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最牛報館邀請此人入職遭拒，別人說他愚笨，其實他那是智慧

20世紀二三十年代，《大公報》一度在全國報界執牛耳，削尖腦袋想進報館的人比比皆是。可有一個人卻「不識抬舉」—在報館做了一段時間兼職的他，很受報館主事者的賞識，一再被邀入館，可他寧做「票友記者」，也不做職業報人。這人便是陳紀瀅。

陳紀瀅本是哈爾濱吉黑郵政管理局的員工，他喜歡讀書，業餘還努力寫作。日積月累，也就有了一定的文字功底。「九·一八事變」前，《大公報》常以東北問題為言論中心，以期喚起國人注意。後來，《大公報》在東北的派駐記者遭到日方嚴密監視，甚至非法逮捕，行動日漸困難。而一旦杜絕消息來源，新聞發布的真實性、權威性就會大為動搖。當時，陳紀瀅任吉黑郵政管理局的郵袋管理組組長兼郵件檢查事宜。《大公報》知悉他的身份便於獲取消息，且有種種便利後，就託人聯繫。陳紀瀅考慮到這是一樁愛國行為，而不是簡單的新聞工作，就答應做了《大公報》的東北秘密通訊員。從此，他借著《大公報》這一平台，有了到偽滿洲國、新疆等地採訪的壯舉，這在那個時代是一般記者做不到的。

論人品，論能力，論業績，陳紀瀅都可圈可點。時間一長，《大公報》的主事者有意招納，要他辭去郵局的職務，全心全意為報館服務。他的同行也多次勸他做個實實在在的《大公報》人。可陳紀瀅都不買賬，以至於被認為「不識好歹」「愚笨至極」。

實際上，陳紀瀅並不愚笨，他心裡有自己的小算盤。原來，他是郵局的正式員工，而且不斷提升，有了一定的權力。他曾說：「我在郵局的薪水，每月已可拿到120元大洋，再加津貼每月有130元。而且以後永遠靠資歷升遷，無故既不憂慮被開除，也不用藉助絲毫人事關係，就可以永保這個『鐵飯碗』。再者，我已有六年資歷，我在吉黑、上海都已有兩任組長的經歷，我的前途，可以說在穩定中無量。在郵局，雖然沒有什麼名，利卻有的是，怎麼能輕易捨棄呢？而入館的話，是是非非很多，一時受領導器重、得同仁歡迎，可人事一變，遭排擠、被解僱，豈不悔恨？」

陳紀瀅始終不入館，還有一個理由：他的父親是一個律師，按理是開明的，可老人家偏偏對新聞記者這一行不感冒，極不樂意他當記者。起初，陳紀瀅給報館寫稿、投稿，都是偷偷摸摸地進行。「東窗事發」後，老人家雖沒有嚴厲斥責陳紀瀅，態度卻是明確反對；陳紀瀅不加收斂，還時不時調整時間到報館幫忙，老人家就更生氣了。好在《大公報》是正規報，影響力大，老人家最後拗不過就勉強同意了。

鑒於種種原因，陳紀瀅最終沒有加入《大公報》，而是長期做一名通信員與投稿者。從1931年年底與《大公報》發生關聯，到1946年5月辭職，陳紀瀅為《大公報》工作長達15年之久，也在新聞界和文學界產生了一定的影響。

陳紀瀅的前半生，一邊在郵局上班，一邊在報館工作。這樣「腳踏兩隻船」，是對還是不對，是幸還是不幸，旁人都不好說。於他自己而言，在那個年代，「記者、作家容易得浮名，但很難填飽肚子。我仗著有吃飯的職業，所以才敢從事文藝工作……默默中也有我的『智慧』與『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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