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語世界公認的中國通史傑作《中華史綱》
★ 華語世界公認的中國通史傑作
★ 錢穆弟子李定一教授三十年傾力巨著
★ 簡練而深刻、好看有溫度，兼具史才、史學、史識
★ 一開讀就放不下的中國通史入門經典
★ 羅輯思維創始人羅振宇2019年度隆重推薦！
書 名：中華史綱
作 者：李定一 著
出版社：重慶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9年6月
定 價：98.00元
作者簡介
李定一（1919—2002），字方中，重慶銅梁人。受教於錢穆、陳寅恪、張蔭麟、邵循正、韋伯斯特（韋伯斯特曾經指導費正清確定中國近代史的研究方向）等名師。台灣當代知名歷史學家，台灣大學、香港中文大學、台灣政治大學歷史學知名教授，從事中國歷史研究四十餘年，專精於中國近代史和中美關係史研究。李定一強調研究歷史要有「史德」，即對歷史要秉持客觀、持平的態度。作為教授，他是學生眼中「有個性的歷史學家」，他講的課是學生追捧的名師之課；作為歷史作家，他用慧眼考察史事，使一般讀者均能獲得巨大啟發。
內容簡介
《中華史綱》是台灣當代知名歷史學家李定一創作的中國通史傑作，起於上古傳說時代，止於近代辛亥革命巨變，記敘了幾千年中華文明的變遷。
作者獨具匠心地將中華歷史劃分為中華文化的形成、創始與發展、新陳代謝、定型、發展和沒落六個時期，以司馬遷式的典雅簡練文筆，對幾千年的史事進行了濃淡分明的敘述，雖為史綱，但「簡得其當」。
對於許多重要的歷史人物與事件，作者皆能從獨特的角度闡發新穎的見解。如從全球文明史的角度看待大禹治水對於中華文明的重要性；於後漢士人只知有家庭、朋友、師生的士風中，探討東漢末年分裂格局形成的時代因素；從北魏孝文帝的教養背景中去探尋他力行「漢化」的原因；於明末清初的中西文化交流中斷里尋找鴉片戰爭爆發的緣由等。此外，對於一些似有定論的「史實」，如秦始皇「焚書坑儒」、王莽篡漢、五胡亂華、大運河的修建等，他都根據翔實的史料做出了可能更符合歷史情境的分析與判斷。如此等等，至足彰顯他獨特的思辨史觀、高遠的歷史格局和濃厚的文化情懷，讓讀者在輕鬆閱讀中學會思考和品味歷史的意蘊。
名人推薦
我讀這本書，就有點像前兩年第一次用「無人機」拍照，人還是這些人，但是換了一個高角度一看，原來天高地廣，別有一番見識。即使你很熟悉中國歷史，這本書還是會給你帶來不斷的驚喜。
——羅輯思維羅振宇
編輯推薦
作為一個學過歷史的文科生，我對中國歷史上的那些事兒並不陌生。即便如此，在閱讀李定一教授的《中華史綱》時，我仍感到異常新鮮、驚喜連連。
李定一在自序中說希望能撰寫一部「一般人都能夠閱讀，而且願意讀下去的中國史書」。他做到了這一點。
二十歲受教於錢穆、陳寅恪、張蔭麟等名師，二十七歲在英國跟隨國際關係史學者韋伯斯特閱讀西方史書，李定一對於西方史書深入淺出的撰寫方式印象深刻，所以他準備三十餘年，近七十歲提筆撰寫《中華史綱》時，力求「人人易懂」。
他運用的語言很簡潔，且有一種典雅的質感；敘述歷史的方式頗似司馬遷，精鍊而犀利，常常只用幾百字，便將一個王朝幾百年的興衰變遷擇要勾勒，或將一個歷史人物幾十年的生平、多面複雜的個性傳神道出。如此一來，即使是熟悉的歷史，經由他的敘述，也變得別有味道。
與動輒好幾冊的其他中國通史類圖書不同，《中華史綱》篇幅適當，能讓讀者「快速、清晰地了解本國歷史」。雖為史綱，又「簡得其當」，詳略有致。
馮友蘭曾說：「小史者，非徒巨著之節略，姓名、學派之清單也。譬猶畫圖，小景之中，形神自足。」「史綱」不是事件和人物的簡單羅列，在有限的篇幅里，將幾千年的歷史講述得詳略有致，需要著者運用史學家的智慧，對史實做嚴格的選擇和取捨。李定一坦言自己曾經因為某人或某事應該配置在何處而久思不決，甚至打麻將時也想著這件事。雖是笑談，可見其用功之深。
「一般人都能夠閱讀」，通俗加好看即可；「願意讀下去」，則非有打動讀者的獨到見解不可。《中華史綱》深深吸引我，並使我反覆閱讀的，便是遍布全書的獨到見解：
秦始皇的「焚書坑儒」是兩件事，且秦始皇「坑的是方士和術士，而不是儒生」；六國的民族主義和復國主義是秦朝滅亡的重要原因；王莽是順應民意登上帝位的而不是篡漢；引起隋朝民眾叛亂的，不是修建大運河，而是隋煬帝三征高句麗的失敗；終北宋之世，耗竭宋廷人力、財力最甚者是西夏而非遼；「鄭和下西洋」並非為了尋找建文帝，而是尋找對付強大的帖木兒帝國的同盟；清代樸學興起，不是因為文字獄，而是受中西文化交流的影響……
李定一不是為故意吸引眼球而發嘩眾取眾之論，也沒有借用西方某種最新理論，做看似新穎實則牽強附會的分析。他不過是未受框架和窠臼的束縛，解除人為的遮蔽，用慧眼考察史事，所以更接近歷史的真實。
他從獨特的角度發他人所未能發之議論，於平常處見大功力。如從洪水對全球各民族的挑戰談大禹的地位，從西羅馬帝國為蠻族覆亡論漢武帝大破匈奴的意義。秉持大格局的歷史觀高屋建瓴，歷史事件的意義與歷史人物的評價就會完全不一樣。
