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初年國庫並不充盈，為何還要頒旨普免天下錢糧？

乾隆皇帝在位六十年，前半生勵精圖治開創盛世，後半生貪圖享樂不思進取。歷史上對其評價既有肯定的一面，也有批評的一面，孰是孰非一時難下定論。但不可否認，在清代諸帝中，乾隆始終將「愛民」視為第一要務，因此他六十年的執政生涯中，愛民是他最大的亮點。

乾隆認為，使民有恆產、對民最有利的事，是輕徭薄賦，減免錢糧。他蠲免錢糧次數之多和數量之多，在歷代封建王朝中，可以說是空前絕後。

以減免錢糧為「愛民之首務」的乾隆帝，不僅多次地、大規模地按地區蠲減正額賦稅，而且還於乾隆十年、三十五年、四十三年、五十五年及嘉慶元年五次下達普免全國一年錢糧的諭旨，而且還三次全免南方漕糧，累計蠲免賦銀二萬萬兩，相當於五年的全國財賦收入。

為了更好地了解乾隆下旨免賦的原因、目的和影響，現將第一次即乾隆十年正月初六日免賦的上諭摘錄如下，並對此作些分析。上諭為：

「……朕臨天下，十年於茲，撫育蒸黎，民依念切，躬行儉約，薄賦輕徭。今寰宇敉寧，既鮮靡費之端，亦無兵役之耗，所有解部錢糧，原為八旗官兵及京員俸餉之所需，計其所給，較之宋時養兵之費，猶不及十之一二。至於各處工程，為利民之舉者，亦只取給於存公銀兩，即朕偶有巡幸，賞賚所頒，亦屬無幾，是以左藏尚有餘積。」

這一段是乾隆將即位十年以來對國家財政的概況進行了一番總結，認為當下國家太平，府庫充盈。接下來他指出了要讓利於民：

「朕思海宇乂安，民氣和樂，持盈保泰，莫先於足民。況天下之財，止有此數，不聚於上，即散於下。仰惟我皇祖在位六十一年，蠲租賜復之詔，史不絕書，又曾特頒恩旨，將天下錢糧普免一次。朕以繼志述事之心，際重熙累洽之候，欲使海澨山陬，一民一物，無不均沾大澤，為是特降諭旨，將丙寅（十一年）直省應徵錢糧，通行蠲免。其如何辦理之處，著大學士會同該部，即速定擬具奏。」（《清高宗實錄》）

乾隆帝這次普免錢糧的諭旨及其實施辦法，表明了三個問題。

其一，效法皇祖

乾隆對祖父康熙帝向來十分崇拜，常講「以皇祖之心為心，以皇祖之事為事」，因此達到皇祖所取得的偉大成就是他畢生追求的一個重要目標。他將普免錢糧作為愛民之「首務」，也與此有密切聯繫。祖、孫對蠲租同樣重視，顯然是賢孫繼承祖志效仿其行。

康熙帝於康熙四十九年十月初三日，頒布諭旨普免錢糧一次，具體實施是在康熙五十一年。這也是康熙帝唯一的一次全國性普免錢糧。三十四年之後，乾隆也下了同樣的諭旨，而且具體實施的辦法也是一致的。

大學士、一等公訥親遵旨於乾隆十年六月二十四日議奏：

查康熙五十一年蠲免天下錢糧，將各省分作三年全免一周。查全國地丁錢糧額銀共二千八百二十四萬餘兩，請將直隸、奉天、江蘇、陝西、甘肅、福建、四川、湖南、雲南、貴州等省一千零四十二萬兩，於十一年全免，浙江、安徽、河南、廣東、廣西等省銀八百六十二萬餘兩，於十二年全免，山東、湖北、江西、山西等省銀九百十九萬餘兩於十三年全免。

不久又規定，原來不在蠲免範圍內的甘肅「番糧草束」，福建、台灣之粟米，四川之「夷賦」，陝西、西寧的馬貢，河南官莊義田，廣東官租學租，浙江濱海之租谷租銀，直隸固安、霸安之旗戶屯糧，奉天之米豆，山西之本色兵餉，遇該省屆免之年，也一律停其輸納。

如果將乾隆十年這次普免全國錢糧和康熙四十九年那次進行對比，就會發現十分類似。只不過康熙四十九年時還免了各省積欠和應屆漕運錢糧，而乾隆十年未提及此事，僅此差別而已。

其二，知難而進

普免全國一年錢糧，並非輕而易舉，沒有一定的物資條件，沒有很大的勇氣決心，是很難做到的。經過十年的苦心經營，國家財政進一步好轉，國庫存銀也有所增加，即「左藏尚有餘積」，這為乾隆普免租賦提供了必要的條件。

