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文帝佔據絕對優勢，為什麼被朱棣翻盤了呢？原因出在這裡

靖難之役是中國歷史唯一一次藩王叛亂成功承繼大統的軍事行動。建文帝在佔據絕對優勢的前提下，重用黃子澄、方孝孺等名儒，逼反燕王朱棣，喪失政權。黃子澄、方孝孺雖然忠烈，卻迂腐保守，不通變故，誤國誤民。

一、削藩的失當

朱元璋建立明朝後，冊封子孫為藩王，在北方長城沿線設置了九邊重鎮，由皇子統軍抵禦蒙古的反攻。邊塞藩王手握重兵，擁有護衛，節制沿線軍隊。如年長的晉王朱棡、燕王朱棣各擁兵10萬，節制北方眾將，寧王朱權統帥明朝最精銳的騎兵，藩王是抵禦邊塞的主要力量，也成為威脅中央政權的核心力量。

明王朝中央政府方面，皇太子朱標早逝，朱元璋立朱允炆為皇太孫。朱元璋晚年通過胡惟庸、藍玉案將開國功臣一掃而盡，開國功勛集團一掃而空。明太祖去世後，朱允炆即位，是為建文帝。建文帝重用黃子澄、齊泰、方孝孺等名儒，視削藩為頭等大事。齊泰為兵部尚書，對政治、軍事略有了解，黃子澄、方孝孺是一介書生，將讀書與治國混為一談，好空談，缺乏執政經驗，建文帝失國由此而來。

朝廷重臣在削藩事宜達成共識後，面臨削弱哪位藩王、如何削弱的措問題。第一，削強藩，還是削弱藩？強藩是指長城沿線掌握重兵的藩王，如掌握重兵的燕王、寧王，晉王已經去世，燕王年齡居長，功勛最大；寧王兵馬精銳，但是他的實際年齡比建文帝還小一歲。弱藩則是內陸各藩王，管轄兵力較少。第二，如何削藩，是維持物質待遇、剝奪兵權，還是廢為庶人、嚴格管制？

其一，在削藩次序上，齊泰認為應該先廢燕王，燕王實力最強，威脅最大，應當首先削弱燕王；黃子澄認為應該從有過失的親王入手，建文帝支持黃子澄的觀點，此舉是建文帝犯下的第一個嚴重的錯誤。在各藩尚未洞察中央削藩意圖時，中央可先下手為強，控制燕王，即可達到削藩目的，至於其他藩王，或削其護衛，或內地遷徙，只是時間問題。削弱一般藩王，則是提前暴露目標，為其造反提供準備時間。黃子澄此舉可謂書生之見，給建文帝以及國家帶來了沉重的災難。在燕王朱棣進京朝見時，建文帝並未將其拘押。

其二，如何削藩，這關乎藩王的生存環境。中國歷代削藩，均以收回兵權，剝奪了參政、統軍權力為核心，但是還會給予藩王必要的地位和待遇，使其名義上尊貴但是缺乏實權。建文帝依照黃子澄的策略，不顧及手足之情，將有不法行為的藩王盡行廢黜，廢周、齊、代、岷四王為庶人，湘王自焚身亡。諸王儘管有不法行為，還是建文帝的叔輩，明太祖朱元璋的子嗣，建文帝可削其護衛，改換封地，或遷徙進京，建文帝卻將他們貶為庶人，各王兔死狐悲，唯恐自己不得善終，中央與各藩王的矛盾徹底對立。在靖難之役中，各路藩王無一人支援朝廷，可見建文帝在宗室中處境尷尬，谷王朱橞在燕王起步後迅速撤離藩地宣府（今張家口）來到南京，在燕軍兵臨城下後獻金川門，迎朱棣入城。

在削藩意圖過程中，朱元璋第五子周王朱橚是燕王朱棣的同母弟，年齡在宗親中位列第二，建文帝將其廢黜，令燕王及諸王極為震驚，遂有反意。建文帝元年五月是朱元璋的忌日，各藩必須進京。朱棣認為此行兇險，派三個兒子祭拜，以示無謀反之心。齊泰與魏祖輝認為應該扣留燕王三子，作為人質控制燕王；而黃子澄認為應當釋放三子，麻痹燕王，表明朝廷並無削藩之意。黃子澄的建議實屬書生之意，已經廢黜四王，逼死一王，周王之廢已經驚動燕王，如何去麻痹？但是建文帝最終採取了黃子澄的建議，放燕王三子回封國，失去了制衡燕王最後的機遇。同年七月，燕王起兵，一件輕鬆解決的小事演變成了動搖國本的軍事叛亂，黃子澄率出昏招，可謂罪無可赦。

二、戰略的失誤

燕王起兵後，以一藩之力對抗朝廷的中央軍，建文帝屢次聽信黃子澄、方孝孺的錯誤建議，葬送大好局面。

燕王起兵後迅速控制了北平地區，隨後佔據保定，控制區域不過今北京、保定等地區，朝廷派老將耿炳文率軍討伐。燕王久經沙場，掌握的皆為精銳，在正面戰場大敗耿炳文。耿炳文善於堅守，死守真定（今石家莊市正定區），燕兵於是撤軍。此時，戰略局面對建文帝極為有利，他可以從全國範圍的內調集兵力、糧草圍剿燕王，燕王兵馬雖然精銳，但是資源畢竟有限，倘若堅持消耗戰，難以維持長久。此時建文帝再度犯下錯誤，他聽信黃子澄、方孝孺的建議，令李景隆接替耿炳文成為主帥。李景隆是開國功臣李文忠的兒子，是典型的紈絝子弟，軍事能力遠不及戍守邊塞的燕王，六十萬大軍毫無招架能力，明朝精銳力量蕩然無存。滿朝文武大臣建議處斬李景隆，但是建文帝只是將其召回，在燕王兵臨南京城下之際，李景隆與谷王開城門投降，可謂諷刺。

此後，燕兵節節勝利，兵臨城下。方孝孺卻建議建文帝死守社稷，此時的燕軍孤軍深入，其所控制的區域不過河北一帶，兵馬是燕軍和寧王朱權所部，絕大多數地區歸朝廷控制，倘若建文帝撤離國都，詔令天下討伐燕藩，斷不會將江山拱手讓出，最終建文帝自焚於皇宮（一說出家逃離），明朝皇位嬗變。

從歷史發展的角度來說，燕王朱棣雄才大略，執政能力遠強於朱允炆，靖難之役的成功對中國進程的積極作用更大。

就事件本身而言，建文帝用人不當，激化宗室矛盾，原本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引發了全國性的戰爭，給剛剛恢復的明朝經濟帶來了沉重的打擊。黃子澄、方孝孺等文官書生意氣，在國家政務方面一塌糊塗，一錯再錯，可謂誤國誤民。因此，我們在觀察歷史時，要站在當時社會的角度，探究其對社會進程所做出的貢獻。後世對方孝孺、黃子澄等人不乏褒獎之意，但是恰恰是他們的所作所為葬送了建文帝的政權，為國家和民眾帶來了沉重的災難，可謂罪大惡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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