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中天：誰敢拿自己的腦袋開玩笑

易中天：著名作家、學者，歷史學家，社會問題專家，公共知識分子。1981年畢業於武漢大學，獲文學碩士學位並留校任教。現任廈門大學人文學院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導師。長期從事文學、美學、歷史學等多學科和跨學科研究，央視《百家講壇》「開壇論道」的學者，其主講的「漢代人物風雲」、「易中天品三國」系列首播即獲熱評。

誰敢拿自己的腦袋開玩笑

鴉片戰爭是中國人的錐心之痛。

不過，認真說來，痛，是後來的事。當時好像不怎麼痛。不但不痛，相反，1841年的那個夏天，「戰敗後的廣州，並沒有像通常那樣死氣沉沉，而是上上下下都喜氣洋洋地互賀升遷。」首席指揮官奕山，被欽命「交部優敘」，賞白玉翎管。其他官兵人等，則優敘的優敘，陞官的陞官，補缺的補缺，換頂戴的換頂戴，正所謂「彈冠相慶，共沐天恩」。因為負責這次戰役的奕山，在奏報「戰功」的同時，還一口氣保舉了「有功之臣」共554人，幾乎囊括廣州所有官員！

這可真是「勝利者的歡宴」！

然而事實又如何呢？事實是，奕山和他的同僚，既打了敗仗，又公然違旨。

奕山的職銜，是「靖逆將軍」。「靖逆將軍」不是「撫遠將軍」。他只能「剿」（消滅英軍），不能「撫」（停戰言和）。道光皇帝給他下達的命令，也是「大兵兜剿」、「擒獲夷酋」，「務使該夷片帆不返」。為此，皇帝下令調集湘、贛、鄂、桂、滇、黔、蜀七省大軍供其驅使，還慷慨地一次性撥款三百萬兩充作軍費。這次戰役的前敵指揮部也陣容強大：領侍衛內大臣、御前大臣奕山，軍機大臣兼戶部尚書隆文，湖南提督楊芳，四川提督齊慎，原刑部尚書、現任兩廣總督祁貢，一共五位大員。道光皇帝決心之大，期望之高，可見一斑。

可惜事與願違。「英夷」不但沒有被「一鼓蕩平」，清軍反倒一敗塗地；「夷酋」不但沒有「束手就擒」，反倒指名道姓地要奕山親自出面談判，而且開出的價碼中，竟然要求奕山等人率兵出城，駐紮在廣州城外200里處。最後的結果是，奕山不但全部接受英方所開條件，還提前兩天繳清了600萬元的「使費」，總算是從英軍的炮口下「贖」回了廣州城。至於兩國之間恢復通商，自然更是不在話下。

停戰是違旨的，談判是違旨的，同意通商也是違旨的，賠款就更是喪權辱國，然而卻獲得了嘉獎，天底下哪有這樣的荒唐事體，又哪有這樣的糊塗皇帝？

直接的原因當然是奕山向皇帝撒了謊。

就在廣州城降旗高掛的5月26日，奕山給道光皇帝上了一道奏摺，曆數清軍在5月23日至25日的「赫赫戰功」，宣稱擊沉、焚毀英軍輪船、兵船各1艘。6月4日，即停戰協定達成9天、英軍退離廣州之後，奕山等人又上一折，聲稱英軍頭目（夷目）在城下「免冠作禮」，懇請「大皇帝開恩，追完商欠，俯准通商」。只要給他們這兩項「恩典」，「英夷」們就「立即退出虎門，交還各炮台，不敢滋事」。其實所謂「商欠」，就是那600萬元的「贖城費」，奕山等人早在5月31日就交清了。通商則早是事實，奕山和先期到達的參贊大臣楊芳等人早就默許，不聞不問，只不過道光皇帝還蒙在鼓裡而已。於是，這個冤大頭皇帝便在上諭中「寬宏大量」地說，那些野蠻人（該夷）原本「性等犬羊，不值與之計較」。現在，天朝已略示薄懲，英夷又作禮乞恩，你們辦事也不容易（朕諒汝等不得已之苦衷），那就恩准通商賞還商欠吧！奕山一看謊言生效，又在7月14日出奏，聲稱「英夷」聽宣，感恩戴德，「額慶歡忭，免冠感伏，聲言永不敢在廣東滋事」。這個結果，雖然離「片帆不返」、「一鼓蕩平」相去甚遠，但「永不滋事」還是皇帝願意聽的，奕山等人豈有不加官進爵之理？

