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建新：一封新發現的汪曾祺佚簡
人民文學出版社2019年版《汪曾祺全集》書信卷，收入293封書信（含殘簡），約15萬字。比之1998年北師大版「全集」，增加了230多封。從2008年2月起，我以一己愛好，開始有意識地通過各種方式搜集汪曾祺書信，希望能在北師大版「全集」已收書信的基礎上，編一本集子，先後找到了四十七八封失收的信。後來補充的書信，更多的是由作者家人提供。2011年受人民文學出版社委託編新版全集書信卷之後，出版社出面徵集而來的也有數十封。書信只針對有限的閱讀對象，卻包含著大量信息，是研究作家的基本史料。因其特殊性，搜集起來困難頗多，但隨著社會對作家認知程度的加深，學界和相關人士不斷發掘整理，發現新材料的可能性也很大。
近日出現於網路平台的一封汪曾祺書信，是20世紀50年代他在《民間文學》雜誌社工作時寫給魯迅研究專家王士菁的。對於此件的真實性，雖然需從流傳途徑上加以證實，但綜合各方因素，作偽的可能性極小，特別是其內容，可由多種資料印證。全信如下：
士菁同志：
我會賈芝同志有一次去看周作人，約他把紹興兒歌整理出來。賈芝同志建議在刊物連載，或由本會出一單行本。我們考慮了一下，這樣的一個地區的舊兒歌在刊物連載，不大合適。現在這個時候，出一個這樣的單行本，也覺不合時宜。
我們想，這些兒歌有一般的民間文學的意義，更重要的意義恐怕仍在這是魯迅所熟知，其中有一些是魯迅小時候唱過的，可以作為研究魯迅的一種參考資料。因此，我們覺得你們是否可約周寫一篇「魯迅小時唱過的兒歌」這樣的文章，而將這些歌謠作為附錄？這個動議未必可行，請你們斟酌。周所記稿附上。如不擬用，請仍寄回我們。
久不見，想當安好。
敬禮！
汪曾祺 七月三日
1955年2月，汪曾祺從北京市文聯調到中國民間文藝研究會工作，參與籌備《民間文學》；4月，雜誌創刊。1958年年底，汪曾祺被下放到張家口沙嶺子農業科學研究所勞動。以此判斷這封信當寫於1955—1958年，基本可以斷定是1958年。
賈芝時任《民間文學》雜誌社執行副主編，是汪曾祺的領導。他的妻子李星華是李大釗之女。1927年，李大釗就義後，周作人對其子女多有照拂。賈芝《關於周作人的一點史料——他與李大釗的一家》一文曾述及。1940年，李星華計划去延安，事前也告知周作人，周幫助她預支了兩個月薪金作為路費，並辦了出北平必須有的「良民證」。新中國成立後，1950年末，賈芝和李星華也曾到八道灣去看望周作人。凡此，賈芝轉交周作人的稿子謀求出版，在情理之中。
據徐強《汪曾祺年譜長編》（稿本）記載，1958年3月22日，毛澤東在成都會議講話中提倡搜集民歌，並且指出，我看中國詩的出路恐怕是兩條：第一條是民歌，第二條是古典……將來我看是古典同民歌這兩個東西結婚，產生第三個東西，形式是民族的形式，內容應該是現實主義與浪漫主義的對立統一。《民間文學》從3月號起，開始選登各地大躍進民歌。同年4月，郭沫若就大規模收集民歌問題答《民間文學》編輯部問。
賈芝推薦發表周作人整理的紹興兒歌，應該也是配合了這一形勢。如信中所說，拿到周的稿子後，汪曾祺和同事大約覺得「舊兒歌」不同於「現實主義與浪漫主義」結合的「新民歌」，所以推薦給相熟的魯迅研究專家王士菁，希望從研究魯迅的角度來處理這些文字。
王士菁原名葛秉曙，1918年出生於江蘇省沭陽縣，畢業於西南聯大，曾任人民文學出版社魯迅著作編輯室副主任、主任，人民文學出版社副總編輯，1983年任北京魯迅博物館館長。汪曾祺考入西南聯大中文系是在1939年8月。據《汪曾祺年譜長編》（稿本）記載，因體育和大二英文成績不合格，汪曾祺未能在1943年夏天如期畢業，滯留於西南聯大補修課程。王士菁的兒女所撰《父親王士菁與魯迅研究》一文稱，王士菁也在1939年考入西南聯大，1943年畢業；而西南聯大校史記載，王士菁1939年入西南聯大外文系，1944年從中文系畢業。兩說稍有出入，但無論如何，汪曾祺與王士菁在大學時期互相認識，似無疑問。王士菁早在西南聯大求學期間即開始了魯迅研究，周作人的紹興兒歌稿子，汪曾祺推薦給他處理也很自然。
《紹興兒歌集》後來並未經王士菁之手出版。
關於周作人整理紹興兒歌的情況，陳泳超先生《周作人〈童謠研究手稿〉考述》（《魯迅研究月刊》2006年第11期）、《周作人手稿〈紹興兒歌集〉考述》（《民間文化論壇》2012年第6期）梳理得很清楚。周作人在日本期間開始廣泛閱讀關於童謠民歌的西文和日文書籍，1911年回國後，對歌謠頗為關注，並已開始搜集。後利用紹興縣教育會長的身份進行徵集，但效果不佳，只好獨立搜集抄錄，到1915年春，有了基本成型的「稿本」。1918年劉半農、沈尹默提議徵集全國近世歌謠並得到蔡元培的支持，周作人的童謠「稿本」甚得劉半農青睞，他本人也因此被鼓動參與了這一活動。1935年，北大文科研究所恢復歌謠研究會，次年《歌謠》周刊恢複發行，周作人在同人催促下，決心著手整理這一「稿本」，擬定名為《紹興兒歌述略》，且寫了《〈紹興兒歌述略〉序》，然整理的工作始終沒有實質性的推動。不久後抗戰軍興，更無從談起。直到50年代，周作人對「稿本」作了兩次改動：其一是1953年8月14日，他將魯迅於民國二年所錄的六首兒歌抄入「稿本」；其二是1958年4月，他對「稿本」作了最後一次改定，當年4月所作小引云：
