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文化領導權理論話語範式局限

俄國十月革命的勝利瓦解了第二國際的「經濟決定論」，但是這條成功的經驗並未順利推動西方的無產階級革命運動，這促使著一批西方馬克思主義者將西方的革命路徑轉向文化之維，開啟了文化領導權變革社會的理論建構與實踐探索。

經濟基礎支撐文化領導理論

作為最早提出文化領導權理論的葛蘭西，認為「政黨應該擁有較多或較少的成員，其級別有高有低，但這並非關鍵。重要的是它在領導和組織方面的職能，即教育和智識的作用」。因此，他寄希望走出一條以「市民社會」為基礎、以「有機知識分子」為主體的非強制性文化領導權的革命道路。他把文化看成「實踐的婢女」，認為人類社會的進步、歷史的發展並非是僅僅依賴於客觀的物質活動創造，更高程度上說是一種科學活動的過程，是不斷地思想推翻、改造的過程，是一種漸進式的覺悟性行動。這一發展構思的確彌補了第二國際理論中對革命實踐問題以及上層建築作用的缺場，打破了對經濟基礎決定作用的教條式理解，使對資本主義的批判以文化實踐展開。

然而，對「實踐」本身的過分概念化探討，尤其是以文化等上層建築作為變革的基礎，其結果只能是與現實的物質生產運動、革命方式相脫離。在馬克思主義科學理論中，實踐是主體與客體的合目的性與合規律性的現實活動，實踐功能的發揮及歷史發展的動力來源於物質生產力量的創造，物質生產方式決定了精神、文化等上層建築的變化發展，而文化等上層建築對社會發展起著加速或延緩的作用，先進的文化發展理論引導、推進社會向更高級邁進，落後腐朽的文化則阻礙更多積極因素的生成。

因此，革命的生髮場域必然在物質創造的活動中進行，文化領導的聯動效應絕非是在經濟基礎被束之高閣的環境中完成。葛蘭西的文化領導權理論正像馬斯泰羅內所說，「如果葛蘭西能夠在自由的天地中而不是在監獄內進行工作，那他的『那些草略成型的或者是力圖加以闡述的思想』以及那些觀點、疑問和懷疑，可能就會找到一種不同的表述方式」。可見，沒有經濟基礎支撐的文化領導權理論明顯缺乏話語體系立足的根基，缺乏現實的可操作性，是不能完成社會變革的。因此，只有重回到現實中去，在孕育文化的土壤中尋找革命策略。

同質化與異質性之爭

在資本全球化的現代化進程中，西方主流文化權領導理論不可避免地具有資本主義價值理念的傾向，它的出發點和落腳點始終圍繞著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鞏固、對資本自由性的維護，並以這種自由為中心呈放射狀向各個領域擴散開來，使整個社會都為其服務，為資本自由流動提供並創造條件。

對個體而言，資本的自由性滿足了個人自由的慾望，在一定程度上兩者的特質達到了契合。對社會而言，資本的無限擴張成為生產力發展的巨大動力，它使大眾的需求日益同質化，在財富追逐的王國中樂不思蜀。文化工業的生產使大眾的話語言說方式及文化傳播機制趨向崇尚資產階級意志，在工人階級那裡，革命的意志被消解，與資產階級結成共生共存的共同體，階級對立日益消失。由此資本主義社會展現出有史以來超社會的優越性，尤其是蘇聯解體的事實使倡導資本主義的政客更加堅信，現實的世界是資本主義的世界，以自由為核心的資本主義文化領導權理論是現存社會最合理的文化領導權理論。正是在這個意義上，福山等人作出了「歷史的終結」的結論，認為「在所有社會的發展模式中，都有一個基本程序在發揮著作用，這就是以自由民主制度為方向的人類普遍史」。多元文化的交鋒與對抗都是暫時的，儘管資本主義社會存在弊病，但仍不可忽視它對歷史演進所起的作用，文化領導權理論話語體系的必然邏輯是趨向資本邏輯的統一。但是，靜觀反思，資本的全球化是否意味著資本主義文化領導權理論的一體化？這種文化領導權理論的話語適用於一切社會嗎？它符合人類社會發展的規律嗎？實質上，福山的話語表達自覺不自覺地陷入了資本邏輯的意識形態中，將主體納入以資本為主導的一元敘述構架中，而這正是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所要批判的。這種「線性」的文化領導權理論是現代資本主義意識形態化的伎倆，模糊了私有制的本質，並在這種模糊之下隱匿了相互因素的交叉聯繫以及與外部的聯繫，忽略了世界各民族多元文化差異的客觀存在，是一種文化霸權、狹隘的認識論和一廂情願的普遍主義。

那麼，具有普遍主義特質的文化領導權理論面對著各民族的文化異質性，必然遭到質疑。亨廷頓認為，「由於現代化的激勵，全球政治正沿著文化的界線重構。文化相似的民族和國家走到一起，文化不同的民族和國家則分道揚鑣。以意識形態和超級大國關係確定的結盟讓位於以文化和文明確定的結盟，重新劃分的政治界線越來越與種族、宗教、文明等文化的界線趨於一致，文化共同體正在取代冷戰陣營，文明間的斷層線正在成為全球政治衝突的中心界線」。文化已成為世界秩序、社會結構發展的重要力量，文化領導權理論的前景是多元的，而這種非單一的文化領導權理論在國際舞台上扮演著特殊的角色，深刻地影響著各國的政治發展導向，甚至可能在邊緣文化國家謀求自身發展的過程中與主流文化的國家形成敵對，誘發矛盾與衝突，這對削弱資本主義文化領導權理論話語霸權具有積極意義。然而，文化領導權理論如亨廷頓所言，必然是不相融合的嗎？資本主義的文化領導權理論與其他文化領導權理論是非此即彼的關係嗎？如果不是，我們何以圓融這種差異並實現文化領導權理論的話語認同？又將構建什麼樣的文化領導權理論話語體系？

辯證性發展與創新

西方的文化領導權理論眾說紛紜，無論是文化霸權論還是文明衝突論，都只是在有限的時空範圍內才能得以有效定位並加以言說。當正視整個社會歷史的發展，面對全球背景下的中國，文化領導權理論話語範式顯然不能直接套用西方的，而是要從中國的實際出發。既要揚棄那些理論的不合理性，也要考量實踐的現實意義；既要追尋存在的歷史根源，體現民族性，也要超越空間的局限，賦予世界意義；既要依靠理性工具，也不能悖離主體價值。

在步入新時代的今天，中國特色的文化領導權理論將隨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不斷發展、制度的不斷完善、理論的不斷豐富和文化的繁榮而日益創新。這種創新需要以辯證思維對待傳統性與現代性、本土化與全球化的關係，實現話語方式的認同；以戰略思維促進社會可持續發展與規避發展風險，探尋話語內容的生長點；以歷史思維鑒往知來，把握社會基本矛盾運動規律和世界歷史發展趨勢，保持話語主體的前瞻性；以空間思維打破線性認知，重識交往關係的自由度，拓展話語環境的開放性，在言明「中國立場」的同時，貢獻「中國智慧」。

（作者單位：中共江蘇省委黨校哲學教研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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