同樣，謊言既然如此有效，大清帝國的官員們，又豈有不競相撒謊之理？

事實上，在整個鴉片戰爭史上，我們很難找到完全不撒謊的清廷官員和將領。兩廣總督鄧廷楨撒謊，兩江總督伊裡布撒謊，欽差大臣琦善撒謊，參贊大臣楊芳也撒謊。楊芳官居從一品，爵封果勇侯，是戰功赫赫的清代名將，然而一到廣州就撒謊。而且，對英軍作戰毫無「果勇」之處，對皇帝撒謊卻「果勇」得驚人。一隻送照會的小船被手下發炮擊回（純屬誤會），竟被他誇張為「擊沉英三板船兩隻，擊斷英大兵船主桅一根，擊斃英軍多名」的大勝仗。當然，楊芳的撒謊，和奕山相比，還是小巫見大巫。結果，最敢撒謊也罪孽最重的奕山交部優敘，賞白玉翎管；撒謊水平次於奕山的楊芳「革職留任」（原因在於多少講了點真話）；相對誠實的林則徐（基本不撒謊）和琦善（後來才撒謊）處分最重，──林則徐遣戍伊犁，琦善判斬監候（死緩）。這可真是誰不撒謊誰倒霉！

當然，也有因撒謊而倒霉的。伊裡布就是。不過伊裡布的倒霉，並不是因為謊言被戳穿，反倒是因為謊言被相信。1841年2月24日，英軍主動撤離舟山，伊裡布不費一兵一卒就「收復」了定海縣城。而且，接收這座空城的，其實只有三個人，──伊裡布的家僕張喜和兩個下級軍官。然而，在給道光皇帝的奏摺中，伊裡布卻自吹自擂，大表其功，甚至不惜編造情節。伊裡布說：「我兵丁於初四日（即24日）午刻齊抵定海（其實是直到26日才會合集齊開赴舟山），該夷半在城內，半在船中。是我兵到彼，胞祖（英軍指揮官）即繳納城池，城內各夷立即紛紛退出。我兵整眾入城，登陴看守，並將道頭地方該夷所蓋草房全行拆毀（其實是26日進城後就先為爭功而吵架）。鄭國鴻等傳宣恩諭，將夷俘晏士打刺打厘（即安突德）等釋令領回（其實是早就被英軍救回），並飭趕緊起碇（其實城中並無一人）。胞祖等免冠服禮，聲稱伊等將城池交獻後，即於初五日全數撤退（其實早就走了）」。這可真是彌天大謊，但編得很「圓」。有時間（還精確到時辰），有地點，有人物，有故事，有情節，還有細節。其中，我最欣賞的是「該夷半在城內，半在船中」一句。它給人的感覺，是誠非身臨其境者不能寫出，簡直就跟真的一樣。伊裡布如果改行寫小說，水平一定不差。

這當然不由人不信。但這「真實的謊言」卻激起了道光皇帝的雷霆大怒：「伊裡布著革去協辦大學士，拔去雙眼花翎，暫留兩江總督之任，仍帶革職留任處分，八年無過，方准開復，以觀後效」！

奇怪！伊裡布雖然一派謊言，但好歹總算是「收復了失地」，奕山卻是「賠了夫人又折兵」，還倒貼600萬元的「贖城費」。然而兩人卻一個陞官一個罷官，這又是為什麼？

這就必須首先弄清楚：他們為什麼要撒謊。

伊裡布原本是可以不撒謊的。

伊裡布不是等閑之輩。他血統高貴，其家世可追溯到努爾哈赤的父親塔克世；出身正途，是嘉慶六年的二甲進士，滿族官員中少有的科班出身；官運亨通，四年間升遷七次；聖眷正隆，是道光皇帝最為看重的四大總督之一（其餘三人是兩江總督陶澍、直總督隸琦善和湖廣總督林則徐），並已由雲貴總督遷任兩江總督，且被看作善於鎮撫邊務之才，在雲南對付「蠻夷」很是得心應手。更重要的是，他的想法一開始和道光皇帝一樣，也是主「剿」的。君臣一心，他用不著做手腳。相反，在他看來，以欽差大臣的身份由兩江而至浙閩主持軍務，正是他揚名立萬的好機會。

