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光宇：朝鮮王朝正祖君臣的「宋史」認識與《宋史筌》之修撰
朝鮮半島對中國文化的吸收，主要來自國王和儒林對中國典籍的購求和嗜讀。朝鮮王朝（1392—1910年，下文簡稱「朝鮮」）的「每一國王大抵都是中國書卷不離手，而於一般興亡成敗之跡都能瞭然於胸中」。中國的史書，在其中有著重要地位，其編修的體例、筆法、史觀等，也對朝鮮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值得注意的是，朝鮮官私還曾一度大量編修中國史書，尤其以宋、明史書為主。這一現象，已得到了中韓學者的關注。如???認為：18世紀中葉，朝鮮以「胡虜無百年之運」為名分的「中華恢復意識」被拋棄，「文化自存意識」得到強化，出現了「文化上的華夷觀」，為宋、明重修或撰修史書，成為體現朝鮮「中華繼承者」身份的一個重要象徵。 孫衛國認為，朝鮮當時崇祀明皇的壇廟已然健全，在清朝「德化」政策的感化下，國王擔心朝鮮人忘記明朝的恩情，而倡導編修明史。 概括來說，其背後都體現著朝鮮長期以來「小中華」意識的進一步膨脹。加之，朝鮮一直將朱熹《通鑒綱目》的「春秋筆法」奉為圭臬，其所編的中國史書，都是這種「小中華」意識與正統論下修史觀念結合的產物。
正祖（1776—1800年在位）是朝鮮後期好學有為的君主，酷愛讀書，還喜編印書籍。他參與纂修或親撰的書籍數量是朝鮮之最，也是唯一出版御制文集的朝鮮君王。他創設的奎章閣對朝鮮後期的文化發展貢獻頗多。正祖時期官方修史成果之數量、種類都是歷代之最，國王對官方修史活動的干預也達到了一個高峰。朝鮮正祖朝官方編修的宋、明史書中，地位最為特殊的，莫過於《宋史筌》。《宋史筌》是以元修《宋史》為藍本進行改修，由正祖親撰和御定，眾多閣臣、儒生等參與編校而成的一部「宋史」。一方面，該書是繼《高麗史》之後，朝鮮官修的另一部紀傳體史書；另一方面，該書又是朝鮮國王親撰的紀傳體中國史書，這在朝鮮史上僅此一例。《域外所見中國古史研究資料彙編·朝鮮漢籍篇》第9—12冊即收錄該書。部分學者已認識到了該書的地位和價值，從不同視角，對其做了詳略各異的介紹或研究。這些成果多討論了《宋史筌》的纂修背景、義例、體例特點，及其與《宋史》等史書的關係等相關問題。但綜觀學術史，仍有進一步探究的空間。首先，多數文章對該書的卷數、成書時間、義例內容、是否刊印等細節問題上，尚存錯漏，或相互抵牾之處；其次，尚缺乏史學史視角的研究，忽略對該書的撰修過程、義例演變的論述，對成書背景的探討也有顧此失彼之處。拙文從史學史的研究視角，對該書的成書背景、編修過程、凡例變化、評價影響等進行系統性、宏觀性的研究；並爬梳前人成果，對有關研究的細節疏誤也嘗試做出釐正。
一、《宋史筌》的撰作動因與正祖君臣的「宋史」認識
《宋史筌》是朝鮮後期官修的中國史書中，極為特殊的一部。正祖君臣撰寫一部紀傳體「宋史」的動因，即深刻反映了他們的「宋史」認識。
第一，正祖君臣不滿於脫脫之《宋史》，對明朝的官私改撰也不以為然。《宋史》始撰於元朝末年的元順帝至正三年（1343年），約兩年半後修成，凡496卷，其中《本紀》47卷、《志》162卷、《表》32卷、《列傳》255卷，約500萬字。雖有宋朝史館撰修的國史資料作為基礎，因修史過於倉促，且卷帙浩繁，質量堪憂，這飽受後世訾議。正祖認為「史有四體，闕一不可」，包括「事」「詞」「義」「法」，而《宋史》「固未達此」。他批評《宋史》「體裁則乖謬，敘錄則氄雜，在諸史最無可觀」，甚至稱：「有宋一代之史，雖謂之闕焉可也。」徐命膺（1716—1781年）也認為「惟宋無史」，因《宋史》只是抄謄宋朝《實錄》，以類錯編而已，不懂筆削之法：「夫作史工拙，專在筆削。今不筆削，又何論其法乎？無法故無體，無體故無氣。」之所以要再修《宋史筌》，就是「第緣良史之不作，尚恨舊本之多疪，記言之傷氄龐，已失國乘之體。敘事之病，潦率第謄公移之文，原編既成於胡元，初非信筆。」即認為元修《宋史》不配於國乘的地位，敘事只憑抄襲，又不可信，絕非「良史」之書。李德懋（1741—1793年）也將《宋史》總結為「總裁之不學也，撰進之太促也」二弊。元修《宋史》可謂被朝鮮君臣貶得一無是處。
