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瑪德國的歷史教訓

整理、編譯：宋舒楊

《東方歷史評論》微信公號：ohistory

今年是魏瑪共和國建立100周年。德國人在一戰的廢墟上建立了這個自由民主的政權，希望民主能帶來和平與富足，可迎接他們的卻是一次次嚴峻的挑戰：困境重重的外交，頻頻來襲的經濟危機，走馬燈般換了又換的政府，以及極端黨派的迅速崛起……這一切都讓年輕的共和國岌岌可危。魏瑪共和國只維持了十四年，就被自己選出的領導人親手葬送。人們至今仍在思考：那個政治民主、文化繁榮的魏瑪德國，為何竟孕育出了納粹德國這個極權的怪胎？

當今世界面臨的許多問題與百年前的魏瑪德國相似：經濟增長減緩乃至持續低迷，失業率居高不下；傳統政黨逐漸失去了吸引力，取而代之的是民粹主義的崛起；民族主義和種族主義思想甚囂塵上，威脅著自由、平等、多元的價值……今天的我們可以從魏瑪德國的歷史中學到什麼？魏瑪民主的悲劇是否會在當代重演？本期「外刊掃描」精選來自英、美、德三國的三篇文章，看不同國家、不同視角的知識分子如何解讀魏瑪德國的歷史教訓。

1

當今英國與魏瑪德國的相似之處

整理自：Martin Kettle, 「The political landscapes of Brexit Britain and Weimar Germany are scarily similar,」 The Guardian, May 16, 2019.

近日，一項以魏瑪共和國為主題的展覽在柏林的德國歷史博物館開幕。走進展廳，觀眾首先看到的是這樣一段話：「自由民主制不能再被視為理所當然……即使在有著悠久民主傳統的國家，威權政黨的勢力也在增長……在德國，公眾對自由民主的信任感同樣在降低。」

這項展覽不僅關乎過去，也關乎現在。它特意沒有把範圍局限在德國，而是延伸到了英國等諸多國家。它不僅展現了民主制度如何在1919年之後的十餘年中如何逐漸崩潰，也讓人們思考，類似的事件是否會在2019年的歐洲再次發生。它包含了兩個緊密聯繫的展覽：一個關於激烈變動的魏瑪共和國本身，另一個像一個參與式的實驗室，研究民主國家怎樣才能應對當今類似的挑戰。

為紀念魏瑪共和國建立100周年，德國歷史博物館舉辦了「民主2019」主題展覽，分為「魏瑪：論民主的本質和價值」（上）和「民主實驗室」（下）兩個展區。

1919年的歐洲和2019年的歐洲全然不同。在四年毀滅性的殘酷戰爭過後，1919年的德國疲憊不堪。它的帝國政治體制土崩瓦解。它被充滿敵意的戰勝國包圍。失業率高得驚人。社會革命一觸即發。政治動蕩和暴力一時成風。

然而，你深入這個展覽越多，就越會發現自己被迫面臨21世紀的難題。這並不是說德國或英國正在無意中走向法西斯主義，但我們仍然需要嚴肅對待兩個時代的某些相似之處和魏瑪時代給我們留下的一些教訓。否則，我們會面臨政治信任持續瓦解的風險，進一步削弱我們有效應對脫歐、不平等和氣候變化等問題的能力。

例如，魏瑪議會制度要求各個政黨合作達成妥協，以達到公眾支持的結果，但事與願違。左派和右派都對此負有責任，不過最終是中右派與希特勒結盟的意願打開了通往納粹德國的大門。事實上，壓垮魏瑪共和國的是執政者背叛民族的流言，以及強大的專制政體的誘惑——這樣的政體植根於種族主義和對他者的恐懼。暗殺政客等政治暴力也是造成20世紀20年代社會動蕩的關鍵因素。

當今英國的脫歐政治與魏瑪共和國有著不可忽視的相似之處：議會之外的政治過程發揮著巨大影響；左派和右派政黨本可以在公投後合作，以維護公眾的信任，但它們沒有這麼做；很大一部分中右派被極端右派的偏見脅迫，越來越多地認同這些偏見。

在當今的英國，聲稱政府背叛民族的右派言論激增。超過一半的公眾聲稱自己支持「一個願意打破規則的強勢領袖」。各種各樣的種族主義勢力都在發展壯大。我們還經歷了政治暗殺（同樣來自極端右派）、公眾對政客的暴力威脅以及官方對議員安全的警告。

在一個世紀以前的德國，人們不再支持議會，造成了可怕的後果。在當今的英國，人們似乎在做同樣的事情， 卻沒有意識到潛藏的危險。

2

《巴比倫柏林》與魏瑪共和國的神話

整理自：Jochen Hung, 「"Babylon Berlin" and the myth of the Weimar Republic,」 The Washington Post, March 20, 2018.