然而一到浙江前線，伊裡布就發現情況不對。不但此時非彼時，此地非彼地，而且此夷非彼夷。挾堅船利炮渡海東來的「英夷」，和本國的「蠻夷」（雲南少數民族）根本不是一回事，完全不是他連哄帶嚇就能鎮得住的。渡海舟山，收復定海，就更是談何容易！作為長期在一線工作的封疆大吏，伊裡布以其聰明狡黠很快就意識到，浙江戰事絕無可為，萬歲爺交給他的任務，根本就完不成！

可是這些話他不能說。不但不能對皇上說，也不能對滿朝文武說。但又不能什麼都不說，什麼都不做，也就只能打馬虎眼，做小動作。《天朝的崩潰》一書詳盡地記述了伊裡布的這些煞費苦心的小動作。他一方面對皇帝虛與委蛇，一方面和英軍討價還價，甚至不惜放下「天朝大吏」的身份，把敵方當作同朝官僚來講價錢：「我們辦事，必令你們下得去，亦必令你們回得國，復得命。你們辦事須教我們下得去，教我們奏得大皇帝，教我們大皇帝下得去。」這就簡直等於說：你也不要打了，我也不要打了，我們兩個私下裡講個價錢，大家都讓點步，也都得點好處，各人回去糊弄自家皇帝好了！

這就使我想起廣州戰役中大黃窖炮台守軍將領戰前和英軍的講價：「你也不要放炮，我也不要放炮，誰都不要放炮。我可以放六次沒有炮彈的炮，給皇帝留面子，然後走掉。」

可惜洋鬼子不吃這一套，萬歲爺也不像想像的那麼好糊弄，其他官員更並非都是吃素的。浙江巡撫劉韻珂、江蘇巡撫裕謙、閩浙總督顏伯燾等人紛紛上奏言兵，京城裡的言官更是奏章不斷。終於，1841年2月10日，道光皇帝下詔，免去伊裡布欽差大臣差使，任命主戰最力的江蘇巡撫裕謙接任，「專辦攻剿事宜」！

這下子伊裡布方寸大亂。他知道自己已經失寵，亟欲親手收復定海，以為補救。碰巧，天上掉下來一個大餡餅，英軍居然主動同意撤兵。這樣的大功豈有讓給裕謙之理？於是伊裡布就立即由司令員變成了小說家，也就有了前面的那個故事。按照伊裡布的想法，萬歲爺聽到企盼已久的「捷報」、「佳音」，總應該是「龍心大悅」吧？

誰知這個自以為是的小動作卻反倒激怒了道光皇帝：朕早就要你進剿，早就要你進剿，你他媽的卻遲遲按兵不動，總說時機未到準備不足。現在好嘛，讓這一小股本可「盡數全殲」的「逆夷」逃之夭夭，你伊裡布不是混蛋是什麼！

對此，茅海建先生總結說：「在其開始，伊裡布還是誠實的。後來奏報與英方交涉，雖不乏『天朝』的大話，但大體情節仍為可靠。隨著道光帝一道道攻克舟山的嚴旨，他的奏摺越來越言不由衷，而獲知其已被免差後，竟滿紙謊言。」伊裡布自然有伊裡布自己的帳，但那種「容不得半點不同意見、強求一致的政治體制和君主作風」，難道不正是謊言的催化劑嗎？從這個意義上也可以說，伊裡布的撒謊，其實是逼出來的。

楊芳和奕山也一樣。

楊芳和奕山被派到廣州之前，琦善已被罷免。這當然是楊芳和奕山的前車之鑒。何況同時還有一道「明發上諭」。在這道諭旨中，道光皇帝痛斥琦善的「辜恩負國」和「喪失天良」。道光皇帝說，琦善「被人恐嚇，奏報粵省情況，妄稱地利無要可扼，軍械無利可恃，兵力不固，民情不堅。摘舉數端，危言要挾，更不知是何肺腑！」事情很清楚，既然如實陳詞是「危言要挾」，實事求是是「辜恩負國」，實話實說是「喪失天良」，那麼，楊芳和奕山除了撒謊、編謊、捏謊，又還能有什麼別的選擇呢？

