區建英：丸山真男思想史學的軌跡

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日本學刊》供參考消息網特稿。

原標題《丸山真男思想史學的軌跡》，原文刊載於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日本學刊》2019年第3期（全文約2.8萬字）。

【作者】區建英，日本新潟國際信息大學教授、慶應義塾福澤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員

參考消息網6月24日報道丸山真男（1914—1996）被認為戰後日本最有代表性的知識分子。作為政治學者，其學問被稱為「丸山政治學」，作為思想史學家，其學問被稱為「丸山思想史學」。

思想史學的開創

丸山真男的學問和思想貫穿著兩個主題，一個是對近現代的批判，另一個是批判負面的傳統和謀求創出真正的傳統。第一個主題早在他學問生涯之初就已開始，當時法西斯已在歐洲稱霸，1936年丸山在東京帝國大學法學部上三年級時寫了論文《政治學中的國家概念》，考察近代市民社會（資本主義社會）從「個人主義國家觀」向「法西斯主義國家觀」演化的過程。他並沒有把前者與後者割裂開來，反而認為後者正是從前者中孕育出來的。他認為近代市民社會是以私有財產和分工為特質的、自由競爭的商品生產社會，是通過個人的契約而構成的體系，這個體系從封建社會的崩潰中誕生出來時，產生了自由、平等、法律至上等理念。但隨著自由競爭轉為壟斷並走向帝國主義，市民階層與國家權力迅速接近，與強權主義和對外膨脹相互共鳴，現代的法西斯主義國家觀就是近代走到這個頹廢階段的思想意識。在這個頹廢階段，市民階層逐漸背離近代產生的自由、平等、正義理念，但這些近代的理念並沒有死滅，只是在現實中難以形成勢力。

在當時世界的反近代思潮中，日本出現了「近代超克論」，認為近代自由主義等各種理念已經過時，應追隨現代的法西斯全體主義，日本的「國體」意識形態支撐著這種思潮。

對此，丸山認為「近代超克論」正是他所批判的那個近代走向頹廢階段的產物，但同時看到敢於抵抗法西斯主義的少數知識分子正是以近代的自由、民主、和平、正義等理念為精神支柱的，所以他把頹廢的現實與近代的理念區別開來，重新評價「作為理念的近代」，通過擁護近代理念，抵制走向法西斯主義的現實。「近代超克論」把日本自身的問題歸罪於近代，同時還鼓吹一種跟近代無緣的「東洋精神」。所以丸山試圖打破日本的「近代無緣論」，並且闡明近代並不是西洋獨有的，德川時代的日本思想內部也有產生近代萌芽的可能性。在這種背景下，丸山寫了兩篇徂徠學（即荻生徂徠的儒學）研究論文，第一篇是《日本近世儒學發展中徂徠學的特質及其同國學的關係》（1940年），第二篇是《日本近世政治思想中的「自然」與「製作」——作為制度觀的對立》（1941年）。兩篇論文都是通過詮釋徂徠學，從日本內部尋求近代思維產生的萌芽。這就是丸山思想史學在開創期的主要成果。

雖然德川時代的日本社會非常缺乏近代因素，但丸山著眼於德川政權意識形態的內部運動，通過考察朱子學的自我解體過程來追尋日本近代意識的萌芽。在德川時代的儒學中，荻生徂徠是對朱子學進行解構的典型，丸山便把徂徠學看作是朱子學體系走向崩潰的象徵。他對徂徠學的詮釋可歸納為以下論點。第一，指出德川初期的朱子學用自然法（天理）與人倫道德貫通的思想體系把德川體制固定為不可改變的自然秩序。但隨著日本社會的發展，所謂自然秩序失去了平衡。於是徂徠為了鞏固德川體制對朱子學進行改造，把屬於同一法理的自然法與社會秩序分離開來，使現實的封建制度失去了自然法的永久保障，可以人為改變。同時，徂徠還把一脈貫通的倫理與政治也分離開來，一方面使「聖人之道」完全政治化，政治脫離了天理的束縛；另一方面又使道德修養完全變成私人的事情，開拓了倫理自由的可能性，這一點被國學所繼承，併產生了方向逆轉。第二，他闡述了徂徠把在朱子學中來源於天理的「聖人之道」轉換成由聖人「製作」的「道」，指出其意義在於把人工的「製作」奠定為形成秩序的基礎，開拓了人的主體性的立場。丸山認為這是日本的近代思維的萌芽。

丸山在此描述了一個朱子學與近代思維完全對立的圖式，以及日本在近代化方面比東亞鄰國先進的形象。對這些問題他在戰後通過各種形式作了反省，主要有如下幾點：第一，承認自己受了「亞洲停滯論」的影響，描述了一個與「停滯」的近代中國相對照的、雖落後但並不停滯的日本。第二，無視了日本儒學與東亞各國儒學的相異，沒有把日本朱子學中的「日本特徵」考慮進去。第三，承認自己套用了進化論的公式，預設了德川時代朱子學作為體制意識形態從普及到走向崩潰的過程，沒能正確反映歷史事實。第四，受歷史主義的發展立場束縛，沒能超越地評價朱子學作為普遍理念規範的價值。