《宋史》不僅在史實考訂、文字體例、詳略得失上都存在問題，即冗而無法、史事缺訛；還將《宋史》《遼史》《金史》「三史」並列，不明宋之正統。明代重視程朱理學，也不滿元修《宋史》的筆法，官私頗多改撰。這些亦為朝鮮君臣所注意。《御定宋史筌義例》中，總結明代之「宋史」重撰道：
皇明洪武中，命宋濂改修未就。景泰中，周公敘上疏請自任筆削，又未就。王昂之《宋史補》、王洙之《宋元史質》雖曰改修，略而不詳；薛應旂之《續資治》、馮琦之《續紀事》雖曰該備，亦非紀傳；惟是王惟儉《宋史記》，與湯顯祖劉同升所編，號稱善史，而或沉汴水或失兵燹；柯維騏《宋史新編》體備而例正，尊王統而抑僣虜，先儒術而後吏事，正叛臣之罪以明倫綱，冣得史法，而王士禛僅得凡例一卷，今其全書亦可易得。則《宋史》遂無善本矣，御定之史所以作也。
徐命膺在《御定宋史筌箋》中，也評價《宋史》改撰：「改撰未遑於洪武，迄無完書。《續紀（事）》《續（資治通）鑒》之並行，而體叚自異。《（宋）史補》《（宋元）史質》之繼作，而詳略失當。」可見，正祖君臣不僅對《宋史》異常不滿，還指出明代官私的多次重撰或改撰活動，都頗不盡如人意。由於對明代史學和書籍流通的情況未完全掌握，在朝鮮君臣眼中，明朝所撰之「宋史」，不是撰局未竟，就是撰無善本，或是撰而不傳。甚至認為，這是「天意固自有所待也歟」，代替明朝，完成一部「宋史」，成為朝鮮君臣的心愿，也成為其展現文化自信的契機。
第二，朝鮮長期以來對宋制極度仰慕，並希望通過《宋史》達到鑒戒和資政的目的。「宋學」對朝鮮文明有著極為深刻的影響。朝鮮大力推行「文治」，以「性理學」作為立國思想，並逐漸形成了「士大夫與王共天下」的理政模式，這些都與宋的政治形態相似。從細節上來看，朝鮮繁複的官方修史機構和項目、奎章閣的建置等，也無不脫胎於宋制。宋朝是朝鮮的理想模範，因朝鮮在政治和文化制度上，長期效仿宋，所以對宋之文物時常懷有仰慕之情。朴趾源（1737—1805年）就一針見血地指出，朝鮮「立國規模，士大夫立身行己，全似趙宋」。正祖也曾言：「若有宋矩矱之正、文物之盛，與夫儒術之該性理、士習之重名節，即我朝之所尤尚者。」 「國朝治法政謨，稽之歷代，有宋最近之。」「我朝之尚於宋者，而久而靡已。」因為意識到，朝鮮和宋是如此相像，這種對宋文化的崇尚，就轉為對宋朝歷史的關切：「有其尚也，則宜急所征，苟欲征也，則莫良於史。」即通過學習宋朝歷史，有助於朝鮮國之治鑒。
朝鮮前期，幾朝國王都對《宋史》有著極大的興趣，或求或購。朝鮮世宗（1419—1450在位）「奏請……脫脫撰進《宋史》等書」；文宗（1450—1452年在位）時，「乃《宋史》……命付今去使臣之行，貿易以來」。端宗元年（1453年），又再次求書：「今賀千秋使之行，再請何如？」。次年（1454年），朝鮮才終於得到明朝頒賜的《宋史》，端宗還特地到宗廟告慰世宗和文宗。朝鮮君臣屢次未得《宋史》，也不放棄，表現了對宋朝歷史的極度關切。即便認識到《宋史》雖卷帙浩繁，卻「最為無可征」，正祖想要通過《宋史》資治的態度並無改變，仍言：「我東立國規度專仿宋朝，而治法政謨，亦多髣髴。故予《宋史》每年輒一遍看詳。」所以，「其為鑒戒，比他史尤切，故刪正正史而有《史筌》焉」。《宋史筌》即是在「慕宋」的心理下編撰的，這有助於對宋朝歷史的學習及將之作為龜鑒。黃景源（1709—1787年）即認為《宋史筌》有益於治教，「夫修史者，將以鑒前世之始終也……苟有以因宋之事，一以勉仁厚之治，一以戒委靡之患。則國家無疆之休，自此書始。」即要正祖通過反思《宋史》，既發揚其「仁厚之治」，也要防止因國政萎靡而致亂。徐命膺甚至將正祖御定《宋史筌》與唐太宗御撰《晉書》之景相媲美，唐太宗「能以勸戒於《晉書》者，發揮貞觀之治」，也期望正祖以修《宋史筌》為契機，成為聖王。
