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體筆下的「三農」，是否真正抵近了鄉村？

如果說學者對「三農」相關的理論探討和政策分析已經相當詳實，他們或懷著一份鄉土情懷輾轉反思與踐行著鄉村建設，或以自身擅長的視野和方法剖析著「三農」的問題所在與未來之路。但是這之中卻缺少了媒介的面向，媒介作為中介系統，連接著社會的政治、經濟和文化，以何種話語來對「三農」進行報道，既是對「三農」的再度言說，也透露著不同行動主體所進行著的關於「三農」的實踐。

原文 ：《媒體話語中「三農」建構的流變》

作者 |中國傳媒大學傳播研究院碩士 溫怡芳

圖片 |網路

通過對以《人民日報》等為代表的主流媒介進行話語再現，我們發現主流媒體對「三農」的關注持續攀升，催生了多樣化的話語類型。「三農」話語事實上同社會實踐處於一種互構狀態，一方面它作為一個話語基底吸納了諸多概念，如互聯網、鄉村旅遊等的附加，另一方面也被植入進了現代化以及中國特色的話語體系之中。本文僅以「三農」這一整體性概念作為關鍵詞，通過對人民日報圖文資料庫（1946-2019）進行全文檢索，全庫截止到2018年共有876篇報道，剔除無關報道後，最終得到856篇文本。

壹

「三農」報道文本：數量、關鍵詞、態度

最早一篇涉及「三農」的報道出現在1990年5月6日，歷年「三農」的報道量，呈現出的是一種較為強烈的波動趨勢，由此也就反映出「三農」報道的特殊性，意味著在中國改革中對鄉村建設的關注度在不同時期和階段有所差別。2001年以前鮮有對「三農」的直接報道，2004年有關「三農」的報道量激增，是近三十年來報道篇數最多的年份，2005年至2018年對「三農」報道處於穩定的狀態，平均每年有近50篇的新聞報道涉及「三農」。

究其原因，在一定程度上是政策的導向、社會的現實境況驅動促使新聞媒體的同步報道。對於「三農」報道關鍵詞的提取依據辭彙出現頻率，歸納出四類包括行動主體、區域特點（拼匯中國「三農」地圖）、發展理念（法制先行、科教興農）以及願景目標（小康社會）。《人民日報》「三農」報道的態度以中性和正面為主，且存在一種特有的感情性的表達（全心全意、齊心協力）。

貳

「三農」報道的話語實踐

《人民日報》對於「三農」的報道雖橫跨了近三十年的時間，但是通過英特曼的框架分析方法分析後發現，首先，報道一般會對「三農」進行一定的概念界定，其中將「三農」視為政策介紹和經濟問題的話語方式是貫穿始終的。其次，因果推論。報道內容集中在於尋求造成當前「三農」問題的原因。再次，道德評判。在《人民日報》「三農」報道中突出強調「三農」的重要性和創新性。最後，解決方案。有關「三農」問題解決方案的提出通常是建立在一定目標基礎上，且此種目標是階段式的。

叄

「三農」報道文本與社會文化實踐的互動

儘管新聞媒體報道是以一種具有「表述性現實」的特殊話語形式，但是也是對於社會現實的再現。「三農」報道本身及其內容都展現著一些關鍵節點和契機所發揮的重要作用，改革重心轉移成為「三農」問題顯性化的開端，2000年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帶來新的機遇與挑戰，隨後伴隨著互聯網對鄉村的輻射，使得鄉村進入到了「數字化」生產和生活的序列之中，並且對於鄉風文明的倡導和精神文化的需求逐漸增加，既是對整體社會文化的反饋，又是鄉村自身在物質和精神上的雙重收穫。

對於「三農」的報道同樣是對鄉村的展現，也引發了對於真實鄉村到底是什麼樣的反思。「三農」中的任何一個環節都不是孤立的，以農民為主體，農業作為重要的物質來源，深植於村落。在中國現代化的進程中，城鎮化和工業化是兩個更為直觀的方式。這是否意味要犧牲鄉村呢？答案當然是否定，在「三農」報道中關於農民本身這個重要的存在，表現出一種從文字性的存在，如重慶江津市夾灘鎮40多名農村婦女興高采烈地走進了職業高級中學的課堂（崔佳，2004）；再到一種形象化的在場，如一位農民自己的「三農日記」，於其中看到的是逐漸顯露出的農民主體性，但言說「三農」仍然要不斷地真正抵近鄉村。

文章原載於社會科學報第1662期第6版，未經允許禁止轉載，文中內容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本報立場。

喜歡這篇文章嗎？立刻分享出去讓更多人知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