因此，楊芳和奕山幾乎是一到前線就撒謊。不像伊裡布，挨到最後才撒起謊來，效果當然不好。楊芳和奕山的撒謊可以說是有計劃有步驟有預謀的，至少，也做到了穩紮穩打步步為營。事實上楊芳剛到廣州，清軍就打了一個敗仗，琶洲、獵德、二沙尾炮台淪陷。然而楊芳卻在奏摺里隻字不提，僅虛筆帶過，道是英軍前哨「探至省城相距十餘里游奕」。然後筆鋒一轉，大談自己如何布防，宣稱「可以仰慰聖廑」。遠在北京的道光皇帝哪裡知道「省城相距十餘里」是什麼概念？又哪裡知道「游奕」是什麼意思？只是感覺情況尚好，於是在上諭中稱「覽奏稍紓憂念」。

這是1841年3月6日的事。3月12日和3月17日，楊芳又再次上奏，謊稱清軍「大捷」，殺敵無數，弄得道光皇帝興奮莫名，諭令正在途中的「靖逆將軍」奕山「一俟大兵齊集，即設法斷其歸路，痛加剿洗」。道光皇帝的上諭是4月2日發出的，而事實是，早在3月18日，英軍便肆虐於省河，廣州城岌岌可危。於是，楊芳便只好在3月22日和廣州將軍阿精阿、廣東巡撫怡良聯名上奏，請求道光皇帝批准恢復通商，理由是「逆夷」在我痛擊之下，「今俱不敢妄圖」，只不過「希冀照常貿易」而已。因此不妨「將計就計，冀其墮入術中，於剿辦或有把握」。4月3日，等得心焦的楊芳、怡良又再次上奏，請求批准通商，「暫作羈縻，以便從容布置，可期計出萬全」。在楊芳等人看來，我軍既然打了那麼多勝仗，萬歲爺該給個面子了。

誰知道光皇帝覽奏勃然大怒。他的憤怒也不是沒有道理的：「若貿易了事，又何必將帥兵卒如此徵調？又何必逮問琦善？」是啊，何必呢？

楊芳等人沒有話說。因為他們不能說：「我們根本就打不贏。不同意通商，別無出路。」

於是只好接受處分：革職留任，以觀後效。

相比較而言，奕山的運氣要好得多。當然，他撒謊的本事也大得多。

奕山也是一到廣州就撒謊的。而且，論膽量，比楊芳還大；論水平，比伊裡布還高。奕山和伊裡布一樣，也會編故事，但內容更豐富，情節更生動，文學性和可讀性也更強。和奕山相比，伊裡布已不能算是「作家」，只能叫做「寫手」。

奕山的「代表作」是他6月4日的奏摺。這道奏摺的背景，前面已經講過，是5月24日英軍進攻廣州，25日全部登陸完畢，當日即佔領越秀山炮台，置廣州城於其野戰軍炮口之下，26日奕山向英軍求和，27日達成停戰協定，31日付清全部賠款。現在要做的，是如何誘使道光皇帝批准已成事實的賠款與通商。

於是奕山編了一個故事。

奕山說，據守城士兵報告，城外有夷人向城內招手，好像有什麼話要說。參將熊瑞探頭一看，見有夷人頭目數人，用手又指天又指心的。熊瑞不懂，叫來翻譯詢問。這才知道，這些夷人要求見大將軍，說是「有苦情上訴」。總兵段永福聽了，便大喝一聲道：我天朝堂堂大將軍豈肯見你？「奉命而來，惟知有戰！」該夷目一聽，就摘去軍帽，屏退左右，把所有的武器都仍在地上，望著城牆就行禮。我方翻譯官就下城去問他，說你們這些傢伙抗拒中華，屢肆猖獗，到底有什麼冤抑？原來，英夷是靠通商過日子的。如果不準貿易，貨物不能流通，「資本折耗，負欠無償」，那就沒法活了。只因「兩邊炮火轟擊，不能傳話」，只好跑到此地來，「求大將軍轉懇大皇帝開恩，追完商欠，俯准通商」，夷等保證立即退出虎門，交還各炮台，再也不敢惹是生非。

這當然是無中生有，信口雌黃，顛倒黑白，勝敗戰和的關係完全反過來了。賠款求和的敗將成了擺譜端架子的，而且「奉命而來，惟知有戰！」手持利器咄咄逼人的強盜反倒成了苦苦求情的「冤民」，而且可憐兮兮。這可真是從何說起！

但那細節，卻又「真實」得不能再「真實」。又是「指天指心」，又是「免冠作禮」，又是「屏其左右」，又是「盡將兵仗投地」，其間還夾雜著諸如「向城內招手，似有所言」和「熊瑞不解，即喚通事（翻譯）詢之」的情境，不由人不相信。

