何一項利益是真正的利益，或者利益是第二位的，第一位的是不惜一切代價壓倒對方。特里·伊格爾頓在《神聖恐懼》和《論邪惡》等著作中分析過這種典型的原教旨主義的無理性的、狂歡式的、缺乏現實動機的邪惡。在文學作品中，莎士比亞《奧賽羅》中的伊阿古為自己的仇恨提供了一系列動機，但這一系列動機掩蓋了實際上的並無任何具體動機，而只是一種普遍的、抽象的不滿和怨恨。
而作為全球資本的意識形態，多元文化主義基本是算計利益、斤斤計較的，在很多問題上可以談判、協商、妥協。真正危險的不是多元文化主義，而是多元文化主義與原教旨主義的聯手和調情。
姚：如何才能防止這兩者的聯手？
程：需要政治家的智慧，這種智慧的一個可能來源就是當下的、本土的人文學。人文學需要有現實相關性，否則就有可能成為原教旨主義的人文學。西方有學者不斷思考人文學轉型的問題。例如，有學者認為，西方有所謂的 「基礎性事件」，決定著一個甚至數個時代的思想和發展。以往，西方的基礎性事件是法國大革命，以民主、自由、平等為關鍵詞。後來，另外一個基礎性事件將其取而代之，那就是納粹大屠殺。這個基礎性事件的核心就是大屠殺絕不可以再現。以大屠殺作為基礎性事件，才有了歐洲共同體。在亞洲，也應該確保日本的反人類罪行絕不再現，和平高於一切。這種基礎性事件更替的說法雖然也受到一些質疑，但畢竟使人們不斷思考人文學的現實相關性，使人文學更有針對性，更能提供和平的智慧。
特里·伊格爾頓
(Terry Eagleton,1943- )
姚：有國際關係專家認為，日本不可能再發起戰爭，因為日本有制度約束，而且人口也老齡化。
程：日本很可能並沒有戰爭計劃，但卻已經有了強大的軍事實力和對於和平憲法的不斷突破。在大屠殺研究中，學界的共識是，納粹德國一開始也並沒有種族滅絕的計劃，但納粹的種族政策和戰爭的情勢所迫成為滅絕性屠殺猶太人的兩大原因。有了軍事實力並逐漸擁有使用軍力的權力，同時又執著地不放棄歷史，只要「情勢所迫」，戰爭也就在所難免。
至於人口老齡化大概也不是問題。現在有 「後人類」（post-humanity）研究，其中一個話題就是機器可以代替人類，「遠程」與 「無人」 很可能會使當代戰爭印證「後人類」研究的一些成果。
姚：我們要談文學研究，好像不覺偏到了國際問題，文學研究與國際問題是否也有重合地帶？
程：有重合地帶。首先，文學理論與文化批評、批判理論的關係密切，而國際問題也是後二者所關注的。批判理論家和文學理論家大都很關注國際問題，相關的專著也很多，例如《批判理論家和國際關係》（Routledge 2009）一書幾乎涉及到當代所有重要的文學理論家。
其次，在文學研究的很多領域，文學、歷史、倫理的關係密不可分，大屠殺文學研究就是這樣一個領域。這三者的結合必然指向當下的政治現實，包括國際政治現實。
再次，對於類似問題的思考，可以引起對於文學性更強的相關問題的思考，例如，當今數量龐大的少數族裔文學的研究今後應該如何更好地發展，如何適應時代的變化等等。
當然，文學研究具有烏托邦性質，不能指望像國際問題專家那樣解決現實問題；文學干預現實，只是引發一些理論思考而已，並不直接解決現實問題。不過，根據「言語行為理論」（speech act theory），文學研究還是會有施事行為（illocutionary act），以自己的方式介入現實。而且這種非直接的介入方式很可能具有更大的、更長遠的影響力。
姚：這好像涉及跨學科研究。文學研究和跨學科研究應該是什麼關係？
程：在英語國家的大學裡，系是學科的載體，要求盡量覆蓋本學科的各個領域（field coverage）。一個系的水平往往取決於領域覆蓋的程度。但是，系往往學科疆界意識很強，趨於保守，不願意突破自己的領域。所以為了與時俱進、拓展新的研究領域，大學會建立跨學科的研究中心或教學中心。可見在大學的現有框架下，跨學科研究並不容易，會受到現有結構的束縛，往往需要結構上的調整才能發展。
就文學研究而言，重要的文學理論家都既是某一作家、時期、體裁的研究專家，又幾乎毫無例外地進行跨學科研究。跨學科研究是拓展新的領域，引發學術的範式轉移的重要途徑。