以右文王朝來講，宋優於明，宋之士風與朱子學發展，是朝鮮學人欽仰之對象。正祖時期對朱子學的推崇達到了一個高潮，編刊了大量朱子文集，考察儒生時也包括了對《通鑒綱目》的理解。同時，正祖強化他的君師形象，就是將朱子學作為文化上的自負，對《宋史》的關心也是重拾朝鮮文化自信感的標誌。與徐命膺等人強調宋朝的「寬仁」相比，正祖更重視士大夫的「該性理」、「重名節」。推崇《宋史筌》意味著進一步推崇「程朱理學」，體現出正祖希望藉此重振朝鮮「士風」和衰退的國運之用意。
第三，明正統、嚴華夷、重尊攘的「春秋筆法」之彰顯。正統論往往與民族觀交織在一起，在明正統的同時，也體現出「夷夏之辨」。明代頗具規模的「宋史」研究就是一場由正統爭辯而興起的史學活動。受中國傳統史學和本國根深蒂固的性理學影響，朝鮮的史書最嚴正統，較之於明朝，甚至有增無減。正祖曾言：「陳壽《三國志》，帝魏而寇蜀；脫脫《宋史》，黜帝昺。皆非正史。」因《三國志》《宋史》未能在史筆中貫徹理想的正統論，即認為他們不配列入正史之中。李德懋在《宋史筌編撰議》中寫道：
李楷曰：「宋之存亡，為中國之存亡。」旨哉言乎？然蒙古匪惟亡宋亡中國而已，宲亡宋史與中國之史也。《史筌》之作，紀二帝，傳三虜，添奸臣，搜遺民，此其大綱。王者之起，必有取法者矣。是奚但存宋史，抑亦存中國之史也，與高皇帝廓清元虜，再辟乾坤，匹美偉烈，猗歟盛哉。
這體現了當時朝鮮君臣心中深刻的尊攘觀念，被迫臣服於清的朝鮮，只能憑藉所謂「小中華」的優勢心態自居。他們聯想到無比仰慕的國家——文明富庶的宋朝曾亡於「夷虜之邦」——蒙元。朝鮮「南漢下城之恥，而屈於清人」也正如同「宋金故事之重演」。他更進一步地指出，宋朝之亡，不僅是中國之亡，更是「宋史」和中國歷史之亡。這種強烈的「存宋史就是存中國之史」，乃至於以朝鮮來存中國的觀念，是一種強烈的「中華繼承意識」，這種意識也成為了朝鮮為中國修史的正當性來源。《宋史筌》的撰作，是朝鮮的「歷史使命」，甚至可等同於朱元璋「廓清元虜」的功績，這給了正祖君臣極大的精神動力。
正是在這樣的歷史認識下，朝鮮君臣通過秉承「尊華攘夷」的正統史觀，用「春秋筆法」重撰中國史書，從而以修史的方式來隱晦地否認清朝的中華正統地位，彰顯自己作為「小中華」的地位。《宋史筌》正是這種觀念下的產物：「《宋史筌》就是一切依照春秋義理，對《宋史》中凡與朝鮮視作堅不可犯的正統義理觀相抵觸的，都被刪節，或重新編排，變成了一部強調尊王攘夷理念的宋史著作」。強調著史之義理和筆法，這種異於《宋史》在史觀上的重新判定，或許是該書撰修的最重要因素。
總之，因《宋史》內容上繁冗錯訛、義例上不符史法；加之明代重撰不力，都引得朝鮮君臣不滿。事實上，他們眼中的「宋史」已不單是一部《宋史》史書的概念：朝鮮自認為最近似於中國的宋朝，是對宋政治制度和思想文化的大量效仿後，產生的特殊情感，並認為「宋史」可用作朝鮮的前車之鑒；朝鮮「小中華」的正統意識和華夷觀念，使其對重修「宋史」產生了使命感。正祖君臣這些基於而又超脫於《宋史》文本的「宋史」認識，促成了《宋史筌》的撰作。
二、《宋史筌》的撰修過程和義例演變
正祖尚在春宮時，就想重撰一部「宋史」。《宋史筌》的起撰時間不詳，大概始於1770年（英祖四十六年）。前期撰修多憑正祖個人，因之也稱為「御定」之書，但其實一直有部分東宮的官僚參與。首先，正祖參考了大量與「宋史」有關的「舊史」，「昕夕繹覽，手加句抹，略具編帙」，成《宋史筌》的最初本。但是這一版本難以達到理想效果，因「芟繁汰冗，有省無添」，正祖做了大量的筆削，多次易稿，卻發現「其不刊者才二三」，憑一己之力實難完成。在正祖即位之前，這項工作就已經被擱置了，只是有了一個初稿。