當然，奕山的「成功」，主要還不在他的謊撒得有多「圓」（伊裡布和楊芳的謊撒得也很「圓」），而在於道光皇帝的心思發生了變化。道光是一個資質平平，胸無大志，只想得過且過（即所謂「守成」）的人。他對這場戰爭，既無必勝的信念，其實也無必勝的要求。他最關心的，是戰爭何時結束（釁端何時可彌）；最擔心的，是不要沒完沒了。因為那樣太費錢。他曾對伊裡布說：「試問內地之兵民，國家之財富，有此消耗之理乎？」所以，他原本是打算以通商為條件來結束這場戰爭的。在同一段硃批中，他還對伊裡布說：「好在彼志在通商，又稱訴冤，是我辦理得手之機，豈非片言片紙，遠勝十萬雄師耶？」從這個意義上講，除了不該賠款外，奕山他們還真沒什麼錯。

那麼，同樣是「設法羈縻」，同樣是「懇請通商」，伊裡布和楊芳怎麼就錯了呢？原來，道光皇帝的底線，除了「志在通商」以外，還有「又稱訴冤」一條。然而「英夷」的表現卻讓皇帝陛下失望：不但沒有苦苦求情，反倒十分囂張，簡直就是「桀驁不馴」。如此「不識好歹」，豈能不狠狠教訓、迎頭痛剿？所以，伊裡布「收復」失地，他不喜反怒；楊芳奏請「以通商換和平」，他不依不饒。但等到奕山簽訂城下之盟時，他似乎心灰意冷，不再在意「剿」得「痛快」不「痛快」了。只要「剿」過一回的，也就對付。何況奕山的謊撒得多麼好啊！萬歲爺不是很在意「又稱訴冤」嗎？那就讓該夷好好訴一回「冤」就是！反正那些「逆夷」也看不到自己的奏摺。可見，撒謊也不容易，一要有技巧，二要碰運氣。奕山運氣好，對上了皇帝的心思，所以他「成功」了。

然而謊言畢竟是謊言。「英夷」既然並非是來「申冤訴苦」的，當然不會因此就像奕山說的那樣安分守己、「不敢滋事」。相反，他們更加囂張猖狂，趾高氣揚。1841年4月30日，原先一直代表英國政府和中方打交道的「駐華商務總監督」義律被內閣免職（8月8日接到通知）。8月10日，英國新任「全權公使大臣」璞鼎查到達廣東，駐節澳門（同船到達的還有新任遠征軍海軍司令巴加），當日即發出照會，要求重開談判，並聲稱在英方感到滿意之前，英軍將不停止進攻。8月21日，英軍主力果然向北開進，璞鼎查本人也於22日登上戰艦由粵北上，一副戰爭不但沒有結束，而且剛剛開始的架式。

這就離奕山所奏「永不滋事」相差太遠了。奕山的辦法是繼續撒謊。奕山等人說，義律之所以獲罪，是因為「連年構兵」（事實只好相反，義律被免職，是因為英國外相巴麥尊認為他過於「軟弱」和「謙卑」）。義律心懷不滿，便故意不把我大清皇帝已恩准通商之事告訴璞鼎查。璞鼎查不明真相，又不等待我方的復照，便匆忙「出洋北駛」。這是上了義律的當。義律的鬼心眼是：璞鼎查倘若北上懇求碼頭，很可能開炮啟釁。戰爭一旦打起來，他就犯了和義律相同的錯誤，義律也就正好「為己卸職」。好在廣州知府余保純已向「副領事」（其實是秘書）麻恭傳達聖諭，並行勸阻，該麻恭聽宣後也頻頻「點頭稱善」，表示如能中途趕上璞鼎查，「定當遵諭傳知」云云。

這又是連影子都沒有的彌天大謊，然而道光相信。因為他自己御下的那些文武大臣就是這麼勾心鬥角的。何況在奕山等人的筆下，義律、麻恭等「夷目」無不「情詞恭順」，當然也就不會把這十萬火急的軍情太當回事了。

奕山等人又一次矇混過關。

事實上奕山他們不撒謊也不行，因為謊言掩蓋不住真相。於是他們就只好用新的謊言去彌補舊的破綻，然後再用更新的謊言去做手腳。至於這個謊撒到什麼時候是個頭，大約他們心裡也沒有底，也就是做一天將軍撒一天謊吧！