牛津大學校園圖
姚：跨學科研究雖然重要，但文學研究的基礎應該還是本身的研究和基本訓練吧？沒有本身的研究和基本訓練，跨學科、人文思考、培育新的價值和趣味等等是否都有點山寨或者江湖的感覺？
程：對，文學研究本身的基礎訓練是文學研究的根本保證。對於文學研究來說，形式決定一切。所謂形式，包括意象、體裁、句法、詞義、韻律等等。這是技能訓練基礎上的學術研究所關注的對象。特里·伊格爾頓在《馬克思為什麼是對的？》一書中分析了社會貧富嚴重不均所帶來的問題，對此進行了理論思考。理論家的思考往往要藉助於理論術語，但文學作品卻能使理論思考落到實處。在文學研究中，所有理論解讀、倫理解讀、政治解讀、社會解讀等等最終都應該落到形式上的實處，否則就可能成為江湖山寨或者心靈雞湯。
姚：為什麼閱讀量這麼重要？良好的學術和技能訓練與閱讀量之間是什麼關係？
程：良好的訓練建立在大量閱讀的基礎上，同時也是閱讀質量的保證。如果沒有良好的訓練，就無法有效地閱讀。另一方面，即使有良好的訓練，但近期的閱讀量不夠，也會跟不上學術的進步和轉型，就有可能滯後。
其實學者的操守很簡單，就是堅持自己的本分，不斷閱讀。學者有時候也不得不做很多雜務；但無論做多少雜務，都不能停止閱讀。如果已經基本停止閱讀，而以前的積累又無力應對今天學術的發展，就有可能會喪失學者的本分。
姚：能談談您直接接觸過的、一直保持本分的學者嗎？
程：我們的很多師長都不僅一直保持了學者的本分，而且他們的學養和人格修養都是我們不可企及的。他們代表了老一輩學者的優良傳統。他們在經歷十分坎坷的情況下，保持了自己的操守，令人敬佩。我常常想，《李爾王》的最後一句就是比較我們這些已經不年輕的年輕人和老一輩學者的：「我們這些年輕人，既不會見得這麼多，又不會活得這麼長——We that are young/ Shall never see so much, nor live so long.」我們沒有他們的見識，在學術上也不會活得像他們這麼長。
1984年，我到北大讀碩士研究生時，導師是陳瑞蘭教授。她在指導我們進行尤金·奧尼爾研究時，要求讀的都是全集，包括奧尼爾劇作全集，以及對奧尼爾影響很大的古希臘戲劇的全集和斯特林堡全集；也要求盡量讀田納西·威廉姆斯全集和阿瑟·米勒全集。當時書還很少，有的書北大圖書館沒有，她專門託人到中央戲劇學院去借，有的則是影印出來給我們讀。回想起來，讀全集大概是人文學最重要的訓練了。
後來跟隨楊周翰先生讀博士學位，回想起來最深的印象有兩個，一是楊先生一直關注最新的、最前沿的理論；二是楊先生強調繼承，例如在當時對中世紀評價較低的情況下，充分肯定中世紀的貢獻以及文藝復興對於中世紀的繼承。最近幾年讀斯蒂芬·格林布拉特的《突轉》（The Swerve，2011），總能想到楊先生的一些觀點，相當超前。我想這些有關中世紀的超前的觀點可能也與先生一直關注最新的、最前沿的理論有關。
後來因為楊先生去世，李賦寧先生指導、修改了我的博士論文。記得李先生在空白處密密麻麻、工工整整地寫了很多修改意見。此前，我們這屆碩士生上過李先生的 「英語史」 課程。他的課講述了英語從古至今的發展、英語與其他歐洲語言的相互影響和繼承關係。這都是讀懂英語、寫好英語的基礎。從李先生對論文的修改，到課堂上展示的語言之美，其實都是人文學最重要的訓練。最近讀斯坦利·費希的《如何讀句子，如何寫句子》，更能明白李先生工作的重要性。費希所強調的人文學的基礎與李先生多年前在教學和研究中所倡導、所身體力行的基本訓練並無二致。
姚：他們屬於已經逝去的一代，能談一下較近一些的學者嗎？
程：較近的學者也繼承了老一輩的優良傳統。這裡只說說我們的一位前輩吧，胡家巒老師曾擔任過我們的系主任和院長，而他的研究既有分量，又有前瞻性。近幾年，生態批評研究越來越多，而胡老師的兩部專著《歷史的星空——英國文藝復興時期詩歌與西方宇宙觀》（2001）和《文藝復興時期英國詩歌與園林傳統》（2008）其實是較早的生態文學研究專著，但又並未專門貼上生態研究的標籤，而是從早期現代文學入手，涉及到了深層的生態話題，並且也涉及到學者們最近十分關注的宇宙觀和人生觀等問題。從數個角度看，他的研究都既有分量，又相當超前。
