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多利亞與阿爾伯特博物館的中國文物
漢代鎏金青銅鈁。高34厘米，口徑10.5厘米，底徑13厘米，青銅質地。造型呈小口，寬腹，高圈足，兩肩裝飾有鋪首銜環。通體鎏金雲鳳紋，紋飾生動逼真，具有淺浮雕的藝術效果，獨具匠心。
鈁，亦稱「方壺」，是一種盛酒器，流行於戰國秦漢時期。鎏金，是將黃金和水銀融合，製成泥金，塗抹在青銅器表面，然後加熱使水銀揮發，黃金就會附著在青銅器的表面不脫落。鎏金工藝始於春秋戰國，是我國古代勞動人民在生產實踐中不斷探索總結出來的技藝。到了漢代已經能夠熟練應用鎏金工藝，先在青銅器上鑄制或雕刻紋飾再鎏金，可以起到美化青銅器的裝飾效果。
這件漢代鎏金青銅鈁鑄造精良，設計精巧，紋飾細膩流暢，富於變化，造型別緻，保存完好，體現出漢代青銅鑄造業的輝煌和工匠的高超技藝，堪稱漢代青銅器中的珍品。這件漢代鎏金青銅鈁，是在民國時期被盜墓賊偷盜出境，流落海外，幾經輾轉，最後成為維多利亞和阿爾伯特博物館的藏品。
漢代玉馬首。高14厘米，青玉質地。中間有清晰的接痕，可能是漢代玉馬的殘件。造型清瘦修長，頭細頸高，雙耳直立，鼻子微扁，頸部弓起，肌肉緊繃，略微偏向右側，顯得豪邁勇武，風骨激揚，頗具動感。漢代玉馬一改戰國之前以靜謐安詳為主的風格，也與唐宋玉馬溫順而帶有明顯生活氣息的特點不同，漢代玉馬粗壯結實，動感十足。東漢張衡在《東京賦》中說「龍雀蟠蜿，天馬半漢」，因此漢代玉馬豪放張揚，威武霸氣，有著與眾不同的神韻和氣質，通常是嘴巴張開，耳朵豎立，像是在奔跑中急促呼吸，又像是在嘶鳴長嘯。漢代先後派出張騫、班超等人出使西域，促進了東西方文化交流，體現出泱泱大國之風；先後湧現出霍去病、衛青、竇固、竇憲等傑出將領，與匈奴激戰，始終保持積極進取之心。漢代出於征戰匈奴的需要，十分重視改良馬種，專門從西域引進汗血寶馬，使得騎兵部隊迅速壯大，漢軍不辱使命，在對匈奴的作戰中頻奏凱歌，最終封狼居胥、勒石燕然。產自西域的各種良馬是漢代與匈奴作戰獲勝的關鍵，所以駿馬和騎兵是漢代藝術作品的重點，比如陝西興平西漢霍去病墓出土的馬踏匈奴的石刻戰馬、甘肅武威東漢墓葬出土的銅奔馬等，均是其中的代表之作。
藝術來源於現實又高於現實，忠實地反映出時代的風貌，這件漢代玉馬首雖然已經不完整，但絲毫不影響其豪邁勇武，彷彿嘶鳴不已，奮蹄廣袤土地。這件漢代玉馬首雖是殘件，但也高14厘米，考慮到漢代玉馬腿部較長的特點，因此如果此件器物完整，其高度可能超過30厘米。漢代工匠在製作這件玉馬時利用玉料上顏色的差異，將棕色的瑕疵變成白雲之中龍的形象，可謂獨具匠心。
這件漢代玉馬首是在19世紀左右流落海外，幾經輾轉，最後為維多利亞和阿爾伯特博物館所收藏。
西晉蟬紋金璫。高5.5厘米，寬5.2厘米，黃金質地。造型呈圓肩，底平，頂部突起，類似佛龕的式樣。通體用黃金製作而成，中間裝飾鏤空蟬紋，上面鑲嵌的寶石已經脫落。《晉書·輿服志》中記載，「侍中、中常侍則加金璫，附蟬為飾，插以貂毛，黃金為竿。侍中插左，中常侍插右。」
蟬紋金璫是一種裝飾物，「貂尾」與「蟬紋金璫」配套使用，合稱「貂蟬」，是侍中、中常侍等高級官員的標誌性冠飾。蟬在我國古代被視作「居高食潔」「清虛識變」的象徵，所以佩戴蟬紋金璫表示高尚的德操。在魏晉南北朝時期，佩戴蟬紋金璫是一種身份的象徵。比如，《晉書·山濤傳》記載，西晉名士山濤從來沒有擔任過侍中，卻在逝世時被晉武帝司馬炎詔賜了只有侍中才能佩戴的「貂蟬」。又如，《南齊書·周盤龍傳》中記載，南齊大將周盤龍覲見齊武帝蕭賾，齊武帝開玩笑地說「卿著貂蟬，何如兜鍪」，周盤龍回答「此貂蟬從兜鍪中出耳」，可見周盤龍佩戴的貂蟬，是因為赫赫軍功而由皇帝賞賜的，是榮耀的象徵。羅貫中在寫《三國演義》時，將漢晉高官佩戴的冠飾「貂蟬」寫進書中，並描繪成一位絕世美女，但這只是一個虛構的人物。
這件西晉蟬紋金璫構思奇特，製作精緻，是魏晉南北朝時期不可多得的藝術精品，是在上世紀初期被盜墓賊偷盜出境，流落海外，幾經輾轉，最後為維多利亞和阿爾伯特博物館所收藏。
唐代壁畫。長39.5厘米，寬25厘米。這幅壁畫描繪了三尊菩薩的頭像，由於壁畫內容的殘缺，已經無法判斷具體內容，目前僅知是新疆克孜爾石窟佛教壁畫的一部分。克孜爾石窟位於新疆阿克蘇地區拜城縣東南7公里的懸崖上，是我國開鑿最早、地理位置最西的大型石窟群，大約開鑿於東漢，在唐代末期停建，延續時間之長在我國歷史上絕無僅有，是國家文物局首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列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遺產名錄。
這幅唐代壁畫是在1906年被德國探險者從克孜爾石窟中盜走，運回柏林。當時德國探險者從克孜爾石窟盜走了大量的壁畫，這些壁畫大都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毀於戰火之中，而這幅唐代壁畫是在二戰結束後作為戰利品被英軍從柏林帶回倫敦，入藏維多利亞和阿爾伯特博物館。（ 施泳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