奕山的謊言騙得了皇上，騙不了他的鄰居。就在廣州城大小官員彈冠相慶的時候，一省之隔的閩浙總督顏伯燾，便出奏彈劾奕山謊報廣州戰況。這一回璞鼎查北上時，顏伯燾也沒有上奕山的當。他並沒有相信奕山的鬼話，也沒有放鬆對英軍的警惕，而是在廈門嚴陣以待。

但即便這個顏伯燾，也同樣是個撒謊的。當然，是在戰敗以後。

廈門戰役可謂慘敗。因為這一回，清軍是有足夠準備的。1841年2月17日，顏伯燾來到福州任所，即全力以赴投入戰備。3月2日，顏伯燾抵達廈門，便立即著手改造防務。到8月下旬開戰之前，歷時5個月，耗銀150萬兩，終於將廈門建成大清帝國疆域內最強大的海防要塞之一。

然而這個最強大的海防要塞卻不堪一擊。

戰爭是在8月26日打響的。下午1時45分，港內風起浪涌，英艦紛紛起錨進攻。顏伯燾則坐鎮城中，親自指揮廈門島南岸、鼓浪嶼、嶼仔尾守軍「三面兜擊」來犯之敵。經1小時20分鐘炮戰，鼓浪嶼三座清軍炮台被敵打啞。下午3時45分，即開戰兩個小時後，英軍在廈門本島登陸。15分鐘後，石壁陣地陷落。未久，全島各陣地均告失守。顏伯燾這一回可是親身體驗到什麼叫「灰飛煙滅」了。只不過，「灰飛煙滅」的不是「強虜」，而是他精心構造的防線！

絕望的顏伯燾和興泉永道（管轄興化、泉州、永春二府一州的道台）劉耀椿「同聲一哭」，然後率領文武官員連夜逃往同安，守城士兵也都逃之夭夭。次日清晨，英軍不費一槍一彈就佔據了廈門城。此戰，清軍戰死總兵1員，副將以下軍官7員，士兵難計其數，英軍則僅戰死1人，傷16人，然而顏伯燾的戰報卻說他擊沉英輪1艘、兵船5艘！

顏伯燾也開始撒謊了。

事實上，廈門戰敗後，顏伯燾「便與其曾彈劾過的奕山之輩同流合污，在謊言中消磨日子」。當然，謊言只是對皇帝、對朝廷說。私下裡，則「暢論英夷船堅炮利，紀律禁嚴，斷非我師所能抵禦」。聽到這話的人都暗中竊笑：他怎麼「前後如出兩人」？

的確是「如出兩人」。因為顏伯燾原本是唱高調的。

顏伯燾曾是鐵杆的「主剿派」。1941年初，顏伯燾剛剛就任閩浙總督，就和浙江巡撫劉韻珂聯名上奏，要求啟用已被罷免的「鷹派」官員林則徐，「會同伊裡布籌辦一應攻剿事宜」。這等於是指責伊裡布「剿賊不力」。伊裡布是顏伯燾在雲南多年的老上司。顏伯燾如此翻臉不認人，只能解釋為他對伊裡布按兵不動的「鴿派」傾向不滿，同時也說明他確有一片「忠君報國」之心。這時，他和劉韻珂、裕謙（江蘇巡撫）這些「鷹派」（主剿派）的態度是一致的。同樣，這些「鷹派」官員也都是一片「忠君報國」之心的。

但是，廈門戰役以後，他不再唱高調了，改為撒謊。不唱高調的原因很簡單。作為敗軍之將，他比誰都清楚：「英夷」「斷非我師所能抵禦」。但這話不能說，至少不能公開說，不能對皇帝說，對朝廷說，也就只好撒謊。

和顏伯燾相類似的官員將領不在少數。比如接替顏伯燾繼任閩浙總督的廣東巡撫怡良就是。怡良曾是林則徐的密友，一紙彈劾琦善的奏章使他名滿天下。但是很快他就不唱高調了，還和楊芳一起向英軍妥協。就職閩浙後，道光皇帝曾下令要他進攻鼓浪嶼，怡良卻陽奉陰違一再敷衍。他對手下說：你們只許嚴防死守，不許貪功挑釁。如果我們這邊開火，「英夷」一定會「撤浙省之兵船來與我對抗」，這樣我們福建就等於是替浙江受禍了。怡良的官職是閩浙總督，浙江也是他的轄地。只因為浙江軍務此刻不歸他管，便如此以鄰為壑。借用道光皇帝痛斥琦善的話，真不知「是何肺腑」！