正祖即位後，因「機務無暇」，遂命「賓僚諸臣分管編摩」。正祖三年（1779年）三月，正祖對徐命膺說：「予於《宋史》，有撰輯者，而尚未訖工，中撤可惜，卿等分帙各撰而一，提學亦看檢主管，好矣。」李德懋文集中亦載：「己亥（1779年）四月，以《宋史》繁蕪，命判書臣徐命膺，參判臣徐浩修、徐有隣，承旨臣柳義養、沈念祖、鄭志儉、李在學，分排刪修。」《宋史筌》撰修的第二階段，極有可能是從這年開始。期間，正祖君臣對《宋史筌》的義例、內容添削的討論，可謂費盡心思：「逸事集眾史而廣取，良規或秉燭而忘疲。問寢侍膳之暇，或對床而忘飯。朝筵夜講之餘，庸費十載工夫，爰定一部序例。」至正祖四年（1780年）七月，徐命膺撰《序文》已成，並已開始了書役。
「筌，所以漉水取魚也」，「誠如魚不得漏，而水不得留也」。《宋史筌》的本意就是對繁蕪的《宋史》進行刪削。元修《宋史》496卷，在這一階段，經由十餘名閣臣「校閱爬櫛」後，只剩下了78卷，後又增補為100卷，並對《宋史》體例做了較多改動，定書名為《宋史筌》。正祖四年（1780年）十月，在暎花堂，奎章閣閣臣進呈《宋史筌》繕寫本，即所謂的「庚子本」。該版本《御定宋史筌》凡100卷，40冊，其中《本紀》4卷、《志》34卷、《世家》4卷、《列傳》56卷，《義例》1卷，《目錄》1卷，徐命膺所作《箋文》也一併呈上。正祖賞賜了參與校勘的諸臣，共有12人：分別是原任賓客奉朝賀徐命膺、右參贊黃景源、原任桂坊承旨沈念祖，原任春坊監司李鎮衡、參判徐有隣、徐浩修，義州府尹李在學、大司諫柳義養、原任桂坊參議鄭志儉，原任春坊參判鄭民始、李崇祜、行副司直李秉模。大多數人曾是東宮的宮僚，即從春宮時就協助正祖撰修此書了，如黃景源就曾為世孫右賓客，參與了《宋史筌》部分史論的撰寫。
正祖四年（1780年）以後，該書的撰作活動時斷時續，史料中語焉不詳。但可以肯定，當年所呈《宋史筌》並非最終版本，也沒有印刷。如正祖五年（1781年）五月，正祖又宣徐命膺和沈念祖來宣政殿，商討校正《宋史筌》之事。後來，正祖又命沈念祖（1734—1783年）主管，並將該書的具體修訂交由成大中、李德懋等處理。成大中（1732—1809年）參與了《宋史筌·五賢世家論》史論部分的撰作，而這一階段的撰修，實屬李德懋的業績最為突出。
李德懋於正祖三年（1779年）成為奎章閣檢書官，相繼參編了多部官修書籍。正祖八年（1784年）被任命為積城縣監，之後的四年間，負責《宋史筌》部分內容的改、補撰：「凡四年，厘為四十冊，以進。」正祖十二年（1788年）成書了所謂的「甲辰本」，他補（改）撰了《遺民傳》《外國傳》（《高麗傳》《遼傳》《金傳》《蒙古傳》）。《本紀》《列傳》中的論贊部分，也多由他所作，如《光宗贊》《儒林傳論》等。尤其是在《本紀》部分「汰其疊復」，又利用《續資治通鑒》《續資治通鑒綱目》補闕。他參編《宋史筌》的情況在李書九、成海應等人的文集中，均有記載。
至遲至這一階段，《宋史筌》的義例已被較為完整的制定，即《宋史筌》卷首的「《御定宋史筌義例》」（以下簡稱「《義例》」），涉及對本紀、世家、表、志、列傳及官職、姓名、論贊等內容的詳細修訂原則。此次義例的校正由諸臣和正祖一同完成，但其發凡起例均由正祖御定：「若其全體之悉備，既出睿裁。至夫細節之補漏，亦經稟旨。」其制定的目的是明確如何刪削和改撰《宋史》。《義例》共有約50條，每條都詳細說明體例、筆法的沿革，闡述《宋史》之錯漏或不當之處，及所要做的改動。《義例》將南宋兩末帝列入《本紀》，將《遼史》《金史》放入《列傳》，並在《志》《列傳》中做了相當多的調整。《宋史筌》義例在體例、筆法方面大多借鑒《史記》《漢書》《後漢書》《魏書》《隋書》《新唐書》《舊唐書》《新五代史》《遼史》《金史》《宋史》《元史》《明史》等中國正史，以及《季漢書》《弘簡錄》《史纂左編》《續資治通鑒綱目》《宋史新編》《史通》《文獻通考》等中國史書和典籍。例如：通過《文獻通考》補充了《禮志》《輿服志》的缺漏；《儒林傳》人物「刪補升降」採用邵經邦《弘簡錄》之例，「分目」則用唐順之《史纂左編》之法；用《弘簡錄》《續綱目》等書補《宋史·列傳》之闕等。尤其是新撰《遺民傳》，采宋濂《元史》、呂留良《宋詩小傳》、曹廷棟《宋詩存》、顧嗣立《元詩選》、陶九成《輟耕錄》、周密《癸辛襍識》、王圻《節義考》、趙孟頫《松雪集》、吳立夫《桑海錄》、萬斯同《宋季忠義錄》等書所載，得119名遺民事迹。
