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守敬觀海堂藏書與古籍善本流通

台北故宮的善本中心，清代藏書家楊守敬（1839—1915）收藏的觀海堂本。其收藏的最大特色是，既有宋元古槧本的舊藏，也有通過森立之等人購入的日本室町時代及其以前的古鈔古刻本。楊氏藏書在量和質上都非同一般，即使說其帶走了日本漢籍的大半也不為過。楊守敬這樣的藏書家的出現，並不單是「嗜好」可以解釋的現象，而是明末至清初藏書文化的發展，同日本書籍文化及書志學、校勘學的興盛和衰退等要素相重合。

觀海堂本的由來

楊守敬的藏書鈐有「飛青閣藏書印」「星吾海外訪得秘籍」「宜都楊氏藏書記」的藏書印，每書之首附有他70歲時的肖像照。楊守敬在金石、目錄、地理學方面造詣很深，尤其以翻刻中國已佚、日本流傳的古寫古刊本《古逸叢書》為最。1880年，他應駐日公使何如璋之邀來日，並與日本的漢學者來往，為流傳在日本的中國古籍的博大精深而嘆服，繼而與翌年來日的公使黎庶昌共議，在東京的公使署中開版刷印《古逸叢書》。另外，楊守敬還向經歷了日本古書研究風氣由盛而衰、碩果僅存的版本學（書志學）者森立之學習日本的版本學，並致力於古書的搜集。當時，森立之把江戶後期狩谷棭齋、多紀苣庭等主持的古書研究會的成果匯總，纂成善本解題書《經籍訪古志》，並準備編纂增補和圖錄。這對於楊守敬來說，是意想不到的知遇。1884年歸國時，他將《經籍訪古志》著錄的大量古寫本和古刊本捆載而歸。

據1932年編纂的《故宮所藏觀海堂書目》的袁同禮序，1915年楊氏去世，其藏書被民國政府以三萬五千銀元買去，一部分藏於松坡圖書館（1916年梁啟超為紀念蔡鍔倡建），主要的書籍移往北京故宮西側的壽安宮，並設立專用的書庫保存和公開。之後，故宮的文物隨政治的變動而輾轉，因為預見到日軍的進攻，1933年決定從北平遷往上海。數月間經過了5次轉移，由火車搬運到南京後，一部分留在南京，其餘由水路移送上海的法租界。1667部15906冊的楊氏觀海堂本就這樣從北平運往上海。隨即戰況告急，1936年又運回南京，保存在道觀朝天宮。之後，南京陷落，觀海堂本被運往重慶、成都，分別在巴縣、樂山、峨眉三地避難。日本投降後，於1947年終於被運回南京。但書籍的轉運並未止於此，翌年南京中央博物院成立，之後，故宮文物又被運往台灣。1948年至次年，2972箱的文物在台灣基隆港卸貨，由鐵路運往台中，1966年遷往建於台北外雙溪的新館。這樣，楊氏故去後約半個世紀，觀海堂本終於有了安住地。

近代圖書善本收藏情況

在理解了觀海堂藏書意義的基礎上，下面對近代圖書善本在中國和日本收藏的概況作一簡述。

17世紀前期，即明末，中國的圖書史迎來了大變革期。明代以宮廷為中心的大型出版事業已近尾聲，書籍普及則通過民間書肆達到極盛。在學者方面，追求貴重典籍的風氣開始增強，由各類文人、藏書家珍藏保留下來的宋元善本，開始向一部分學者手裡集中。當時，錢謙益(1582—1664)的絳雲樓是江南以宋元善本寶庫而著稱的代表。絳雲樓的藏書被其族孫錢曾所繼承。錢曾是江蘇虞山（今常熟）人，當時的虞山是藏書家的天地。時代稍早的毛晉汲古閣藏書樓也在虞山，藏書為其子毛扆繼承，與錢氏藏書為「雙璧」。虞山還有陸貽典、葉樹廉、馮舒等活躍的藏書家。附近的藏書家有江蘇太倉吳偉業、蘇州金俊明、浙江秀水曹溶等，他們互相交流並借閱鈔校各自的藏書。之後，清初稱為「北王南朱」的朱彝尊的曝書亭、王士禎的池北書庫，亦十分著名。但以錢氏為中心的江南藏書家群體，因珍藏的宋元善本最多，而形成一大沙龍。錢曾在其中亦為突出的藏家，著錄其精華藏書目錄的《讀書敏求記》收入很多宋元善本，作為版本學的典範而得到很高評價。