怡良其實是把事情看透了。他在一封私函里說：「夷務不可為，閩事更不可為，兵不可撤又不可留，真無如何！」

但也只是在私函中說說而已。

實際上，幾乎所有親身接觸前方戰事的官員都有一個由「剿」而「撫」、由「鷹派」而「鴿派」的過程。怡良如此，顏伯燾如此，琦善、伊裡布、楊芳、奕山，以及後來出場的耆英、牛鑒，也如此。耆英在盛京將軍任上、牛鑒剛剛出任兩江總督時，也都是唱高調的。但等到耆英行至浙江、牛鑒兵敗吳淞後，兩個便變成「主撫派」的頂尖人物了。

對此，茅海建先生有一個總結。他說：「在粵、閩、浙、蘇戰區四省中，負有實際責任的官員都變成了主『撫』者，再也找不到主『剿』者了，就像我在非交戰省區也同樣找不到主『撫』者一樣。」其原因，他認為是戰區的地方官負有實際責任，由不得他們像非戰區的官員那樣可以不負責任地大唱高調。我認為還有一點也很重要，就是戰區的地方官身臨其境，比誰都清楚「夷務不可為」，大清帝國在這場戰爭中根本就沒有取勝的希望！

問題是他們誰都不說。因為誰說誰是「漢奸」，誰說誰是「奸臣」，誰說誰是「賣國賊」！要知道，他們畢竟是帝國時代的人。帝國是一種沒有言論自由的制度。它在每個人的頭腦里都設定了一個哪些話可以說哪些話不可以說的程序，也設定了一個保持「輿論一律」的基調。在當時的情況下，這個基調就是：大清帝國是蓋世無雙的，大清江山是固若金湯的，大清軍隊是戰無不勝的，而大清皇帝是永遠聖明的。因此，一切來犯之敵都是應該而且可以「迎頭痛剿」的。是啊，大清帝國是「天朝上國」，那英吉利則不過「蕞爾島夷」！「夷」已不足畏，何況乎「島夷」？所以，誰要說「夷務不可為」，那他就必是「漢奸」無疑！

那麼，誰又敢拿自己的腦袋開玩笑？

於是，不負實際責任的就唱高調，負有責任的就說謊話。可見，謊言與高調，是一枚硬幣的正反兩面。謊言之前必是高調，高調之後必是謊言。謊言往往是高調逼出來的。由此得出的結論也很簡單：要想杜絕謊言，必先從杜絕高調始！

那麼，奕山等人一開始就不撒謊，就說實話，不行嗎？不行。專制制度決定了，一個官員只能看著萬歲爺的臉色說話，甚至看著頂頭上司的臉色說話。他們想聽什麼，就說什麼。不想聽的就不說，瞞著。實在瞞不住，就撒謊。再瞞不住，就再撒謊，惡性循環。

所以，奕山等人不但要撒謊，而且只能朝著一個方向撒，即掩蓋敵方武力的強大和氣焰的囂張，而不是相反。按說，打了敗仗，為了推卸責任，是應該誇大敵情的。但奕山等人並沒有這樣做，反倒一再說「逆夷」如何「情詞恭順」，如何「訴冤叫屈」，如何「卑躬屈節」。因為萬歲爺就好這一口。而且，不明真相的朝野上下也都好這一口。

於是問題就比較明朗了。這就是：大清王朝的君臣為什麼都喜歡聽這種話呢？

答案也只有一個，就是他們吃慣了鴉片，有鴉片癮。只不過，他們不認為是鴉片，也不管它叫鴉片，而叫做「天朝體面」。有時候，也叫「愛國主義」或「英雄氣概」。

眾所周知，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我們民族都沉浸在一種「天朝大國」的良好的自我感覺之中。在我們看來，人類居住的這個地方，叫「天下」。天下的中央住著我們，叫「中國」。中國的皇帝是天的兒子，叫「天子」。天子的王朝是最偉大的，叫「天朝」。天朝的臣民是最優秀的，叫「華夏」。周邊那些國家因為離天子太遠，無法接受天朝的禮樂教化，因此不開化，是野蠻人，叫「蠻夷」。「蠻夷」和「華夏」之間，是「君臣」關係，或「文明人」與「野蠻人」的關係，根本就不平等。「蠻夷」到「中國」來，要麼是來「朝貢」的，要麼是來「觀禮」的，要不然就是來「乞恩」或者「喊冤」的。因此「天朝」無「外交」，只有「理藩」（即打理「中國」與「藩國」的事務）。直到耆英等人簽訂城下之盟時，使用的也仍是「恩准」字樣（比如「恩准」五口通商）。明明是人家強迫我們訂立不平等條約，還要說是我們「恩准」，這不是自欺欺人是什麼？