對傳統的重要性的認識和「古層」論

1945年日本戰敗，以天皇為絕對權威的「國體」價值觀全面崩潰，日本國民的思想陷入價值觀迷失的狀況。丸山認為這是日本重新謀求精神革命的好機會。面對佔領軍主導的改革，丸山最關心的問題是如何把「被給予的自由」轉化為國民「內在的自由」。在戰後的十多年裡，他在思想方面引導戰後改革，著力於解剖日本民族主義的病理，同時分析現代「大眾社會」的問題，主要體現在《現代政治的思想與行動》《政治的世界》等著作中。但到了「戰後期」結束的20世紀50年代中期，丸山開始對戰後改革感到失望。在思想領域，人們對導致三四十年代戰爭悲劇的思想病理不再過問；在民眾的層面，社會所需要的人民的自主性和道德水平總不見提高，大眾文化趨於低俗和頹廢，不斷吞噬規範意識。他從日本的近代追溯其原因，認為日本近代國家只是靠天皇制把民眾統合起來，國民沒有通過思想的陶冶而獲得普遍的規範意識。

無論從丸山的思想史研究還是親身經歷來看，戰後改革的挫折所呈露的日本民主精神的脆弱性，其實自明治以來已反覆出現。他反思戰前集體「轉向」法西斯的問題時，尤其關注面對雪崩似的「轉向」能屹立不動、勇於抵抗的少數人的精神。他認為人格內面需要有一種「看不見的權威」，這正是日本缺乏的，因此痛感日本缺乏真正的「傳統」。

丸山的視線轉向對「傳統」問題的關心，與竹內好的影響也有重要關係。20世紀50年代初日本已出現討論傳統的思潮，但竹內指出日本人沒有認識到自己本來就缺乏思想傳統。竹內把中國和日本分成兩種類型，他說：中國型的特徵是，「對過去傳統的否定，在每個階段都產生出傳統的復甦，帶來了生命力的新發展」。那裡貫穿著對傳統的批判與繼承的辯證關係。與之相對照，日本文化是缺乏主體性的。比如，「新」就是日本人的價值標準，「新」等於「正確」，要不斷追求「新」的，如果「新」的變成了「舊」的，就得換成別的「新」的。那是不斷追趕先進者的「優等生」文化，近代以來日本就對西洋抱有劣等感，要做模仿和追趕西洋的「優等生」。集體「轉向」就是日本這種特殊性格的產物，而且每次「轉向」都沒有經過抵抗和反省的思想交鋒來做媒介。通過閱讀竹內好的中日近代比較論，丸山不僅對中國有了新的理解，而且對傳統的重要性有了痛切的認識。自50年代中期開始，丸山就嘗試導入超越歷史階段的視點來把握長期持續的日本的思維方法。他的日本政治思想史講義從1956年度起就修改了構思，把過去從江戶時代講起，改為追溯到古代。

丸山通過追溯至古代的長期歷史視野來考察日本傳統的病理，由此發現問題的關鍵在於日本接受外來文化時的思想受容和變容的方式。1956年度講義從思維方式的類型化入手，通過與基督教、中國思想的比較，抽象出日本的「原始神道」思維方式，1957年度講義進而考察「開國」和「文化接觸」問題，其間還撰寫了《日本的思想》和《開國》等論文，這些研究給縱向的思想史導入了橫向的「文化接觸」視野。丸山指出，日本自身缺乏作為「坐標軸」的一貫原理，卻對外來思想具有強大的同化力，同化是通過氣氛和情緒來進行的，往往甩掉規範性的契機，使外來思想的原理性被瓦解。他認為這是一種貫穿於日本古今、反覆影響著「文化接觸」的日本特性，無論對儒教、佛教還是對各類西方思想都產生了同樣的瓦解作用。為了解剖導致這種作用的思維方式，他琢磨出了「原型」這個概念，用以表述這種負面的思維方式，後來將之改稱為「古層」和「執拗低音」。

丸山在解剖「古層」的問題時，一開始就把「古層」與普遍價值定立在對抗軸上。在1963年度的日本政治思想史講義中，他設了「普遍者的覺悟」一章，「原型」（「古層」）概念就是在與「普遍者的覺悟」相對立的圖式中使用的。1964年到1967年度的系列講義就是一部以「原型」為核心概念的問題史。在此丸山描述的是這樣一種過程，日本曾出現過否定「原型」的「普遍者的覺悟」，但由於日本社會的封閉性重新強化，結果把「普遍者的覺悟」壓制下去了。在那裡，「原型」是阻礙「普遍者的覺悟」的契機，「普遍者的覺悟」則是對「原型」進行突破的契機。不過在日本歷史上，那些「普遍者的覺悟」大多都被「古層」消滅掉了，因此他認識到更大的危機是，如果不克服阻礙普遍價值在日本紮根的負面契機，那麼即便出現能把普遍規範內在化的創造性思想，也還會繼續被消滅。所以丸山著力於解剖「古層」的病理，但同時也注重發掘被「古層」壓制和消滅的「普遍者的覺悟」。

（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日本學刊》特稿，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如需轉載，請註明作者姓名及出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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