客觀、理性，是《中華史綱》的書寫特點。他寫《中華史綱》，其敘述之客觀，令人尊敬，也令人讚佩。尊敬他不偏不倚，即使在論述中外之事時，也不因民族立場而做狂妄自大之論；讚佩他面對人與事的紛繁枝葉，總能條分縷析，把握重點又兼顧全面，不似他人顧此失彼。
歷史事件的發生是多方面因素合力的結果，歷史人物的個性和作為複雜多變。當別人糾結於對某些歷史人物的評價是三七開還是四六開，用「好」與「壞」的道德概念去進行簡單評價時，李定一隻是客觀、理性地將前因後果、好壞優缺、影響波及剖析得透透徹徹。與偏頗的爭論相比，展現歷史的全貌更為重要。
李定一的書寫是豐富而有溫度的。他不僅寫王朝更替、制度變遷，也寫百姓生活。他說殷（商）人有吃狗肉的習慣，祀典中通常都有犬；又說唐代人生活很奢侈，一場喜酒，「動輒萬計」。
有人說李定一是抱著一顆閱歷豐富的心來寫《中華史綱》，這實在是精闢之論。一個歷經人世滄桑的古稀老人，他對於歷史的認知，自有其老辣之處。如他從人性的角度，對後漢外戚與宦官權力鬥爭的深刻分析就令人嘆服。「外戚雖專擅，但多少有士大夫出身的背景，排斥異己，固不遺餘力，而對輿論清議，卻尚略有慮忌。」「宦官的來源不外是罪犯與貧窮者，或喪風敗德無法容身閭里之無賴，原本殊少熏陶士大夫那一套道德操守，他們根本不在乎輿論清議，而清議卻去反對他們，結果如何，可想而知。」通過他犀利的分析，我們讀懂了人性，讀深了歷史。
讀《中華史綱》，培養和鍛煉的是看待歷史和思考歷史的思維，如因果思維、現場思維、本質思維，等等。歷史不是支離破碎的事件、人物，而是因果沿襲的積累，呂后是文景之治的奠基者，北魏近百年的均田制奠定了隋繁榮的基礎；只有站在歷史現場的角度，才有可能接近歷史的真實，如果對西漢人崇信「五德終始說」有所了解，我們便能認識到王莽代漢在當時是順應民意的行為；透過現象看本質，漢武帝以布衣為丞相，並非在於破格用賢才，而是不滿政治上丞相總攬天下庶政的傳統……在不知不覺中，你對歷史的認知更為深刻，你看待歷史的眼光，比別人更智慧。
目 錄
第一編 中華民族文化形成時期
第一章 蒙昧時期
神話：先民心目中的「歷史」
五帝：傳說時代
第二章 三代：歷史的肇始
夏代（前2070—前1600）
殷商（前1600—前1046）
西周（前1046—前771）
第三章 春秋時代（前770—前481）
霸政的興起
霸政的發展
各國的變化
第四章 戰國時代（前481—前221）
戰國變法圖強
詭譎的國際鬥爭
社會的激劇變動
孔子：民間講學的創始者
諸子百家，百花齊放
第二編 中華世界之創始與發展——秦漢三國與魏晉（前221—317）
第五章 「中華世界」的創始
秦王政時期（前246—前221）
秦始皇時代（前221—前210）
對秦始皇的評論
復古與維新的鬥爭（前209—前202）
第六章 中華世界的確立與發展
文景之治：大一統局勢的奠定
武帝的興革
中華世界的鞏固
王莽興起的背景
王莽時代：一個理想的破滅
第七章 衰頹時期（25—220）
光武帝的政策
黯淡迷惘的士風
外戚、宦官與名流
長期分裂的前奏
第八章 大分裂的序幕
曹操的志事
三國的人物
三國鼎立
西晉：統一的幻象
第九章 中華文化概述
農業情況
工商業發達
學術與科技
第三編 新陳代謝時期——「五胡亂華」與南北朝（317—589）
第十章 大動亂局勢（304—439）
西晉邊境的情勢
匈奴稱雄時期（304—350）
羌氐稱雄時期
北魏的統一
第十一章 江南的開發與繁榮
南渡後的政局
東晉的北伐
南朝的政局
新天地中的舊文化
第十二章 舊文化的再生
孝文帝的華化
中原的分裂
新民族的舊文化
第四編 中華文化之定型——隋唐與兩宋（589—1279）
第十三章 輝煌的唐代
大一統盛世的前奏
唐初的政局
由盛而衰的經過
唐代之衰亡
中華文化的廣泛傳播
第十四章 唐代的經濟社會與文化
唐代的經濟社會
唐代的文化
第十五章 國勢式微時期
五代十國的概況
宋代開國的政策
變法圖強
南宋的苟安
第十六章 兩宋的經濟社會與文化
宋代的經濟社會
宋代的文化
第五編 中華文化之發展——元明清之長期統一（1279—1842）
第十七章 元明兩代之大勢
蒙古人統治中國
明太祖的開國政策
明初政局
明政之衰與張居正之改革
明成祖的海外發展
元明兩代的文化
明代之衰亡
第十八章 大清帝國
一統中華
清初的統治
由盛而衰之歷程
早期中外關係
中西文化交流
清代的文化
第六編 中華世界的沒落——從鴉片戰爭到辛亥革命（1842—1911）
第十九章 西方勢力的入侵
鴉片走私問題
鴉片戰爭
不平等條約的訂立
大清帝國的解體
第二十章 全國大動亂
太平軍的勃興
太平軍的政治策略
滿漢政權的轉移
第二十一章 自強運動
「師夷之長」的發端
基督教再度傳播
自強運動的阻礙
第一次中日戰爭
第二十二章 救亡運動
開民智運動與百日維新
義和團事件
辛亥革命
