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因斯坦談「中國為什麼沒有發展出近代科學」

李約瑟是中國古代科技的瘋狂擁躉。

在他看來，自公元三世紀至十三世紀，這段時間裡，中國始終「保持一個西方所望塵莫及的科學知識水平」，但後來卻迅速落後了。

所以，他在《中國科學技術史》第一卷的序言里，提出了這樣一個問題：

「中國的科學為什麼持續停留在經驗階段？……歐洲在十六世紀以後就誕生了近代科學，這種科學已經被證明是形成近代世界秩序的基本因素之一，而中國文明卻未能在亞洲產生與此相似的近代科學，其阻礙因素是什麼？」

這就是著名的「李約瑟難題」——中國為什麼沒有發展出近代科學？

1953年4月23日，愛因斯坦在給J.S.斯威策的回信中，談了自己對這個問題的理解：

「西方科學的發展是以兩個偉大的成就為基礎的：希臘哲學家發明形式邏輯體系（在歐幾里得幾何學中），以及（在文藝復興時期）發現通過系統的實驗可能找出因果關係。在我看來，中國的賢哲沒有走上這兩步，那是用不著驚奇的。做出這些發現是令人驚奇的。」（括弧中的文字系信件原文）

在愛因斯坦看來，近代科學的誕生，依賴於兩大基礎，即起源於古希臘的形式邏輯體系（比如《幾何原本》中的演繹邏輯），和發端於文藝復興的系統實驗體系（以實驗尋求因果）。這兩大基礎是「令人驚奇」的偉大成就；中國古代沒有孕育出這兩大基礎，是正常現象，「用不著驚奇」。

李約瑟後來獲悉了愛因斯坦這封信的具體內容。1961年的牛津科學史討論會上，這封信獲得了與會的多數科學史學者的認同，但卻引起了李約瑟的極度不滿。他在會上激烈批評了愛因斯坦（愛因斯坦已於6年前去世）：

「非常遺憾，這封蕭伯納式的書信及其一切輕率筆觸，現在卻被用來幫助貶低非歐文明的科學成就。愛因斯坦本人，本來應該是第一個承認他對於中國的、梵語的和阿拉伯的文化的科學發展（除了對於它們並沒有發展出近代科學這一點外）幾乎毫無所知，因而在這個法庭上，他的崇高名聲不應該被提出來作為證人。」（李約瑟，《中國科學傳統的貧困與成就》）

這是一段非常有意思的批評。

李約瑟的惱怒在於，他的《中國科學技術史》有一個基本論斷，即中國古代科技曾在相當長的一個歷史時段里遙遙領先西方，但這個論斷並不被與會的多數科學史學者所認同。而且，愛因斯坦信中那句話——「中國的賢哲沒有走上這兩步，那是用不著驚奇的。做出這些發現是令人驚奇的」——還被與會者拿來反駁李約瑟的上述論斷。所以，他激烈地指責愛因斯坦對中國古代科學並無研究，「幾乎毫無所知」，強調愛因斯坦的話不具備任何說服力。

但是，李約瑟仍不得不承認，愛因斯坦關於「中國為何沒有發展出近代科學」這個問題的回答是有見地的。他在批評愛因斯坦「幾乎毫無所知」的時候，用括弧補充了一句——「除了對於它們並沒有發展出近代科學這一點外」。

1974年，也就是愛因斯坦去世近20年後，中國學術界首次通過李約瑟著作中的引用，了解到愛因斯坦曾回答過「中國為什麼沒有發展出近代科學」這個問題。

可惜的是，最早的譯文出現了錯誤。據《愛因斯坦文集》的編譯者許良英回憶：

「我從1962年開始編譯《愛因斯坦文集》的過程中並未發現這封信 ,1974年哲學研究所的胡文耕同志在李約瑟的著作中發現此信 ,我即請他譯出。當時我把『these discoveries』誤解為中國古代的許多科學技術上的發現 ,於是譯文中加上『〔在中國〕』。」（許良英，《關於愛因斯坦致斯威策信的翻譯問題》，《自然辯證法通訊》2005年第5期。）

因為這種想當然的誤解，1976年出版的《愛因斯坦文集 第1卷》里，信的最後一句，被翻譯成了愛因斯坦在讚歎中國的古代科技：

「在我看來，中國的賢哲沒有走上這兩步，那是用不著驚奇的。令人驚奇的倒是這些發現[在中國]全都做出來了」。（商務印書館，第574頁）

1983年《愛因斯坦文集 第1卷》第三次印刷時，最末一句被修改為「要是這些發現果然都做出了，那倒是令人驚奇的事」——許良英意識到了「這些發現」指的不是「中國古代的許多科學技術」，而是前文提到的「these steps」，即源於古希臘的形式邏輯體系和發端於文藝復興的系統實驗體系。2005年，他遵從原文句式，又將最末一句的譯文修改為「作出這些發現是令人驚奇的」。