李德懋文集中還收錄了一篇「《〈宋史筌〉編撰議》」，也就是《宋史筌》卷首的「《義例補》」，是關於《宋史筌》義例的進一步修改，共10餘條，內容較為細緻、繁瑣。例如，有對「南郊」「圜丘」名稱的統一、「帝昺」書為「末帝」、不書遼太后為「皇太后」等具體用語的規定。在內容上，如刪減《李全傳》，為程珦、朱松立「傳」；參照馬端臨《經籍考》、鄭樵《藝文略》釐正《藝文志》的書名和排序；將樂史、方臘、王則等從原「傳」中剔出，單獨立「傳」；嚴后妃立「紀」資格等。此外，還關注到了考訂宰相執政準確期限、釐正有關年號和年數等細節問題。這些調整，從內容的刪削和補闕，再到具體字眼的規範，無所不包。義例已到了細緻入微，甚至吹毛求疵的地步。
從正祖四年（1780年）進書以來，君臣關於義例的探討和修訂，一直沒有停止。經過前面的撰修，《宋史筌》已基本成型。如正祖所言：「大率是書，積數十年，經數十臣，再三確例而始成，可謂難矣。」繁複的《義例》和《義例補》，連正祖也批評「矯枉太過，起例頗縟……有不得不重定者」。值得注意的是，該書最後的「義例」是由正祖在1791年（正祖十五年）重新御定的。對於之前的《義例》和《義例補》，大部分為他所贊同：「井然有據，義整法齊。事、詞俱得為能，一祛舊史之非……其舊進《義例》及《補》八十餘叚，今所仍取者，尚居六七，可並仍載《卷首》。」但其中的一些改動，被正祖否定，又做了最後的釐定，即《宋史筌》卷首的「《正祖上諭》」：「則今之所必可以重定者，特其過者適之而已，縟者簡之而已。其折衷參定，一應厘改，條貫臚序於左。」
這些改動涉及原《義例》中所列的本紀、志、世家、列傳及年號、論斷等內容。如《義例》本紀「不立《杜太后本紀》，移編事實於《太祖本紀》」，正祖上諭欽定《義例》則「刪杜後事實之載於《太祖本紀》者，編於《後本紀》之首」；《義例》「改《藝文志》為《經籍志》」，欽定《義例》改「仍為《藝文志》」；《義例》「以北宋之趙普、曹彬、李沆、韓琦、司馬光；南宋之張浚、李綱、韓世忠、岳飛、文天祥凡十人，為《宰輔世家》」，欽定《義例》中「還次《列傳》」；《義例》列傳「陞二程、張、周、朱五賢於《世家》」，欽定《義例》「另立《五賢列傳》，特次於《諸臣》之首」等。大體上，正祖堅持「蓋以存舊為務，而其減其移，出於不得已也」的原則，對原《宋史》的修改更加慎重，避免無端地改動。
在最終欽定了《義例》之後，同年（1791年），《宋史筌》最後階段的繕寫工作由成均館儒生負責，正祖通過「條問」進行了人員選拔，李德懋、沈象奎等又參與了此項工作。最後，該書仿思政殿《綱目訓義》、崇政殿《備考校正》故事，書「尊賢閣編」，以示御定。
除部分只注意到1780年版本（庚子本）的學者外，一般認為，該書即最終成書於1791年。筆者對此作了再考，首先，朝鮮大臣記錄正祖筵說「聖語」的《日得錄》，其記載《宋史筌》已告成之語，已是在正祖十六年（1792年）。而在這之前，正祖仍一直與校正閣臣商討修改細節。再者，該書卷首的《正祖上諭》中提到：「越於四年庚子（1780年）……閱今又十有二年矣。」即該書是在1780年的十二年後成書。所以，該書成書應是在1791—1792年間。據官修御制目錄《弘齋全書·群書標記》記載，《宋史筌》150卷，與奎章閣藏本（編號：奎1800）之《宋史筌》卷數吻合，其最終版本應為150卷。
三、《宋史筌》的內容及特點——兼與《宋史》對比
《宋史筌》的撰修歷時約20年，傾注了君臣大量心血。最終成書共61冊，凡150卷，其中「義例」1卷，「目錄」1卷，「本紀」8卷，「志」47卷，「世家」2卷，「列傳」91卷，較之於《宋史》，體例有較多變動，卷數也大幅縮減。下面，通過兩書體例和內容的比對，並結合《宋史筌》有關義例，概述《宋史筌》的內容及其特點。