國民革命之頓挫
精彩觀點
英國史學家湯因比論世界各民族於發展過程中均遭受挑戰，有的能克服而繼續進步，有的不能克服便停滯下來，不再進步。洪水是各民族遭受到的最普遍、最嚴重的挑戰，有許多民族不能克服洪水所加諸的災難，其文化便停止發展，停留在洪水前的狀態。如非洲、南洋群島、澳洲等地的土著或民族，在與現代文明接觸以前，幾千年毫無進步，原因即在於此。所以，大禹是對中華民族最有功績的偉人，孟子僅將大禹與后稷同譽為很富同情心的人，何見之陋也。
——見本書P30
我們知道二十二歲的秦王能夠戡定禍生肘腋的嫪毐的叛亂，並不簡單。嫪毐內有大權在握的太后，外有相國呂不韋支持，權力大到「事無大小皆決於毐」的程度，如果不是秦王事前警覺，臨事果決，焉能神速戡平嫪毐及其眾多的黨羽？處置呂不韋沒有引發任何株連政局的劇變，足見秦王的手段圓通寬宥；能如此輕易地去除一個像呂不韋那樣的權臣，亦足以顯示秦王的政治長才。對李斯諫逐客的從善如流，對鄭國渠的繼續完工以及尉繚所敘述的節儉謙恭的德行，均足以讓我們知道秦王政是一個何等人物。
——見本書P131頁
這個時候正是「魏有信陵，楚有春申，齊有孟嘗，趙有平原」的時代，呂不韋以秦之強大亦當效法養士，乃大肆招致，有食客三千。呂不韋養的士，比上述四公子的水準高，他們不僅是一批「雞鳴狗盜」之徒而已，其門客集體創作的《呂氏春秋》，包羅「天地萬物古今之事」，便是明證。王安石諷評孟嘗君乃「雞鳴狗盜之雄耳」，確是至論，但王安石大概基於傳統對秦的成見，不提呂不韋養的士。其實以呂不韋所養的士，與養士流名千古的四大公子所養的士相較，就品質而言，不啻霄壤。
——見本書P128
陳勝起兵，火藥已引發，秦的基礎深厚，雖然大軍全在北方防匈奴，又於南方征百越，關中空虛，但大將章邯臨時發囚犯，倉促成軍，也能連戰皆捷。陳勝起兵不過六月，章邯便殲而殺之，叛軍聲勢最浩大的項梁也被擊殺，可見秦要敉平變亂的力量仍存在。不過，一年之中，全中央政局陷於趙高、李斯的鬥爭中，二世雖不一定是壞人，但庸碌無能。李斯死後，由於趙高專政，名將章邯投降項羽，從此關中門戶大開，以「崤函之固」，也擋不住劉邦的大軍。
——見本書P147
多數人雖然希冀天下一統，共享太平日子，但被征服後的心理反應也很複雜。張良是韓國真正的貴族，他要刺殺秦始皇，為的是替韓國報仇。有名的「楚雖三戶，亡秦必楚」，顯示楚人對秦痛恨之深。秦昭襄王將楚懷王的屍體送還楚國時，楚人全國哀悼，項羽入關後對秦的大肆報復，與這種心情有關。換言之，數百年政治思潮主流雖是大同主義，但亡國之恨、故國情懷很難頃刻完全從人們心裡抹去。秦始皇用人，盡量不分國籍，唯才是舉，但仍有很多人隱逸不出，張耳、陳余、范增等人都是例子。對知識分子而言，民族情操是不會被輕易忘懷的。
——見本書P138
秦始皇及二世享國僅十五年而亡，並無孝子賢孫長久促使無恥的文人去頌揚其祖先「聖德睿哲」「寬仁內蘊」「天質英毅」等的「聖德」，又無爭寵的佞臣芟削其醜惡謬妄的言行。所以關於秦始皇的評論，遺留下來的只有六國遺老宣洩其對秦深惡痛絕的言論。這些言論，有的有部分理由，有些僅是情感的發泄。
——見本書P140
貞觀之治與文景之治完全有別，後者只是皇帝個人有節儉的美德，但任令豪強橫行，使天下百姓過著牛馬豬犬不如的生活。放棄育民的責任而「無為」，從政治的立場上看，他們是不負責任的；從人道的觀點來看，他們是殘忍的。……前者是君臣上下一心，勵精圖治，為瘡痍滿目、蕭條殘破的社會做培元固本的工作，使社會繁榮，生民揖讓雍容。
——見本書P374
明之將帥士卒，降清之後才能士氣均煥然一新；疇昔與民變軍隊作戰，多望風披靡，不能禦敵；今則相反，破民變軍隊如秋風掃落葉，成鮮明對照。可見皇帝昏暴愚聵與廷臣派系傾軋影響之大。洪承疇、吳三桂尚是明之大將，但耿仲明、尚可喜之流則明之偏裨軍官，在清廷的驅使下，戰功煊赫，出人意料。
——見本書P560
自傳教士被禁止在中國內地傳教以後，中西文化的交流便被中斷了，中國的西學也日漸凋零。從此，中國人更加不了解西方的一切，而此後西方人對中國的認識，也只限於少數在東方以賺錢牟利為目的之商人的零星報告，中西兩大文化遂因為缺少正當合理的接觸機會而彼此隔膜日深。
——見本書P604
秦始皇並不是嗜殺之人。綜觀秦始皇一生，統一天下以前，平定嫪毐之亂，殺二十餘人。統一之後，有一次他在山上望見丞相李斯的車騎太多，評其「弗善」，有人告訴李斯，李斯乃減少車騎。秦始皇審訊侍從，是誰泄露了他的話，不得其人，乃將當時在身旁之人盡殺之。又有刻石曰「始皇帝死而地分」，秦始皇派人搜查，不得刻石之人，乃將居住在石旁之人殺死。如此等等，大約都不會很多。此外史書無一字記載秦始皇嗜殺，他對六國的後裔與貴族一律赦免，連當面提出復古建議的淳于越也無受處分的記載。與明太祖朱元璋屠殺了五萬餘朝廷官吏相比，秦始皇真應「自愧不如」。秦始皇並未興任何文字之獄，也沒有坑儒生，而是少數不屠戮功臣的開國君主之一。
——P144
