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星

城邦，即Polis，是古典世界特有的產物。之後，無論是中世紀的自由城市，還是今天如紐約、東京一般的大都市，都不復具有城邦特有的精神。城邦並非城市。就像教會與教堂的關係一樣，前者指的是信仰共同體，而後者指的是前者活動的載體。希臘的城邦，早已如羅馬軍團一般永絕於史，而城邦的載體——城市，卻仍有不少遺迹可供訪尋。城邦指的是各家、各部落互相結合而形成的政治與宗教共同體，而城市是這個團體進行集會、居住和神廟的所在。對於中文世界的讀者來說，南方大宗族和祠堂之間的關係可能最為近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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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132年，羅馬帝國皇帝哈德良在雅典衛城的北側仿照古羅馬廣場的建築風格，建立了哈德良圖書館，

小共同體生活

Polis有時被翻譯為City-state即城市國家，但後者的譯名忽略了政體的差異，並不完全準確。在地中海東岸，存在許多城市國家，如以航海聞名的推羅、西頓，但它們都是由東方式的諸王所統治，並非古希臘式的城邦。柏拉圖在名著《理想國》中論及他理想的城邦，該書的希臘文拼寫出來就是Politeria，為城邦一詞的變體。

小共同體的生活還體現在，城邦的公共建築都與其他文明有著顯著的區別。在東方社會，如埃及與美索不達米亞，大多數城市的主要建築都是國王的宮殿，以及紀念碑性質、宣揚王威和神聖的建築，比如宏大的神廟、金字塔、巨大的墓葬等。但是在古希臘，沒有一個城邦能負擔起這麼大規模的建築，它們的建築一是要小得多，二是反映的是整個共同體的利益。比如大家耳熟能詳的希臘風格神廟，最早是出現於科林斯，特徵包括由凹槽的石柱、花磚和三槽板間平面等。這一風格很快就傳遍了希臘世界，而且很快各地都有了自己的風格。貴族不是把錢投入到自己的墓葬上，還是願意贊助建立這些公共的神廟來獲得聲譽。特別有趣的是，贊助者並沒有和這些神廟聯繫在一起。

和現代城市相似的是，這些城市有專門的公眾活動場所，是專門選定、用於公眾聚會和歡慶的中心。它們必須解決很多現代城市的問題：制定規劃、建立公共供水和廢物處理系統、公平合理地分配住房、劃撥空地來建立法庭、議事堂和神廟等公共設施、拆除違章建築等。

古希臘人推崇的節制，在生活上也處處得到反映。從著名的帕特農神廟外觀上和浮雕上，都是美學典範，這一傳統至今仍在深深影響著當代社會的審美。強健適度與比例協調，使得飲食學與體育館應運而生。平衡、勻稱和適度的要求，深深影響了古希臘人的日常生活，也導致一些身體殘疾的人群，受到比智力殘疾的人更深的歧視。在斯巴達，法律直接要求殺死出生時身體有殘障的嬰兒。在亞里士多德和柏拉圖設計的理想法律中，也都包含有類似的規定。

小共同體生活是嚴格建立在排斥異質的基礎之上。比如居住在雅典的外邦人，不僅沒有任何政治權利，也不能在阿提卡購置房地產和與雅典公民通婚。他們大多數從事手工業或者商業，除了要承擔兵役和贊助合唱隊之外，他們還要每年繳納外籍居民稅——成年男子12德拉克馬，女性6德拉克馬，1德拉克馬相當於熟練工匠1天的收入。伯里克利曾經通過一部法律，只有父母都是雅典人，才能取得雅典的公民權。當5年後，伯里克利與妻子離婚，與一名來自米利都城的女子同居生下一子，起名伯里克利。小伯里克利便因為這部法律沒有獲得雅典公民身份，直到老伯里克利16年後死於黑死病，才取得了公民權。

現代的公民權利，在城邦中是不存在的。公民完全屬於城邦。宗教傳說產生國家，國家又用一切手段來維持宗教。公民有保護國家的義務，在雅典和斯巴達，兵役都是終身制的。城邦可以要求女性獻出珠寶、債權人出讓債權、農民交出橄欖油。城邦甚至可以要求改變人的正常感情：在斯巴達一次大敗後，公民傷亡慘重。聽到這個消息後，戰死者的父母必須滿面笑容，前往廟裡去謝神；而得知兒子要平安歸來的母親反而要在公眾面前悲哀和哭泣。這就是城邦的威力。國家獨攬教育大權，而且可以以城邦的名義懲罰任何人。蘇格拉底之死就是因為被認為教導青年不敬城邦之神；阿里斯提德被流放，不是因為他犯下任何罪名或者有任何嫌疑，是因為他品行優良、深獲民眾信任，因此有危及城邦利益的可能，需要進行預先懲罰。據亞里士多德說，希臘所有實行民主制度的城邦都有類似的做法。在雅典，對城邦缺乏好感的公民，會被安上「無公民品德」的罪名；在發生爭執時，雅典公民不準騎牆和中立，必須追隨一派反對另一派，否則法律將予以嚴厲懲罰，奪走公民權；也不存在可以隱居山林的哲學家或者研究人員，他們必須去議會投票、根據要求出任官員。這就是亞里士多德名言的來源：「人是城邦的動物」「城邦之外，非神即獸」。

還有一件事情，是現代的巨大領土國家公民難以理解的。那就是城邦只相當於今日一家公司的規模，在這個層級的組織裡面，很多事情都可以變得相當直接。對於一名富裕的公民來說，他為公共事務繳納的款項，不是稅單上一個冷冰冰的數字，而是變成了節日里的一台戲劇、一次宗教遊行或者一條水上的戰船，可以直接在自己的同胞面前獲得榮耀。

《科林斯的最後一天》，19 世紀70 年代，托尼·羅伯特- 弗勒里，布面油畫

城邦的退場

公元前3世紀末葉，有一位希臘人向自己的同胞發出警告「雲在西方升起」。這就是龐然巨物羅馬即將成為希臘人和地中海世界主宰的前夜。公元前146年，羅馬共和國在科林斯打敗了希臘人的最後抵抗。這個地點頗有象徵意義，因為正是在公元前481年，也就是近三百年之前的科林斯，希臘人發誓抗擊波斯。亞該亞同盟在科林斯之戰後解散，標誌著希臘最後一個城邦聯盟的完結。擊敗希臘人的羅馬統帥在文化上卻成了希臘人的俘虜：他精心策劃，將科林斯的主要藝術珍寶裝船運往羅馬。

甚至連猶太人，都受到了希臘文化的巨大影響。聖經的《舊約》是由猶太人的希伯來文寫就，而《新約》就是由操希臘語的非猶太人基督徒寫就，這是因為當時希臘語已經成為地中海東部的通用語言。

然而，在普世宗教出現後，城邦成員身份獨一無二、神聖不可逾越的意識逐步被衝擊、垮塌。使徒保羅向希臘城邦各處的教會發出的書信，成為新約的重要篇章。「天下一家」的觀念出現後，對於城邦制度來說，或許是比蠻族的襲擊更為致命的打擊。在政治和意識的雙重衝擊下，古典城邦制度迎來了最終的消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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