第一，《宋史筌》的卷首內容較為豐富。《正祖上諭》介紹修撰《宋史筌》的意義、過程、對《義例》的最後修改等。其後是原奎章閣首任提學徐命膺進呈的《御定宋史筌箋》和《御定宋史筌序》。《箋》和《序》文均為正祖四年（1780年）進書時所作，《箋》文也被完整收錄於該年的《正祖實錄》之中。隨後，附原右參贊、弘文館與藝文館大提學、奎章閣提學黃景源作《御定宋史筌序》。最後是《御定宋史筌義例》和《義例補》，具體內容不再贅述。
第二，《宋史筌》對《宋史·本紀》的改動，有幾個特點。首先，《宋史》將《妃嬪》作《列傳》之首，《宋史筌》仿《後漢書》《季漢書》之例，刪去《太祖本紀》中的杜太后事，設「后妃本紀」，杜太后列其首，其他后妃列其後，以示尊皇后之意；「妃」「太后」多改稱「皇后」。其次，《宋史》不將宋末端宗、末帝入「本紀」，只書以「瀛國公（益王、衛王附）的形式」，且二王事迹用元代紀元。《宋史筌》則別立昰、昺二帝「本紀」，並且立其廟號，從而確立了宋末二帝的正統地位，體現了朝鮮君臣以宋為正統的意識。稱「末帝」而不稱「帝昺」，也反映了朝鮮受明遺民學術思想之深。
第三，《宋史筌·志》的部分以調整《宋史·志》的篇目順序、刪減汰冗為主。《宋史筌》學習《明史》之例，將《律歷》分為二志分別撰寫，將《律志》編入《樂志》，《歷志》中只敘述曆法沿革。《宋史》中，南宋宮殿不載臨安，而載於《輿服志》，《宋史筌》將其入《地理志》。《宋史筌》分《樂志》為七目，並在幾乎忠於《宋史》的前提下，對《河渠志》《選舉志》《職官志》《食貨志》《兵志》《藝文志》《儀衛志》等的原文均刪繁就簡、有所變易，力求要約。此外，也有增補的內容，如《宋史筌》就補充了《宋史·輿服志》中冠服禮制等內容。
第四，因認為《宋史》的「表」闕略甚多，如《宰輔表》「不繫世表，只紀官職」，「除罷宗室，則各房五世以下只列名，而「繫世」其餘諸「表」又皆缺焉」，其他闕，文獻無征，又詳於諸「傳」，故而《宋史筌》仿《後漢書》《晉書》例，將《宋史·表》的部分刪而不錄。
第五，《宋史》無「世家」，將「九氏」稱「世家」置於「列傳」中，這是一種畸形的體例。《宋史筌》將《宋史·列傳》中的「宗室」升為「世家」，以示遵趙宋皇族之意，也符合正祖強調「重敦親」，保護王室宗親的用意。同時，認為南唐、西蜀等「九氏」只是宋之降臣，不應為「世家」，將其降於「列傳」的「外國傳」之後，體現「尊王賤霸」。
第六，《宋史筌》對《宋史·列傳》做了大量調整，比較重要的有如下幾點：一者，朝鮮最崇奉程朱理學，特將周敦頤、程顥、程頤、張載、朱熹五位理學家合為「五賢」，藉機對相關的宋儒大加表彰。最初，甚至一度想將五人「列傳」升為「世家」，後雖將「五賢」置於《外戚》之上，《公主》之下，這仍能體現出其筆法上尊崇理學的思想。二者，元修《宋史》時，將其與《遼史》《金史》並立的史觀，是不能為朝鮮接受的，於是，依唐順之《左編》之例，《宋史筌》將遼、金、蒙古同西夏等一起，降置於《外國傳》，即「列傳附三虜」；外國「皇帝」前加「偽」字，不稱廟號，體現了「尊王攘夷」，尊宋為正統。遼、金等降入列傳，也客觀上方便了對原來「三史」的閱讀。三者，朝鮮參考本國之《高麗史》，重撰《高麗傳》，置於《外國傳》之首，體現了華夷觀念下，朝鮮的文化自信；同時，參考了大量元、明筆記和野史家乘，新撰了《遺民傳》，體現了崇明反清的思想，表現其實內心並不服從清朝的支配。四者，《宋史筌》還對《宋史》部分「列傳」的名稱和內容進行了改動，如改《方技傳》為《藝術傳》，合《儒林傳》《道學傳》為《儒林傳》，並對《儒林傳》《文苑傳》中人物進行了複雜的調整；《叛臣傳》中增加方臘等十人，移高俅入《佞幸傳》等。五者，韓通、李重進、李筠三人，為後周之忠臣，《宋史》別立《周三臣傳》，《宋史筌》去其「世家」之名，置於諸「傳」之最末，表不臣之義。六者，改變《宋史》中部分「列傳」的位置。如首傳為《公主傳》，《儒林傳》《文苑傳》列於《循吏傳》之前，《外戚傳》則提前至《諸臣傳》之後等。
第七，《宋史筌》對於《宋史》中的論贊，按照「其辭順而理當因而用之，其辭拙而理違者，隨見略改，或又別撰焉」的規則，大部分依從舊史，只做小規模修改和極個別的重撰。此外，《宋史筌》在具體的年號、稱謂、官職等文字細節上，也多有細緻地訂改。