秦始皇下令「焚書」之後不到三年便去世，一年後陳勝起兵，天下大亂，故挾書律實際推行不久，且私藏書之罪不重，私人藏書仍多。《史記》載陳余「好儒術」，酈生「好讀書」，陸賈「時時前說稱《詩》《書》」，足見民間《詩》《書》仍流傳。秦始皇坑術士之後，儒家照樣被任用。陳勝起兵後，秦二世召博士三十餘人徵詢意見，博士「皆引《春秋》之義以對」，似乎三十餘人全是儒家，包括漢初著名的儒者叔孫通在內。後來叔孫通率領弟子百餘人投奔劉邦，更足見所謂百家言均「火於秦」，秦始皇屠殺儒者之說是後世虛構的。焚書坑儒的真相是如此，我們宜尊重事實。
——P145
漢高祖凝合天下各國平民的力量所建立的政府，這個大一統的政權，與秦始皇以一國之力而并吞其他各國，在實質上，在意識形態上，均迥然不同。因此秦始皇一面要積極推行天下一家的工作，一面要防止各國反叛。漢高祖以天下人而統一天下，他不必去推行什麼統一的工作，只要能繼續推行秦始皇已經規劃好的大方針，順應天下萬眾一心的和平願望便夠了。
——見本書P155
與高祖共同興兵「除暴亂」的全是平民出身，如陳平、陸賈等是無業游民，樊噲賣狗肉，周勃在喪事中吹簫，婁敬替人趕車。地位稍微高一些的如曹參和任敖也不過曾在監獄任職，職位最高的蕭何是沛縣「主吏掾」。唯一附從的貴族是張良，但他是在韓王成被項羽殺害後，復國夢想徹底無望之後才死心塌地歸附劉邦，時劉邦已為漢王矣。到此時天下一統已是天經地義，所以項羽一死，大家便毫無疑問地再擁出一位皇帝。這位皇帝也毫不猶豫地施行將政府所管的事，減少到最低程度的政策，這便是無為而治的「黃老之術」。
——見本書P155
呂后的政策是「填以無為，從民之欲而不擾亂，是以衣食滋殖，刑罰用稀」。呂后僭奪劉家皇權和殘忍對待情敵，與其施政無關。我們必須承認文景之治是呂后政策的延續，呂后也是漢初大一統政府的奠基者，因高祖死後到文帝繼位之間的十六年的關鍵時期是由她主政。
——見本書P159
公孫弘為相六年，年八十終於相位。繼起布衣為相的六人，均尸位素餐而已。丞相無事可做，相府破爛也不修整，到後來淪為馬廄、車庫或奴婢宿舍。即使如此，六人中除石慶外，皆因罪被殺。所以我們認為武帝以布衣為丞相的主要鵠的不在於破格用賢材，而在於不滿政治上丞相總攬天下庶政的傳統，不願皇帝的權力有人掣肘，所以任用「布衣」作裝飾品，以便一切出自宸斷。這是治漢史者所不能不察的。
——見本書P163
董仲舒大概死於武帝中期，他的政治學說卻深入人心。武帝死後九年（前78），就有人上書請武帝的兒子昭帝讓位，最終上書者被殺。十八年後（前60），又有人請宣帝禪讓，亦被誅。由此可見董仲舒的政治理論已為人所信崇。對於一種當時人士咸以為合理的理論，死罪並不能遏止它的影響力，它只待時機成熟，自然水到渠成。就如同秦始皇統一天下一樣，王莽使五德終始說得以實現。
——見本書P174
後漢因有王莽的前車之鑒，對外戚弄權素無好感，外戚秉政自然樹了不少敵人。何況在勤王的大前提下，朝臣自然樂於幫助皇帝將有權勢的外戚消滅，宦官因此很受皇帝重視。由於皇帝夭壽，太后的命也不夠長，於是相似的故事循環上演，殊少例外。外戚有更迭，此興彼衰，一家倒下去，另一家又興起來；而宦官卻不然，他們自成一利害與共的集團，長幼相傳，每參與一次皇帝與外戚的鬥爭，便增加一分歷練，也增加了他們在朝廷的一些黨羽。他們每立功一次，便接受皇帝的酬勞而獲得一些權勢，如此日積月累，宦官的勢力浸漸強大，奪權的能力也歷練日精。當時名流領導的「清議」，均擁皇帝而貶外戚，沒有想到所擁戴的實際上是宦官。
——見本書P202—203
後漢士風重名節，對恩主報恩的觀念深入士大夫階層，士大夫們逐漸形成以個人為中心的道義集團。郡守可自任屬吏，又可選舉孝廉，孝廉要向恩主報恩，屬吏對主官，竟比之為君臣關係，屬吏要忠於他們的所謂的「君」。有一位太守貪贓枉法被下獄，朝廷拷問他的屬吏以求罪證，屬吏竟以「臣不能謗君，子不能責父」作答。有一位縣令聞知他的恩主要經過縣境，乃去迎候，因稍遲未得見面，遂棄其官守，追見其恩主。這一類事例很多。因此，在後漢的士人心目中，沒有一個中央政府的觀念，只有效忠於個人的「熱忱」，這種政治上的離心力是分裂的原動力。
——見本書P208—209
劉備不信諸葛亮《隆中對》所訂東吳「可以為援而不可圖」的外交基本原則，為吳將陸遜大敗，逃至白帝城（今重慶奉節附近），病篤，將諸葛亮從成都召來，臨終時謂亮曰：「若子嗣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嗚呼，是何言哉！以孔明之立身行事，豈可能有篡竊之行！劉備的這一句真心話，道破了十餘年來諸葛亮在劉備心目中的地位。劉備死後，諸葛亮始領益州牧，開府治事十年。劉備死後他才有機會將內政外交懷抱付諸實行，「且遣使聘吳，因結和親，遂為與國」，「率眾南征」，「七擒孟獲」的故事便發生在此時。這兩件大事，均在劉備死後立即施行。
——見本書P226