愛因斯坦的這封信，對許良英產生了很大的影響。他曾如此說道：

「我1978 年結束20年農民生活回到科學院開始從事世界近現代科學史研究 ，即以此（註：愛因斯坦的論斷）為指針。從大量的史實中我們認識到，近代科學雖然是古代科學的繼承和發展，但兩者有本質的區別。古代科學，包括古代希臘、中國、印度和中世紀的阿拉伯的科學，基本上處於現象的描述、經驗的總結和猜測性的思辨階段，主要是以直覺和零散的形式出現的；而近代科學則把系統的觀察和實驗同嚴密的邏輯體系結合起來，形成以實驗事實為根據的科學理論。這就是使愛因斯坦終生感到驚奇的兩個偉大發現相結合的產物。」（許良英，《關於愛因斯坦致斯威策信的翻譯問題》）

其實，近代科學的誕生，除了受制於愛因斯坦所提及的兩大學術基礎，也與社會基礎密切相關。

其中最重要者，莫過於社會必須要有充分的自由度。

首先，沒有社會自由度，就沒法給科學研究和科技發明提供必要的政治空間和經濟空間。

朱元璋以「知丁法」為核心構築起來的洪武時代，就是一個嚴重缺乏自由度、扼殺科學發展的典型社會。

在《大誥續編．互知丁業第三》里，朱元璋規定，民眾只能從事士農工商四種生計，不在這四業範圍之內謀生者則屬於「逸夫」、「遊民」，是威脅社會穩定的毒瘤，必須消滅。朱元璋要求，市井村鎮中的民眾，對自己的鄰居，必須做到「互知業務」，也就是了解他們家裡幾口人、幾人務農幾人讀書，幾人從事手工業或者商業；讀書者在哪裡上學以誰為師，做老師者有幾個學生姓甚名誰……如果鄰居中存在「逸夫」、「遊民」而不向官府報告，除了「逸夫」、「遊民」會被處死，里甲與四鄰全家，都將被流放化外。

為了配合「知丁法」，朱元璋還制定了嚴苛的「路引制度」。具體來說就是：農民沒有特別申請的「路引」，每日里不得離開自家方圓一里。早上何時出門耕作，晚上何時回來，都須讓鄰居知曉。工匠出遠門做工，須在路引上標明目的地；在本地做工，要讓鄰居知道你的具體所在。歸來或早或遲，都要說與鄰居知道。經商者，本錢多少、貨物輕重、所行遠近、水路旱路，都要詳細註明在「路引」當中；歸來的大致期限，鄰里務必知曉；若一年沒有消息，兩年未曾歸來，鄰里必須去其家中調查原因，如此才不必承擔連帶責任。

在朱元璋的高壓下，「知丁法」與「路引制度」在洪武時代得到了嚴厲執行。比如，據《大誥.續編》，朱元璋曾一次性懲治蘇州、松江兩府「遊民」2871人，使之亡身破家；據《大誥.三遍》，鎮江坊甲鄰里因未主動捉拿「奸民」，被「盡行責罰」，全部發配去砌成牆，空家身死者不計其數。

顯然，在這種社會裡，科學研究和科技發明是沒有政治空間（被定性為不務正業）和經濟空間（養不活自己）的——洪武時代的社會狀態，雖是極端案例，但以損害社會活力為代價來維護政權穩定，卻是自秦漢至明清所有帝制政權的共同手段（歐洲古代的很多政權，其實也是如此）。

其次，沒有社會自由度，就沒法造就科學共同體，沒有科學共同體，就不會有近代科學的誕生。

近代科學誕生於16世紀，與科學共同體是同步出現的。

比如，義大利物理學家波爾塔於1560年在那不勒斯創立了「自然秘密研究會」，學者們定期在他家中聚會交流。「自然秘密研究會」被當局定性為巫術團體而遭取締後，波爾塔又尋求到了凱亞公爵的支持，在羅馬成立了新的學術組織「林琴學院」，伽利略也在該組織之中。再往後，伽利略的學生得到了美第奇家族的支持，於1657年在佛羅倫薩成立了「齊曼托學院」。英國也於1640年代出現了由科學家約翰.威爾金斯倡導成立的「哲學學會」。哲學學會後來發生了分裂。1660年，該學會的部分成員在格雷厄姆學院召集會議，倡議建立一個新機構，以促進學術信息的更新和交流，兩年後，該組織獲得查理二世批准，即是著名的「英國皇家學會」。

這些科學共同體的出現，與歐洲社會的自由度得到了擴張，有直接關係。

遺憾的是，同期的中國，並無產生「科學共同體」的土壤。

萬曆三年（1575），張居正重申了朱元璋的「祖制」，勒令天下「不許別創學院，群聚黨徒及號召他方游食無行之徒空談廢業。……游士人等，許各撫按衙門訪拿解發」——不許民間開設書院講學，違者抓起來流放。萬曆七年（1579），張居正又下令遵照「皇祖明旨」，毀天下書院。清軍入關後，全盤繼承了上述政策，順治九年（1652）的政策規定「生員不許糾黨多人，立盟結社」，「所作文字不許妄行刊刻」。乾隆四十七年（1782），《四庫全書》編成，皇帝欽定明朝亡於門戶，而「門戶始於朋黨，朋黨始於講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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