總之，《宋史筌》在較全面的考察中國史學典籍後，制定和修改義例，對《宋史》的改修，主要通過補充脫漏、刪除重複、縮減內容、修正謬誤、統一用辭、更改文字和用語等方式，體現了對中國傳統史學的借鑒和模仿。同時，體現了以宋為正統，「尊王攘夷」「尊王賤霸」的義理觀念，基本實現了對其所謂「春秋筆法」的實踐。
四、《宋史筌》的影響與評價
書籍的刊行，是其得以傳播和產生影響的重要條件，那麼《宋史筌》的情況呢？國內學界幾乎沿襲一種說法，就是「《宋史筌》於1791年成書後刊印」。而韓國學者則認為，《宋史筌》成書後沒有刊印，只有寫本傳世，即現藏於首爾大學奎章閣的《宋史筌》。針對該書到底是否刊出的問題，有必要做一番考辨。
正祖御制《弘齋全書·群書標記》中記載：「旋藏之祕府……《史筌》始止於刪，而今又有作矣，於是乎姑束閣之，不即印行」。這就表明，當時成書後，《宋史筌》並沒有刊行。正祖死後的兩年，即純祖二年（1802年），閣臣奏請將《宋史筌》61冊重新編次，並「一體妝?以入」。這也印證了，該書還尚為寫本的狀態。
正祖編《宋史筌》的本意是因為《宋史》過於繁冗，「筌」即是要刪史之意。但隨著幾個版本的編修，正祖君臣日漸發現「蓋作史至難，刪史亦未易」。《宋史筌》成書時，已不是一部靠刪削舊史而成之書，不是「史抄」和「史選」，而是一部新的史作了。《宋史》乃是欽定「二十四史」之一，而正祖君臣這種為上國撰史，並「篡改」其內容和史觀的僭越行為，一旦為清所知，恐會帶來麻煩。正祖所謂「而今又有作矣，於是乎姑束閣之，不即印行」，應該就是出於這種考慮。此外，「蓋聖意，以作史之難鄭重，不即印行。」這或許是該書未刊行的另一個重要原因。正祖曾解釋道：
不但予自視歉然，不欲張大。凡史記，與他文字有異，悉書人之善惡，自我而揚人之善則固好，若由我而不能隱人之惡，則此最不可。又於《奸臣》、《佞幸》等傳，因諸僚見執，有一二件之與本意相反者，此尤不可出也。
紀傳體史書的撰修是難度極大的工程，正祖對《宋史筌》的刊出，還缺乏十足的信心，並顧慮其部分細節內容仍存齟齬，這體現對著史的慎重。而在該書的功用上，正祖對於大臣們過分熱衷批判奸佞，忠奸立判的態度頗有反感，表現出對朝中持續黨爭的棄厭，也擔心此書一旦刊出，不能「揚善隱惡」，反而引起禍亂。這是出於鞏固其統治的需要。
此外，正祖在春宮起，就要求宮僚們協助他編修中國史書。如《新訂資治通鑒綱目續編》27卷和《資治通鑒綱目新編》20卷，是用綱目體進行訂改，分別對宋元史、明史進行續修之書。關於明史的編年體史書還有《明紀提挈》20卷，此書與《資治通鑒綱目新編》乃是仿《資治通鑒》之意。除宋、明史書外，還有正祖後期相繼選抄的《史記英選》《陸奏約選》《兩京手圈》等書。除了中國斷代史書，正祖還嘗試對中國歷史做整體性的認識，他作《全史銓評》80卷，即是對中國正史中史臣論贊的彙編；還有《歷代紀年》3卷，仿綱目體，整理了中國5180餘年帝王譜系和大事紀年。而這些史書大部分未刊。正祖自幼研讀中國典籍，對中國歷史和史學一直有著濃厚興趣。在這一背景下，將目光投向宋史，是他一貫的學養和興趣的體現。這或許也解釋了編撰長達約20年的《宋史筌》，成書後卻未能刊出的一個原因，《宋史筌》最終得以堅持撰成，更多地是正祖完成重撰《宋史》的一個學術心愿。
綜上，我們可以推斷，《宋史筌》並沒有刊印。而事實上，該書對朝鮮後世的影響也的確微乎其微。這可以從純祖（1801—1834年在位）對該書的態度窺知。純祖五年（1805年），純祖命持入「閱古觀傍樓上所在先朝《御定宋史筌》」，而經過閣臣搜查，「《宋史筌》一件，在於西庫矣」。奎章閣的閱古觀和皆有窩是收藏中國書籍文獻的，西庫才是收藏朝鮮本國的圖書文獻之地，《宋史筌》是朝鮮君臣所編，理應收入西庫，而純祖竟錯以為它是中國書籍，很明顯，純祖對其父所編此書並不熟悉。國君本人對該書的性質都模稜兩可，日後的刊印和影響更是無從談起了。