曹操個人才華絕世，可稱得上允文允武。他年輕時不懼權閹，成名後不受董卓高官厚祿的誘惑，為剷除權奸而奔走呼號，實足受人敬重；他政治生涯的轉折點，是在迎獻帝到許昌以後（196），其挾天子以令諸侯的行徑，為人所不齒，所以當時的人罵他「名為漢臣，實漢賊也」。他不敢違背當時的政治道德傳統而篡漢，又貪圖權勢，想一手遮天。漢光武帝能爽直地對阿諛他的大臣說：「吾誰欺，欺天乎？」曹操想欺瞞天下，故不為世所容。
——見本書P231
晉實際統一的時間只有十年，所以我們說它的統一是幻象。一個「新」的王朝何以只是曇花一現，除外來的因素外，主要的內在因素有二：一是這個所謂的新興王朝，事實上是一個已經腐敗了的官僚集團，不是來自民間的新興力量；二是自三國以降，知識分子的精英逐漸由積極的干政與參政，變為逃避現實、脫離人群。腐敗的官僚集團，絕不能容納士人中的精英，最終只有變本加厲地陳腐下去。內傷過甚，外邪一侵，王朝便如摧枯拉朽般崩潰無餘。
——見本書P235
中國農民的三大敵人：兵禍、天災、剝削。其中以兵禍最為可怕，廬舍為墟，屍積如山。安土重遷的農民，只有任由他人蹂躪與屠宰。其次是天災，但中國地勢遼闊，全國同時連年遭遇荒歉的時候不多，可以互相調劑。唯有兵禍再加上天災，才是致命傷，而二者有時又互為因果。
——見本書P247
胡漢雜居的情況在邊境很普遍，邊境的官吏良莠不齊，壓榨胡人之事常有，漢民的狡黠者勾串欺凌胡人者，亦層出不窮。胡人生性剽悍好鬥，團結力強，在忍無可忍時被迫叛亂，因此自後漢末年以迄「五胡亂華」，沿長城以南各地，胡人殺吏劫城、掠財戮眾之事，各地時有發生。他們的「祖國」基於自身的利害，並未直接介入，所以他們的行動都被漢室敉平。大軍壓境，小規模叛亂自易戡定，膺懲與報復之事，自不能免，由是官吏與胡人之間，胡、漢平民之間積怨日深。循此惡劣途徑，輾轉反覆演進，累積百餘年，胡漢間的血海深仇已成萬世冤孽。這便是「五胡亂華」時，那一切大規模、殘忍、暴虐、血腥行為發生的背景，也是西晉政權的定時炸彈。
——見本書P268
苻堅絕非庸碌無能之人，為皇帝二十八年，南征北討，可謂身經百戰，手創大國，何以竟一戰而敗，一敗而滅亡，破歷史紀錄？……苻堅征服四方，全靠氐族團結一致的武力，而今氐族分散四方，他已失憑藉，將統一天下的力量寄望於對他心懷深仇大恨的異族軍隊上，雖有「雄師」百萬，又有何用。苻堅施行軍事移民政策時，王猛已死。更有甚者，他徙雜胡十萬戶到關中，其中有鮮卑慕容氏四萬餘戶，而鮮卑是他的「仇綏」，所以有人撫琴而歌曰：「遠徙種人（同族）留鮮卑，一旦緩急語阿誰？」在這種政策下，苻堅外無憑藉，內有心腹之患，所以淝水戰敗，苻堅逃歸長安，即為慕容沖聚鮮卑人十餘萬所逼，逃入五將山而死。與一般的對外出征不利，還可回到根據地重整旗鼓，或得苟安一時的情況迥異。
——見本書P279—280
晉征服東吳（280），吳人有亡國之恨。而今不過三十餘年，征服者被逐來此地避禍，吳人當然別有一番滋味在心頭。這批「亡官失守之士」的北方世家「多居顯位」，對此吳人自難免不了憤恨與輕鄙。司馬睿移鎮建康，也曾說：「寄人國土，心常懷慚。」北來大世家據說有一百家之多，他們多統率族人、賓客、鄉里、部曲等集體行動，動輒千餘家。江南肥沃的土地早為土著士族所佔有，新來者欲分一杯羹，難免發生利害衝突。由於權勢上、情感上及利害上的衝擊刺激，吳人逐漸形成一股反東晉的力量，對此，代表北方世家的東晉統治者只是「心常懷慚」不夠，必須要解決問題。
——見本書P292—293
宋、齊兩朝的皇帝，不是殘忍不仁，便是荒誕不經，固與其出身微賤，毫無文化陶冶有關，更與劉裕的摒斥世族與只任宗室至親的政策有不可分割的關係。他們習染了魏晉以來破除名教、恣意縱情的風尚，而缺乏名士們飄逸清玄的生活境界，遂養成極單純的縱情肆意的禽獸行徑。這種人一旦成為唯我獨尊的皇帝，自是穢亂無恥，無惡不作。
居於社會中堅上層楷模的豪門世族，自劉裕加以疏遠後，亦採取極端漠不關心、唯利是圖的態度以應時變。但他們對其世族的地位竭力維護，決不妥協。因此寒門與世族形成兩個尖銳對立的集團，而朝中實權卻掌握在前者手中。兩者的對立，使南朝的政治呈現虛弱的畸形。
——見本書P306
佛教在江南的傳播儘管聲勢浩大，但是並未引起政爭。梁武帝佞佛，但「侯景之亂」與佛教無直接關係，倒是孫恩在東晉末年以道教起事，兵禍十一年，對東晉政局影響很大。
——見本書P323
中國史家傳統上對「女主」當政的評價，多強調其個人生活「淫亂」，以之為評判準繩，似欠妥洽。如胡太后「逼幸清河王懌，淫亂肆情」，北魏後宮類似之事甚多，不只胡太后一人如此。我們認為列論女主，不當醜化其亂搞男女關係這一點。主大政的人，無論男女，均宜憑其施政以臧否之。評述胡太后、武則天或慈禧太后等歷史人物，應持如此觀點才公平。
——見本書P337
塗改歷史總會出現漏洞。李世民在建國初期的功勞並不如實錄所載之獨竟全功，李淵深謀遠慮、指揮若定是削平群雄的基礎。至於李建成，李淵起兵前已年二十八九歲，已獨當一面，李世民年幼（十八歲），生活在父親身邊。起兵後，李淵的戰略是先鞏固後方，後方最大的威脅是北方的突厥，所以委託李建成以重任，「鎮蒲州以備突厥」，關東群雄素為李淵所蔑視，故命李世民出征。