之後，錢氏、毛氏的書散出，被同時代的泰興季振宜、崑山徐乾學所收藏。季、徐二氏的書之後除流向民間外，經學者何焯的介紹，多數被清朝的內府、怡府（康熙帝第十三子允祥府邸）收入。清朝從乾隆中期開始，經過《四庫全書》的編纂，雖然推想起來民間善本的移動較為平穩，但宋元善本卻被最有名的藏書家黃丕烈（1763—1825）所收羅。黃氏收集了200種宋善本，是因為他打算把錢曾《讀書敏求記》中著錄的全部書籍「一網打盡」。

從乾隆末年至嘉道年間，江南周錫瓚、袁廷栲、顧之逵與黃氏一起，活躍在善本的收集活動中，清初藏書的盛況得以復活。他們的藏書在道光年間被汪士鍾、韓應陛收藏，汪氏的書又被上海郁松年、常熟瞿鏞、山東楊紹和所繼承。繼而，郁松年的善本被丁日昌和陸心源購得。這樣，晚清形成了瞿鏞、楊紹和、陸心源、丁丙四大藏書家。

咸同年間，收得怡府藏書的朱學勤，湖南湘潭的袁芳瑛等清末藏書家，將善本再度聚集起來。經過暫時的安定，光緒之後，在清末的變革時期，這些藏書家的書又全部散出。在陸心源的藏書於光緒三十三年（1907）流入日本靜嘉堂文庫之時，藏書的公共保存觀念出現了。通過張之洞、端方、繆荃孫的努力，近代圖書館事業興起。端氏參與了南京江南圖書館的設立（1907），張氏參與了北京京師圖書館的設立（1909），繆氏主管兩館。於是，丁丙之書入藏江南圖書館（南京圖書館的前身），丁日昌之書入商務印書館涵芬樓，袁氏之書經藏書家李盛鐸入北京大學……重要的藏書被各機關保存。民國初年至20世紀中葉，張鈞衡、蔣汝藻、劉承干、鄧邦述等以宋元善本為主致力收藏。現在除劉氏書一部分散出，張鈞衡、鄧邦述書藏於台北以外，其他幾乎全部藏於北京和上海。

認識到散失於日本漢籍的重要

以宋元善本為中心的流動是中國圖書史的主流，而要據此認識日本所藏漢籍古刻古鈔本的交流，應當說十分困難。日本的漢籍善本，是指17世紀初至安土桃山時代（1573—1603）以前出版和鈔寫的文獻。但是，其價值為中國學者所理解花費了相當長的時間。藏書家最早在目錄中著錄日本古刊本的，是錢曾的《讀書敏求記》。此書目所載何晏《論語集解》也就是正平版《論語》。錢氏評價其價值優於現行的文本。實際上，該本隨前述的善本流動而輾轉多處，現在為日本靜嘉堂文庫所藏。見到此書的話就知道，錢氏舊物是「正平版《論語》」的傳抄本，但錢氏根據此書從朝鮮購入而誤認「正平甲辰」為朝鮮年號。儘管尚未意識到這是日本古刻本，但此著錄影響了黃丕烈、陸心源等藏書家，並使其開始重視日本的古刻本古寫本。從日本傳入的寬延三年（1750）出版的《論語義疏》（根本遜志編）、延享元年（1744）出版的《古文孝經》(太宰春台編），因為是中國散失之書而收入《四庫全書》，並得到很高的評價。實際上楊守敬以前，日本古寫古刻本漢籍的身影在中國的出現僅此而已。

(作者簡介：高橋智，日本慶應義塾大學斯道文庫（東亞文化研究所）教授，漢籍版本學者，文學博士。1986年至1988年在復旦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進修，導師為顧廷龍、章培恆教授。著有《日本室町時代古抄本論語集解之研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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