對該書的評價可從兩方面來看。《宋史筌》對《宋史》有刪也有作，參考了中朝大量史籍，在相關內容上還有所補益。如《輿服傳》在內容上大量補遺，新增的《遺民傳》補充了大量人物事迹，《蒙古傳》增加了《元史》中的資料，都有可取之處；在《文苑傳》《儒林傳》中，增加了部分人物的傳記，更正了而一些《宋史》的錯誤；外國諸「傳」中，《高麗傳》基本為重撰，《蒙古傳》《西夏傳》等都有所訂改和增補等。以《宋史筌·高麗傳》為例，因涉及本國的前朝史，朝鮮君臣對其改動較大。如《筌傳》前有「總序」，後有「論曰」，仿造《宋史·夏國傳》而進行了體例的統一；《筌傳》對高麗國王的名字、卒年、廟號、在位年等均記載詳細，通過朝鮮所編《高麗史》補正，明確了元朝以前高麗史的斷限，《宋史·高麗傳》中所載涉及時間、地點、人物、事件的錯誤也得以被訂正。
宋晞認為，《筌傳》對「宋麗間外交、商業與文化交流等史實均有所補充」，「不僅可以糾正《宋史·高麗傳》之錯誤，且對宋麗關係史之研究有所助益也」。黃純艷也認為該書「記載比《宋史》詳細，在中國古代關係史的研究上，也是不可忽視的重要史料」，是「體例完善，較為系統精審的著作。」李光濤也稱讚《宋史筌》「這一善本，其發明之多而且大，自不待言」，並指出《宋史筌》等中國史書的撰述「都因為東國君臣在看到了中原史籍之後，引起了很多很大的『疑義』，於是乎即本著這種『疑義』而別立新說，以糾正舊史許許多多的錯謬」。由前文可知，此說不是該書撰寫的主要緣由，不過，這也恰說明了《宋史筌》對中國歷史書寫的貢獻。
另一方面，《宋史筌》主要依據《宋史》而刪節，著重在《宋史》的體例、筆法上做出調整，但基本上沒有增加太多的新史料，絕大部分內容仍依照舊史。如孫衛國所論：「其史料價值遠不如其義理尊周理念上的價值。因為這些史書所採用的資料基本上是明清人作的史書，在內容上鮮有超出中國史書的。」不僅如此，就其在體例上的改動、內容的刪削或訂改，也未必盡如人意。如宋晞髮現，《筌傳》史實的刪削「則有未當，得失參半」；《宋史筌》刪去了《宋史·食貨志》三分之一強，並存在弄錯紀年、錯漏字、語句不通等問題。卞東波在對比《宋史·道學傳》《宋史·文苑傳》《宋史筌·儒林傳》《宋史筌·文苑傳》後，發現《宋史筌》將原來《宋史》中文人部分的序次打亂，並擴大了《文苑傳》的範圍，這種分類意義並不大，也不能說明問題。此外，《宋史筌》對《宋史》刪節省略過多，導致了邏輯混亂、文意含糊，產生不必要的訛誤。《宋史筌》有些對《宋史》錯誤記載的訂正依然不正確，甚至存在《宋史》無誤，反而改錯的情況等。由此，他指出：「（《宋史筌》）重編在學術上的高度並沒有超過《宋史》，甚至因為刪節過甚，留下了不少錯訛。儘管其篇幅濃縮了很多，也糾正和補充了《宋史》的若干錯誤與闕漏，但其終究無法代替《宋史》。」
總之，雖然《宋史筌》並未在朝鮮產生較大的影響，但作為唯一一部朝鮮官方主持修撰的紀傳體「宋史」，其在文化史和史學史等方面的意義是十分顯著的。通過對比《宋史》和《宋史筌》在體例、筆法、史觀上的異同，不僅能發現中國傳統史學對朝鮮史學產生的深刻影響，更應留意朝鮮在當時的政治情態下，對中國史學的仿效和取捨的過程和原因。同時，也應客觀辯證地看待《宋史筌》在有關史料學、史源學和宋史研究中的地位，在讀《宋史筌》時，也應與《宋史》對讀，研究時不可偏頗。
此外，《宋史筌》也再次折射出，在朝鮮後期，即使是「態度轉變」而實行了奉清的政策，朝鮮人主流思想中的「春秋大義」並沒有根本上改變。即便是「北學派」士人李德懋，事實上也一直恪守著朱子學和義理論，表現出了強烈地憎惡清朝之心，通過參與《宋史筌》的撰修，表達了他的義理觀和學問觀，體現朝鮮人並沒有喪失文化自信。《宋史筌》表露出之對正統觀、華夷觀的執著，也正體現了朝鮮學人對清朝現實與感情糾葛的處理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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