——見本書P375
並非所有的世族均到了江南，留在中原的世族仍不在少數，他們身處水深火熱的戰禍，生命財產朝不保夕，顛沛流離，備嘗艱苦。基於求生存的本能，他們不能不一改「傳統」的文化風尚，另謀蹊徑，以適應新環境。原有的憤世嫉俗、虛矯飾情、談玄說老、手執拂塵以自鳴高雅的風尚，被殘酷的現實一掃而光。崇實務本、知書識禮的風氣逐漸流行，終於使前漢董仲舒以來樸質的儒術復甦，逐漸在中原產生影響而形成一個新的局面。所以，我們可以說，「五胡亂華」使浮在上層腐敗不堪的魏晉文化飄到南方去新生，沉澱在中下層的傳統士人，在苦難的情況下重振自後漢以來即被揚棄的儒術。不僅在文化上是如此，中華民族經過此次長期的大動亂，各民族相互融合，亦以一個嶄新的姿態出現。
——見本書P345
則天時代選賢用能，容納直諫，即令對她嚴厲批評之人，也不否認這一點。狄仁傑、崔玄煒、張柬之等名臣，均可當之無愧；她所選拔的姚崇、宋璟等人，後來輔佐她的嫡親孫兒唐玄宗，成為政績斐然的名相，亦世所公認。純就品評一個長時期的統治者而言，她雖不是聖君，也在中等以上。
——見本書P382
一般所謂「牛李黨爭」的解釋是牛僧孺與李德裕朋黨爭權，實誤。李，是指李宗閔。牛僧孺與李宗閔兩位進士出身的人，依附宦官，排除異己，黨同伐異，「使牛、李權勢赫於天下」，由此可見牛、李二位一體，不是對立。他們最想打擊的是世族李德裕（同時也是進士）。近人岑仲勉已有考證，證明「牛則有黨，李則非也」（《唐史余沈》），他所說的李，是李德裕，也弄混淆了。牛僧孺與李宗閔先後當政十三年，兩人結黨營私，巴結宦官，「權勢赫於天下」，故有「牛李黨」，亦即大家熟知的「朋黨」，而無「牛李黨爭」。「牛李黨」鬥爭的對象是世族，當時世族的代表是李德裕，因為李德裕「疾朋黨如仇讐」，又深惡以《昭明文選》為取士標準，但他無「朋黨」。
——見本書P397
唐代糅合中國南北兩種不同的文化類型及意識形態，兼容並收各族的特色，創發出一個嶄新的文化，所以它能在豪邁之中不失穆靜，飄逸之際仍見嚴謹，雄偉之餘重染艷靡，奔放之下夾雜氤氳。它是新陳代謝的，也肩負起承先啟後的功能。許多秦漢以來的傳統事物在唐代消失了，或改頭換面出現；若干傳統所沒有的文化，也在這個時代以嶄新的面目呈現。
——見本書P423
「陳橋兵變」這一類的事情，是唐末軍閥政治下常常出現的鬧劇，在五代是第四次上演。類似的演出，均無異議，唯「陳橋兵變」這一幕，趙匡胤及他的孝子賢孫認為「取天下於孤兒寡婦之手」很不光彩，所以編出趙匡胤是眾望所歸，迫不得已而做皇帝，順天應人，絕非「篡位」。
——本書P436
我們對於宋太祖是否篡位的問題不必重視，從他此後十七年的施政來看，他確是一個有作為的皇帝（960—976在位）。他自奉簡樸，對人寬厚，是一位「質任自然，不事矯飾」的性情中人。
——本書P437
新法推行失敗，「人皆習於苟安」，「君子」拒不與之合作固是原因，然與王安石本人的性行亦有關係。王安石固執自負、狷狹褊窄的個性，是他當政後不能親君子遠小人的主因，也是新政不得其人而流為苛政的根源。司馬光以十餘年友誼寫給他論政的長信，娓曲詳盡，近五千言；王安石的回信聊聊四百餘言，盛氣凌人，很難令人心服。當時所有的名臣如韓琦、富弼、歐陽修、文彥博、司馬光等或被排斥，或自動求去。他全力提拔的呂惠卿，卻是暗中傷他，只求得保一己權位的奸人。王安石有崇高的理想和卓越的識見，但缺少將理想付諸實現的才能與氣度。
——見本書P451
在政治上，宋高宗除畏金如虎、自私忘義外，並非昏庸之人。秦檜攬權十九年，仍在他的控制中。秦檜小心翼翼，不敢稍有逾越。某次秦檜的兒子著黃色衣服，秦檜叫他「換了來」，兒子說黃色乃貴賤所通用，秦檜回答說：「我與爾卻不可用！」因為皇帝衣黃色故也。秦檜的老婆王氏入宮，高宗宴以淮青魚，顧問之曰「曾食此否？」王氏答以「食此已久，更大且多，明日當送上」。檜聞之大恚，次日進糟青魚大者數十條，高宗大笑王氏不識貨。
——見本書P461
兩宋時代在中國文化史上大放異彩，形成文化的黃金時代。不過它與春秋戰國時代的諸子百家爭鳴有根本上的差別，我們不可混為一談。後者是「各持一端」，與兩宋理學之限於窮研宇宙論、認識論及禮教不同。前者從各種不同的角度與途徑去發揮所見，而後者只限於在儒、釋、道的圈子內闡發理、道、性的各色哲理，例如兩宋的學術思想絕未涉及有如墨家或名家的思想。所以就學術的深度而言，兩宋極有成就；就廣度而言，兩宋不如春秋戰國時代多矣，何況諸子百家亦各自有其幽邃學理。
——見本書P475
朱元璋成為皇帝後，李善長於七十七歲時滿門七十餘口被殺；宋濂於七十歲高齡時亦幾被殺，遣置四川茂州，次年卒於途中；劉基被「奪祿」，留南京，不敢歸家鄉，放歸後一月而卒，有謂胡惟庸所毒死。這三位佐命之人，結局如此。不過朱元璋在創業之初時，對這三個人確實很敬重。
——見本書P498