前年有友人勸我，乘魯迅逝世二十周年把它編出來，也可以做一種紀念，因為裡邊的歌謠都是魯迅所熟知的，有的是他兒時所唱過的，這是很值得做的工作。但是我去年病後，精神不繼，不能照原定計劃來做述略，現在只能因陋就簡的加以整理，姑且把它編印出來，以供讀者的參考，此外也別無奢望了。
周作人寫於20世紀60年代的《知堂回想錄》中也提到了《紹興兒歌集》：
從癸丑年起，我又立意搜集紹興兒歌，至乙卯春初草稿大概已定，但是一直無暇整理，一九三六年五月寫過一篇《紹興兒歌述略序》，登在當時復刊的北京大學《歌謠周刊》上邊，但是這個工作直至一九五八年九月這才完成，二十多年又已過去了。當時原擬就語言及名物方面，稍作疏證的工夫，故定名「述略」，後來卻不暇為此，只是因陋就簡的稍加註解，名字便叫做「紹興兒童集」。可是現今因為興起「新民歌」運動，這是舊時代的兒歌，它的出版不能不稍要等待了。
《魯迅研究月刊》1999年第2期所刊王士菁《關於周作人（之二）》，附錄《周作人日記中的王士菁》，1958年的記錄有：「8.28 寄王士菁信。9.13 寄王士菁信。10.10 王士菁信來取兒歌集稿，已由賈芝於昨日取去。」此記述與汪曾祺7月3日致王士菁信作比照，是契合的。
2004年，福建教育出版社影印出版鮑耀明所藏《知堂遺存》兩種，包括《童謠研究手稿》《周作人印譜》。其中《童謠研究手稿》即是周作人反覆提到的「稿本」，有時稱「越中兒歌集」，有時作「越中童謠集」，是他自1914年收集童謠起迭次整理的成果，包含署「一九五八年四月日記於北京」的《紹興兒歌集小引》。陳泳超先生文中說，他最初以為《童謠研究手稿》即唯一的「稿本」，2010年歲末竟又見到周作人手書的《紹興兒歌集》，「共兩冊，周作人親自用毛筆豎行書於一種25×20=500的紅色方格稿紙上」。《紹興兒歌集》稿本收有《紹興兒歌集序》，系在《紹興兒歌集小引》後補寫一段文字，末署「一九五八年九月十五日」，正與《知堂回想錄》中「這個工作直至一九五八年九月這才完成」照應。《知堂回想錄》又稱，編訂《紹興兒歌集》時曾「略微註解」，陳泳超文中說，《童謠研究手稿》幾乎沒有註解，而《紹興兒歌集》「共出注360條」，「主要是在方言、名物和風俗三方面做工作」。
結合賈芝將周稿轉《民間文學》、汪曾祺致信王士菁、王士菁直接聯繫周作人的情況，可以推想：《童謠研究手稿》是周作人輯存數十年的稿本，賈芝看到並轉《民間文學》的大約便是此稿；《紹興兒歌集》則是王士菁聯繫周作人前後，周氏改定抄錄的文本。
陳泳超所見《紹興兒歌集》稿本，並附有60年代的「審稿意見表」，編者認為此稿有種種缺陷，「還有許多是一般的歌謠而非兒歌」。政治情勢變化，編者與作者理念分歧，此稿最終未能出版亦是必然。
汪曾祺的文章不常提到周作人，但他對周的評價很高，如《「當代散文大系」總序》中說：
魯迅、周作人實是「五四」以後散文的兩大支派。魯迅悲憤，周作人簡淡。後來作者大都是沿著這樣兩條路走下來的。江河不擇細流，側葉旁枝，各呈異彩，然其主脈，不離魯迅、周作人。
1983年8月11日，汪曾祺托湖南的弘征買周作人的回憶錄，去信說：「頃於友人處得見『周作人回憶錄』，甚感興趣。此書是內部發行，北京書店沒有賣的。你能不能在出版社內部給我搞到一本寄來？書款自當寄奉。」亦可證明他一直相當關注周作人的文字。
魯迅研究專家孫郁提出，汪曾祺間接地受到了新康德主義的影響，中轉渠道之一就是周作人。他在《除了托爾斯泰和康德，還應有第三類知識分子》中寫道：「對道德主義的消解，民國時周作人等做了很多工作，周作人覺得托爾斯泰作品是勸善書，過於說教，沈從文和汪曾祺都認可這種批評，也喜歡從非道德的語境進入文學。汪曾祺自己說不喜歡托爾斯泰，可能和厭惡聖人氣有關，他欣賞散漫、矛盾的表達方式，源自常態的人的生命體驗。也就是說，作家要思考的是可能與不可能的問題，要承認自己的有限性，這和康德的審美理論有重疊的地方。」「最後一個士大夫」是汪曾祺身上一個流傳廣遠甚至過於鮮明的標籤。他借用中國古典文學語言，汲取方言、白話中的口語成分，以及對中國傳統書畫等藝術形式的迷戀，都誘導著研究者和讀者將他定位於「士大夫」。其實汪曾祺沖淡、散漫的生活態度與表達方式，未必出於單一的來源。孫郁先生的文章提供了一個新鮮的角度，對於汪曾祺研究，這是視野更開闊的觀察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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