然而不說「恩准」是萬萬不行的。不說，就是「大不敬」，就是「賣國賊」。同樣，不說「逆夷」「聞風懾服」，「實無能為」也是不行的。不這樣說，就是「膽小鬼」，就是「助夷氣焰」，就是一屁股坐到敵人那邊去了，誰敢擔這個罪名？也就只好說「夷不足畏」。

當然，誇大敵情的時候也有，比如說到1841年第二次定海之戰時就是如此。在許多論著中，這次戰役往往被描述成一個激動人心英勇壯烈的故事：定海三總兵（定海鎮總兵葛雲飛、浙江處州鎮總兵鄭國鴻、安徽壽春鎮總兵王錫朋），率孤軍五千，奮力抗擊英軍萬餘人的圍攻，血戰六天六夜，終因寡不敵眾而陣亡。

這當然感人至深，可惜並不完全是事實。三總兵率軍抗戰是真的，英勇奮擊也是真的，以身殉國就更是真的，但據茅海建先生的考證，敵軍並沒有萬人之多（更沒有二三萬），而是只有四五千；也沒有「血戰六天六夜」，而是只有不到一天時間，從1841年10月1日早晨開始，至下午2時許結束。整個戰鬥中，「英軍並未遇著堅強的、有效的抵抗」，「只付出了戰死2人、受傷27人的微小代價」。敵情，或者說我方的壯烈程度顯然被誇大了。

誇大的原因也很多，比如「清方官員在報告中偽諱粉飾已成風氣」就是。所謂「偽諱粉飾已成風氣」，也就是吃鴉片吃慣了。但這種尚待核實的說法在當時和後來卻幾乎視為信史，一些以「嚴謹治學」為標榜的人也寧信其真不疑其偽，就值得深思了。

我認為，這隻能說明鴉片的毒素已滲入我們民族的骨髓。從至尊天子，到尋常百姓，都喜歡聽謊言。或者說，喜歡聽好話、「吉利」的話、歌功頌德和「鼓舞人心」的話。至於這些話是否真實，或者有幾分真實，則是第二位的事。於是，我們聽到的，便是經過了處理的信息，其中不好聽不順耳的部分已被過濾，好聽順耳的部分則被放大。這樣的信息，即便有一定的真實性，歸根結底也是不真實的。老話說，知己知彼，百戰百勝。如果靠不真實的信息來指揮戰爭，你說是該勝還是該敗呢？

戰敗之後，能做的事情也就是道德的譴責了，包括將1840年的這場戰爭稱之為「鴉片戰爭」。其實，英國人發動那場戰爭，決非為了走私鴉片。相反，英國外交大臣巴麥尊在其對駐華使節的訓令中一再表示：「女王陛下的政府絕不懷疑中國政府有權禁止將鴉片輸入中國，並且有權查獲和沒收那些外國人或中國臣民不顧適當制定的禁令而輸入中國領土內的任何鴉片」。他還訓示：「女王陛下的政府對於這件事情不提出任何要求」。事實上在《南京條約》中也沒有開放鴉片貿易的條款。因為在英國人那裡，這原本是一場「通商戰爭」，而不是「鴉片戰爭」。正如費正清先生《中國：傳統與變遷》一書中所言：「其實英國在要求外交平等及商業機會等方面代表了西方各國的願望。如果不是英國，那麼別的國家也會這麼做的。至於英國在華貿易的重點是鴉片而非茶葉或其他什麼商品，這只是歷史的巧合罷了。」

但即便是要求外交平等及商業機會，為此發動戰爭也不得人心。因此英國政府提出的戰爭議案最後只能以271票對262票的微弱多數勉強通過，而且被「反戰派」在議會辯論中稱之為「鴉片戰爭」。可見這個說法是英國人用來諷刺自己政府的。我們跟著英國的反對派這樣說也沒有什麼不可以，但如果當真以為那就是「鴉片戰爭」，並由此獲得了一種道德上的優越感，那恐怕就反倒有點吃鴉片的味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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