燕王朱棣入南京後稱帝，史稱明成祖，年號永樂（1403—1424）。燕王軍事獲勝的原因，主要是功臣宿將已被明太祖斬盡殺絕，建文帝朝中皆新進之儒臣，迂闊無能。碩果僅存之宿將唯耿炳文一人，他被任為大將軍領兵討燕王時已年六十五。耿炳文所率軍隊號稱統兵三十萬，實際上僅十三萬，後為燕兵所挫。建文帝用李景隆代替耿炳文，李景隆為太祖姊子李文忠之長子，是「讀書通典故」之「紈綺少年」，這位「貴公子，不知兵，唯自尊大，諸宿將均怏怏不為用」，所率六十萬大軍，全軍覆沒。最後的統帥是「不知何許人也」的盛庸，盛尚能作戰，然大勢已去。建文帝宮中的宦官，痛恨皇帝因情緒惡劣，動輒鞭笞的苦楚，遣人密告燕王南京防守空虛的情況，燕軍直薄南京，李景隆開城迎接。在李景隆的心目中，建文帝是表弟，燕王棣是表叔（或者表伯），誰當皇帝都是一樣的。部分史家強調燕王麾下有蒙古騎兵，認為此乃制勝的主因，其實並非事實，建文帝的將帥無能才是失敗的主因。
——見本書P510
推行絕對君主獨裁的先決條件，必須是君主英明幹練、精力過人。不幸的是明代自太祖、成祖兩帝後，兩百二十年間，除明孝宗弘治十八年頗有小康局面之外，其餘的皇帝均屬庸愔荒怠之君。宦官與權臣遂應運而生，與君主獨裁互為表裡。在這種混亂的情勢下，士人階級對政治有了不同的反應，激蕩交匯而釀成黨爭。宦官、權奸、黨爭三者盤根錯節地發展，再益以流寇與邊患，大明帝國便如摧枯拉朽一般覆亡了。
——見本書P515
武宗無嗣，明廷迎孝宗弟興獻王之子，年僅十三之朱厚熜為帝，即明世宗（1522—1566在位，年號嘉靖）。他即位後立即有「大禮之議」，即對自己的生父母應如何尊稱的問題。世宗與死去的武宗是堂兄弟，故不能成為子嗣，上一輩孝宗是世宗的伯父。有人主張應尊孝宗為「皇考」，尊生父興獻王為「皇叔父」。有人反對，認為稱生父為叔父，是違背倫常；應尊生父興獻王為皇考，尊孝宗為「皇伯考」。雙方各持一端，爭論了兩年余，世宗雖「下廷臣議」，但內心自是贊成尊生父為皇考。嘉靖三年（1524），明世宗將反對尊興獻王為皇考的一百三十四人俱下獄，杖死者十八人。朱家的人對已逝長者的稱呼如何，本無關國民生計，但當時的廷臣冒生命危險力爭，黠狡者揣摩皇帝的私心得寵。
——見本書P517
君主獨而未裁，自有人代勞，無論是宦官或權奸，或兩者合作。
——見本書P517
東林黨並非朋黨，只不過不懼權勢，敢於抗議直言之士而已；奸黨亦非朋黨，主要是揣摩帝王旨意，阿諛求進之徒。「奸黨」彼此之間，也時有矛盾，互相攻訐詬誶。簡而言之，即一群以一己眼前利害而結合的奸人而已，無政見主張，形成利害休戚的相關朋黨，所以他們後來盡附魏忠賢以去東林黨。
——本書P526
歷代宦官跋扈專橫，到魏忠賢而登峰造極，至明思宗（即崇禎帝）繼位，其權勢立刻化為烏有，其故何在？蓋東漢及唐代之宦官弄權，在其掌握軍權，皇帝受其挾制，成為其傀儡，所謂受制於家奴是也，宦官甚至弒殺皇帝，任意廢立。故東漢、唐代皇帝欲去宦官，必須暗中設法假手外力以除之。明代君主獨裁製確立，皇權無限，宦官之攬權而肆無忌憚，乃由於得皇帝之專任，其作威作福，均利用皇權而來，是「宦」假「帝」威。如英宗之於曹吉祥，武宗之於劉瑾，皇帝一不加信任，便皆伏誅。明思宗即位不及三月即殺魏忠賢，笞死客氏，其故亦在此。
——見本書P527
神宗二十年（1592），日本人豐臣秀吉入侵，旋即攻陷朝鮮首都，席捲朝鮮國土，「旦暮且渡鴨綠江」。朝鮮國王向明求救之使「絡繹於道」，明朝「廷議以朝鮮為國藩籬」，派李如松率兵援朝，數月復其三都，然豐臣秀吉仍據釜山。此戰歷時七年，明朝動員大軍十六萬餘，糜餉一千七百餘萬兩。
日本史界誇大豐臣秀吉之戰績，言「明援朝無功」。李光濤輯朝鮮史料（《朝鮮壬辰倭禍史料》五輯），證明其乃訛說。《明史》則稱「東洋之捷，萬世大功」。實則雙方均有匿敗揚勝之嫌。明軍在豐臣秀吉未死前，不能將日軍盡數趕下海，證明其「捷」有限；日軍於明援軍到後退出朝鮮大部國土，屈守一隅，要三百餘年後才實現吞併朝鮮的野心，足見其力絀勢頹。明軍能將倭軍蹙處一隅，即明援朝之「功」。明援朝抗日，代價甚高，亦非全無利害因素。三四十年前擾攘東南沿海的倭寇使明廷記憶猶新，如果讓倭人在朝鮮得勢，則後患無窮，這是明廷在財政萬分窘迫的情況下，也不惜勞兵糜餉援朝的主因。
——見本書P529
思宗「在位十有七年，不邇聲色，憂勤惕厲，殫心治理」，亦有可稱道之處。唯剛愎自用，猜疑急躁，十七年間易閣臣四五十人，且御將無術，失一城誅一將。崇禎十二年（1639）七月，明廷一日斬失事之巡撫、總兵官等三十三人，可見思宗之秉性殘刻、喜怒無常、肆意殺戮之一斑。最荒謬的是其中清人反間計，相信被清軍所俘「逃」歸之太監言，殺死清軍最畏懼之大將袁崇煥一事，最為人所不齒，亦足見其智力甚低。思宗臨危時自稱不是亡國之君，而臣盡亡國之臣。憑此一語即知其覆亡之主因在其個人之昏殘低能。
——見本書P557
明代在眾多生性稀奇古怪的皇帝、鄙劣不文的太監、貪瀆弄權的大臣、擾攘盜名的士人等因素相互交織、傾軋攻訐之下，以至於腐爛虛弱，哪經得起流民的棒打拳擊。流民對腐爛虛弱的明廷，可以橫行無忌，有如摧枯拉朽，但一遭遇關外新興的勢力，就土崩瓦解，煙消雲散了。
