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新發展政治心理學中的外交信號理論
今年是國際關係學科創建100周年。傳統上，「國際社會」「國家」與「人」是國際關係研究的三大分析單元。多年來，政治心理學從「人」的維度出發，關注國際關係中重要人物的心理特質對外交決策的影響，成為國際關係研究領域的重要分支。那麼，人的行為在外交活動中會釋放何種信號？對信號的解讀如何影響著國際關係走向？決策者如何管理信號的成本與收益？這些問題成為外交信號理論研究者近年來的重要關切，並成為政治心理學領域的重要理論生長點。
近日，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國際關係理論創新工作坊暨「外交信號的理論與實踐」在京舉辦。圍繞外交信號的成本與類型，來自中國人民大學、外交學院、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等高校和科研機構的學者進行了深入討論。
一個跨學科的嘗試
復旦大學國際問題研究所研究員林民旺認為，當前，國外學界關於信號的研究較為充分，生物學、博弈論、社會學等學科的學者都在參與此主題的討論。林民旺對無成本國際信號進行了初步的類型化。他認為，國際關係中無成本的信號主要包括以下類型。一是威懾話語，指一國表達決心的強硬姿態。二是外交禮儀。主要表現在新元首上台後首訪國家的選擇，體現了國家關係的親密度。三是就職儀式與訪問級別。例如，在重大紀念日邀請哪個國家的領導人、這些領導人是否參加、何時來訪、訪問級別如何等都包含著一定的外交信號。四是時間次序，如戰爭中的撤兵次序。五是座次地位，如成為某一組織的成員本身就是一種地位的體現。六是外交調解。爭端中誰來調解是一個關鍵的問題，調解者一般需具備足夠的信譽或者使各方服從的實力。七是和解和道歉的姿態。例如，德國前總理勃蘭特在猶太紀念碑前下跪，最終促進了歐洲各國摒棄前嫌、走向融合。
《外交評論》編輯部主任吳文成關注成本信號與決策者對觀眾成本的管理。他以三顧茅廬、千金買馬骨等歷史典故為例，認為成本信號所包含的觀眾成本對承諾可信度具有重要影響。現有研究認為，觀眾成本越高越好。在關於政體類型、附加變數的政體類型和信號特性這三類研究中，都表達了類似觀點。但事實並非如此。實際上，一旦將觀眾成本視作外生於政治結構的變數，那麼領導人可以通過加強解釋、管控精英聯盟和秘密外交等手段對觀眾成本進行規避和管理。
吳文成認為，通過大眾傳媒等方式，決策者能夠高度認知觀眾成本。但是，在利用國內觀眾成本時，決策者面臨著兩難困境，一方面，決策者可以釋放高成本信號，進而提高承諾可信度；另一方面，如果這種觀眾成本過高，則會對其選票基礎造成影響。因此，決策者可以進行三個方面的觀眾成本管理：議題內的漸進式承諾、優先選擇次要議題以及對沖性的議題選擇。
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國家安全研究室副主任楊原表示，在國際關係研究領域，以米爾斯海默為代表的進攻性現實主義學者認為，國家之間難以判斷彼此的意圖，因而往往只能做「最壞的」打算。但這一觀點需要解釋兩個層面的質疑：一是意圖是否真如現實主義者所認為的那樣難以判斷，二是即便意圖無法判斷，國家是否必然選擇對抗、不合作。意圖判斷問題本質上是信息不對稱造成的，這就導致博弈雙方無法判斷對方究竟有哪些可能的策略選項以及每種策略選項的效用到底有多大。例如，在不對稱聯盟中，小國擔心大國是否會在危機時刻施加救援，這是因為小國無法判定援助行為對大國的效用有多大。
楊原表示，以費倫為代表的理性主義路徑，提出了兩種增強承諾的機制，即「沉默成本」和「自縛手腳」。前者指的是增加做某件事的成本以表達決心和對目標的渴求，通過支付這些成本向觀眾表明其意圖的真實性；後者指的是主動增加不做某些事的成本，以表明一旦做了某件事，自身將負擔極大的成本。這兩種機制有可能同時發揮作用。此外，國家在面對不完全信息的情況下，有時反而會選擇合作。這是因為，國家可以通過釋放有成本的合作信號以促成合作，這種信號成本比衝突成本要小得多。
應平衡「道勢術」三個層面
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田野、保健雲、宋偉、尹繼武進行了全面評議。田野提出了幾個需要進一步探討的問題：信號成本是有無的問題，還是大小的問題？信號成本有無的判定標準是什麼？信號成本的研究對傳統的國際關係話語、修辭研究有何種貢獻？決策者對觀眾成本的管理擁有多種手段，那麼不同類型決策者所使用的手段是否有區別？決策者和選民偏好的匹配與偏離研究，是否可以借鑒政治經濟學中的行業聯盟理論？決策承諾問題與信息不對稱問題，如何受到時間不一致性的影響？信號傳遞和信號甄別之間的關係是什麼？
保健雲提出了信號研究的五個關鍵詞、五個分析維度、五項疑惑。他認為，信號、成本、決策、意圖和外交是信號研究中的五個關鍵詞，學者需要探討這些關鍵詞之間的邏輯關係。他提出的五個分析維度為：信號從何處產生；信號的加工與傳播；信號受眾的反應；信號受眾的計算；基於信號的決策。他提出的五個疑惑為：如何清楚地界定信號？信號的內涵和外延是什麼？信號成本的界定如何才能更清晰？信號劃分類型的標準是什麼？如何處理信號的學理邏輯和現實邏輯？
宋偉認為，在研究信號時，需要區分真實信號與合理信號。例如，很多時候地位信號的發出可能會導致反效果，過度示強可能招致他者的制衡。此外，如果從中國文化中的「道勢術」三個層面來看，信號研究無疑屬於國際關係研究中「術」的層面。一般情況下，國家的意圖不是通過「術」表現出來的，因此也無需過分關注其意圖，而更需關注其核心利益。
尹繼武認為，第一，話語威懾與無成本信號之間的關係值得進一步明確。第二，時間性是信號研究中的關鍵要素，不同的時長、時間節點具有不同的信號指向，信號成本受到時間變化的影響。第三，承諾的本質是為了化解觀眾成本而進行的形象保護，是一個有彈性的概念。第四，成本信號的產生是基於情感信念的，不是理性主義的。第五，關於地位信號的研究，要注意到既存在炫耀信號，也存在低調信號。第六，個性往往不是信號而是標誌，將個性與權力布局進行匹配可能更有意義。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
責任編輯：張卓晶 排版編輯：張卓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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