但是，十年的時間並不算長，積累的帑銀畢竟有限。此外，乾隆在即位後，租賦已經蠲免了一千萬兩。如乾隆七年黃河、淮河泛濫，賑濟江蘇、安徽饑民用銀一千萬兩。雖然國家太平安定，但以當時的情況而言，財政狀況並沒有達到高枕無憂的地步。

乾隆六年，戶部左侍郎梁詩正上奏乾隆帝時就說：「度支經費，莫大於兵餉」，每年春、秋二季撥解部銀，多則七八百萬兩，少則四五百萬兩，而京中各項開支，合計銀需一千一二百萬，入不敷出。

因為八旗兵餉和綠營軍費日增，雍正元年以前各省綠營總額為五十八萬餘名，後用兵準噶爾及苗疆，增設十一萬六千餘名，比康熙時歲增餉銀五六百萬兩。

過了四年，即乾隆十年，已升任戶部尚書的梁詩正又上疏：「每年天下租賦，以供官兵俸餉各項經費，惟餘二百餘萬，實不足備水旱兵戈之用。今雖府庫充盈，皇上宜以節儉為要，勿興土木之工、黷武之師，應以持盈保泰。」（《清史稿·梁詩正傳》）

我們就以每年盈餘二百萬兩計算，十年也不過二千萬兩，除去乾隆七年賑濟江蘇、安徽的一千萬兩，僅剩一千萬兩，加上雍正遺留下的約有二千四百萬餘萬兩，大致估算，此次乾隆普免全國錢糧時，庫存之銀約有四千萬兩。

如果按照正常情況計算，每年田賦、丁銀、鹽課、關稅等項收入四千萬兩，扣除各項開支後略有節餘。那麼這四千萬兩的庫銀也是相當可觀的數字，有了這筆余銀，即便是遣兵出征、水旱大災，也不會驚慌失措。

但是，將這筆存銀作為普免全國錢糧的儲備資金，則顯然不太充足。僅免徵的地丁銀就有二千八百餘萬兩，加上廣東官租學租等，大致少收銀三千萬兩，而正常的開支卻一兩不能少，這就很難應付突然發生的各項急需了。

因此，乾隆下諭免除一年錢糧後，就引起了很多人的反對。要知道，康熙是當了四十九年皇帝後才降旨蠲免的，而乾隆剛執政十年就行此舉，未免過於匆忙。御史赫泰公然上疏諫阻，力言「國家經費，有備無患，今當無事之時，不應蠲免一年錢糧。」

乾隆並非心血來潮，他一向很重視國家的財政收支情形。但他高瞻遠矚，將此視為實現其」民有恆產」、「本固邦寧」的目標有效實施，堅決貫徹執行。他再次下旨重申愛民之意：「朕以愛養百姓為心，早夜思維，惟期薄海內外，家給人足，共享昇平之福，故特頒布諭旨，將天下錢糧通行蠲免。」

其三，讓利於民

朝廷賦稅，歲歲繳納，違令抗糧者嚴懲不貸。有清一代，年年有數十萬、數百萬貧苦農民因欠交國賦而慘遭貪官污吏豪橫差役的殘酷鞭笞和百般勒索，除了額定正賦，還有各種攤派，常常是數倍於正額。一旦全國免賦，正額固然不用繳納，攤派也無從談起，這對於中下貧農無疑是一大福音，因此廣受百姓的讚頌。

江蘇崑山的龔煒，出身於書香門第，父系進士，岳父家乃名門望族，他本人也喜歡詩文，著書自娛。就這樣一位懷才不遇、幾次科第落榜的牢騷文人，也對乾隆帝普免天下錢糧極力稱讚，專門寫下了如下頌詞：

「乾隆十年上諭，本年各省錢糧按次全蠲，與民休息。詔下之日，萬方忭舞。自上嗣服以來，大赦積逋，再減浮賦，歲收稍薄，輒費天庾，水患偶乘，動支國帑，天地猶有撼，皇仁蔑以加亦。我儕小人，惟是祝豐年急公稅，稍申媚茲之忱，乃更沐非常溥博之澤於望外，蒼生何福以當之，自惟草茅，無以保效，衢歌不足頌揚，祇有清一炷，禱祝上蒼，惟皇子子孫孫永保民。」（龔煒《巢林筆談》卷四）

蠲免錢糧詔書下達之日，「萬方忭舞」，這是對乾隆大蠲租賦最好的讚揚，可見此舉深得人心，對促進農業生產，繁榮社會經濟，改善貧民、自耕農的處境，均起到了不可忽視的積極作用。因此在評價乾隆功過是非時，他以愛民為首務的善政是不該被埋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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