姚：您在胡老師之後也擔任過系主任和院長。在行政崗位上是否可以從制度上為人文學做些事情？
程：今天不談這個話題，不過可以談談我自己研究領域之內的事情。我自己教戲劇課，認為戲劇課應該有演出研究和演出實踐，所以在2002年促成美國導演、演員、劇作家Joe Graves在北大開設英語戲劇實踐課，至今已有14年，除了有人文教育的意義之外，還培養出了一批優秀的專業導演、演員、藝術經紀人等。演出研究和演出實踐既涉及專業技能（包括台詞、形體、燈光、服裝、舞美等等），又涉及演出史和藝術史研究、國際化和本土化研究等，也有具體的藝術創業和藝術產業內容。應該說，此類課程為中國綜合性大學的文學和藝術教育創立了一個新的範式。我自己也算是幫了一點小忙。目前，此類活動雖有 「北京大學外國戲劇與電影研究所」 這一平台，但需要更好的體制性保障才有可能一直發展下去。
再就是我自己的戲劇課其實已經成為電影時代的戲劇課，每一部劇作都配有一部以上的經典電影改編，有的配有數部。我相信這只是一個開端，電影時代的戲劇不得不關注電影這一媒介——「媒介即信息」，而且電影與戲劇一起已經成為西方哲學和文學研究的重要話題，應該進一步關注。當然，也希望給學生一點好玩的東西，例如練練英語配音，這也是技能訓練。
姚：再回到人文學吧。您提到人文學時，常用的限定詞是 「當下的、本土的」，而從未用 「成功的」、「有效的」 等限定詞，是否當下的、本土的人文學就是成功的、有效的？能再說明一下當下和本土嗎？
程：在我看來，有意義的人文學就是當下的和本土的人文學。所謂當下的人文學，即完成了範式轉移的人文學，而本土有幾個含義。在中國，自五四遠動開始，中國文化逐漸形成了自我開放意識，外國文學成為中國文化的重要資源，外國文學也成為本土的人文學的一部分。但外國文學並不是一進入中國就自然成為中國人文學的一部分，而是需要本土化的媒介和過程。在今天，這一媒介和過程更為重要，因為大量的外國作品湧入中國，如果沒有本土化的媒介和過程，則這些舶來品只會漂泊在中國，而不會真正紮根，成為中國文化的一部分。
當然，如果 「全球」 已經成為本土和本土關懷的一部分，則本土也就包含著全球，參與全球學術也就具有本土意義；如果「全球」是他人的，以他人為主導，則所謂參與，就與自己的本土沒有關係或者關係甚少。美國人認為自己是世界的領導者；如果確實如此，那麼愛默生所說的 「美國學者」 也就是全球學者或者全球學術的領導者，參與全球學術的收穫最大。而 「中國學者」，無論是將外國學術本土化，還是將中國學術國際化，還是積极參与全球學術，都應該像愛默生一樣成為 「思考中的人」（Man Thinking），不斷思考自己的身份：是中國學者，還是國際學者；是二者皆是，還是二者皆非？
姚：著眼於當下和本土，您認為中國人文學發展需要注意什麼？
程：還是回到懷特海，讓可能會瑣碎、墨守成規、山寨江湖的三個成分平衡發展成當下的、本土的人文學。或者說，讓技能訓練明白自己是技術訓練，不能妄稱為學術研究；讓學術研究明白自己是學術研究，不能妄稱為人文思考；而人文思考必須明白自己的根基是技能訓練和學術研究，而絕非是冥思苦想和任意發揮。
姚：您能否再總結一下今天的題目，21世紀文學研究展望？
程：在21世紀，文學研究應該完成自己的轉型。中國文化是開放的文化，開放是生命力的保證。而開放不能只是被動地接受舶來品，而一定要將外來的好的東西本土化，變成自己的東西。對於外國文學工作者而言，認識到外國文學的轉型，並推動中國文化的轉型，使中國文化更有國際競爭力，應該是21世紀外國文學研究的一個重要任務。具體來說，文學研究既會更注重文學形式，又會更跨學科。文學因為更加文學，所以也就更是現實世界的。
姚：謝謝程老師。您對文學理論與文化批評、人文學與原教旨主義等諸多問題真知灼見定會令青年研究者們獲益匪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