——見本書P553
明制創始於朱元璋及其謀臣，為君主獨裁製樹立規模，但明成祖以後的君主庸碌昏聵，以致權奸、宦官弄權，朝政不堪聞問，以致亡國。亡國之君明思宗雖殺奸惡之魏忠賢，但仍重用宦官；李自成兵臨北京城下，負責守城的是宦官，開城迎賊的，也是宦官。清廷恪守明代制度，以新興的朝氣，奉行不懈，所有君主獨裁製的流弊，泰能避免。宦官、權臣、朋黨等使明覆亡的因素，均未滋生，足見制度也得看人如何運行。
——見本書P563
自傳教士被禁止在中國內地傳教以後，中西文化的交流便被中斷了，中國的西學也日漸凋零。從此，中國人更加不了解西方的一切，而此後西方人對中國的認識，也只限於少數在東方以賺錢牟利為目的之商人的零星報告，中西兩大文化遂因為缺少正當合理的接觸機會而彼此隔膜日深。近百年來中國所遭遇到的許多坎坷，似乎都可以說是受了清初中西文化交流中斷的影響。
——見本書P605
在鴉片戰爭以前，中西不僅是兩個文化迥異的世界，而且是兩個互相不了解、在觀念上彼此對立的世界。在這種情況下，如果互相隔絕，毫無接觸，自然平靜無事；如果不能避免要發生關係，這種關係一定是畸形的。如果雙方的情況不改變，畸形的關係也未始不可繼續維持下去，畸形也就等於正常。然而歐洲在變，18、19世紀的歐洲，特別是英國正在發生劇變，情勢已不容許它再與中國繼續保持往常的關係，它需要改變。這便是19世紀中葉以後，導致中國悲劇上演的鴉片戰爭前夕之中英兩國的心態。
——見本書P610
《南京條約》簽訂後，英國與耆英談判《五口通商章程》時，利用中國昧於西方國際法的知識，於無意間獲得許多意外豐收，所以，英國對於與清政府「談判」任何條約都很感興趣。蓋他們深知在與對世界知識不平等的清政府談判時，一定有意想不到的收穫。
——見本書P650
當中法為越南問題初起爭執時，劉坤一便建議越南招撫劉永福，用黑旗軍抵抗法國人。雲貴總督劉長佑更請「皇上密諭越王，信用其人，給予兵食，並由臣等潛為聯絡，喻以忠義，亦可以效指臂而助聲威」。事實上，黑旗軍的力量並不如大家所想像的那麼強大，他們的人數不過兩千，亦無新式槍炮。
——見本書P664
李鴻章雖然自稱「師事國藩近三十年」，平生治軍持事，都得力於曾國藩的陶冶，但其學問、道德則不如曾國藩遠甚。他是世家子弟，沒有曾國藩那種淳樸厚重的農人氣質；他中進士，入翰苑的時候不過二十五歲，少年得志，目空一切，不似曾國藩有北京的益友可以互相砥礪學行。中進士後三年，天下大亂，他便開始汲汲於事功的追求。生活於戰亂之中，李鴻章沒有曾國藩十餘年居京潛心苦讀的機會，並無學術修養可言。而他自己對世俗祿位十分熱衷，曾國藩批評「李少荃（鴻章）拚命做官」，確是一針見血之言。淮軍領袖的氣質如此，他部下的風氣如何，不問可知。
——見本書P710
滿洲親貴於咸豐十年（1860）英法聯軍入北京時，親身受到西方武力所加諸的刺激，恍然大悟如果長此以往，非特「小屈必有大伸」不可能，簡直就有亡國之虞。於是他們改弦更張，放棄以往自尊、自大的觀念，成為「師夷之長技以制夷」政策的擁護者。
——見本書P715
自強運動主要領導人的知識，既囿限於他們所處的環境，他們所推行的自強運動不能達到他們預期救亡圖存的目的，自不待言。在這種情況之下，他們所推行的新興事業，自不能有通盤計劃統籌總辦，都是各就其力量所及，通過舊制度下的古老機構，運用舊社會所陶冶出的人士創辦新事業，個中困難，僅有相同處境的人才可能體會到。雖然如此，他們究竟做了許多事情，這三十餘年並沒有白白浪費掉。
——見本書P747
在外交上，李鴻章不似曾國藩的忠厚，他已略染「歐風」，懂得一些縱橫捭闔的手法。光緒元年（1875），他為了孤立英國公使威妥瑪，也知道利用慈安太后的壽辰，在煙台用西餐歡宴各國公使及海軍司令，席間並起而致辭道：
一國的見識無多，聰明有限，必須集各國的才力聰明，而後精益日精，強益日強。國與人同，譬如一人的學問，必要出外遊歷，與人交際，擇其善者，改其不善者，然後學問愈進，知識愈開，國家亦然。
李鴻章的這一席話博得了各國公使及將領的好感，威妥瑪知道他的對手已經不是耆英、伊裡布、徐廣縉、葉名琛之類了，也就不再多所要挾（因馬嘉理案而有之交涉）。拿他的言行與同時的倭仁、李慈銘、徐桐相較，真不啻霄壤。可惜的是，他仍然沒有機會研究國際法，只能在對外國的態度與交涉的技巧上有進步，對外國所設的圈套仍然無法識破。
——見本書P744
我們可以說戊戌政變中新舊派的爭執，不是變法的問題，而是政權的爭奪問題。在擯斥康有為個人、滿人恐懼漢人、舊人因進身之階被中斷而反對新人的各種不同的動機之下，各方力量利害一致，結成舊派，對抗由光緒皇帝為首想奪回皇帝已經喪失的權力的新派，結果是新派失敗。
——見本書P7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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