時髦女郎和納粹衝鋒隊，性工作者和無產階級，爵士樂隊和長筒軍靴……2018年1月，德國電視劇《巴比倫柏林》開始在美國播出，也把它對魏瑪德國的這些刻板印象帶到了美國。製作方把20世紀20年代的柏林表現為一個「混亂中的大都會」，那裡「一面是日益嚴重的貧困和失業問題，另一面是放縱的夜生活以及充溢其中的創造性能量，二者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先鋒文化撞上了政治社會危機，這種印象長期主導著公眾對魏瑪德國的歷史記憶。然而，這種印象不僅不符合歷史，還十分危險，因為它阻止我們從魏瑪德國的歷史中吸取正確的教訓：反民主的力量未必以反動的面貌登場。

對魏瑪德國的上述印象並非《巴比倫柏林》的創造，而是冷戰政治的產物。1945年以後，兩德領導人都利用魏瑪民主的失敗歷史加強戰後秩序的合法性，西德領導人尤其如此。魏瑪民主必須被描繪成一場失敗的災難，從魏瑪走向納粹的黑暗歷史絕不能重演。美國及其盟友建立的政治秩序將會保證，新生的德國不會重蹈魏瑪德國的覆轍。因此，「魏瑪政治」成了極端主義和民主虛弱的代名詞。人們記憶中的魏瑪文化則主要是現代派的先鋒藝術和柏林自由的夜生活。西德的改革者認為，他們可以從第三帝國恐怖的廢墟中搶救出德國的這些文化瑰寶。

這樣的歷史敘事遮蔽了魏瑪政治和文化更複雜的真相。魏瑪時期一些最先鋒的藝術家遠非議會民主制的支持者，有的甚至支持納粹。另一方面，魏瑪共和國並沒有人們常說的那樣脆弱。儘管它最終讓位於納粹獨裁，魏瑪共和國還是在戰爭失敗、經濟崩潰和惡性通貨膨脹的背景下成功地抵擋住了反動派的幾次政變。

從德國移民美國的知識分子們對魏瑪文化的評價很不相同。阿多諾認為，納粹破壞德國文化的說法不過是西德精英的自我宣傳手段。魏瑪德國的流行文化即使披上一層自由的偽裝，也和納粹德國的文化區別不大，那些麻痹思想、去政治化的娛樂電影甚至還為納粹鋪了路。另一派觀點以托馬斯·曼等人為代表，他們和戰後的西德人一樣，想把德國的一部分文化拯救出來，與納粹德國的歷史隔離開。

在美國人看來，魏瑪德國文化繁榮的故事很有吸引力。1962年，德裔移民學者彼得·蓋伊（Peter Gay）的《魏瑪文化》一書大獲成功，就是這種吸引力的明證。蓋伊認為，所謂的「魏瑪精神」就是先鋒派的現代主義和進步主義。

美國的政治衝突也讓魏瑪政治的陰暗面有了現實意義。在反越戰運動高漲的1971年，有歷史學者對比了魏瑪共和的崩潰和美國民主可能存在的危機：在那個戰爭失敗、經濟蕭條的時代，美國的民主制度和主流文化似乎出現了壓迫性的、乃至法西斯主義的傾向。

西德人和移民美國的德國人共同創造了魏瑪德國政治失敗、文化繁榮的形象，以確立他們的政治和文化權威。然而，這並不是歷史的全貌。首先，魏瑪德國不只有柏林，德國各地區的社會環境差異很大。其次，上述觀點認為有缺陷的魏瑪政治最終摧毀了繁榮的魏瑪文化，卻沒有把政治和文化都看作更大整體的一部分。最後，這種觀點用現代派文化代表整個魏瑪文化，忽略了魏瑪文化的其他方面，也高估了現代派文化在當時的流行程度。

《巴比倫柏林》把魏瑪德國的形象縮減為「火山上的舞蹈」，不僅不符合歷史真相，還阻止了我們吸取有益於當代的現實教訓。我們不應該把魏瑪德國的歷史判然兩分，從中尋找好與壞、現代與反動鬥爭的跡象，而應該意識到，現代文化有可能同時創造出這兩者。

3

魏瑪民主的危機會在德國重演嗎？

整理自：Elke Seefried, Die Krise der Weimarer Demokratie – Analogien zur Gegenwart?, in: Aus Politik und Zeitgeschichte 66.2016, H.40-42, S.18-23.

目前，許多人都在談論民主危機，人們對民主制度解決問題的能力愈發懷疑。土耳其、匈牙利、波蘭等國政壇出現了威權主義的傾向。整個歐洲的政治極化現象都越來越明顯，德國也不例外。

在德國，人們總會把「民主危機」與魏瑪民主的衰亡相聯繫。在關於魏瑪德國的經典研究中，認為魏瑪民主存在危機的觀點佔了主流。較新的觀點則認為，當時的人們之所以談論魏瑪民主的危機，也是為了促進新制度的推行——也就是說，宣傳「危機」是納粹黨人的一種策略。實際上，德語中的「危機」一詞來自希臘語，既指客觀上的危機，也有主觀批判的成分。在這一意義上，危機總是和人的感受相聯繫的。

魏瑪民主為什麼會失敗？關於魏瑪德國的歷史研究長期受到這個問題的影響，還要關注如何避免聯邦德國重蹈魏瑪的覆轍。直到20世紀90年代，魏瑪德國史的研究領域才得以擴大。除了繼續探索魏瑪民主失敗的原因，學者還越來越多地關注到當時狀況的不確定性，以及民主在魏瑪德國的發展潛力。

導致魏瑪民主失敗的因素很多。第一點是純粹的現實問題：由於《凡爾賽條約》和高額的戰爭賠款，魏瑪共和國一建立就要承擔起舊帝國戰敗的負擔。舊政權的代表人物還試圖通過「背後一刀」的傳說，把戰敗的罪責推到新生的共和國身上。此外，魏瑪德國的社會經濟形勢也非常不穩定，先是魯爾被占和通貨膨脹，再是1929-30年的世界經濟危機和大規模失業，這些經濟問題不斷給民主決策帶來壓力。

第二點與魏瑪憲法中議會、總統和民眾三種力量的關係有關。魏瑪憲法建立了議會民主制，同時又設置了一個權力很大的總統職位。總統可以提名政府成員，可以解散國會，還擁有緊急狀態下的特權。議會制和總統制的這種混合被證明是災難性的。全民公決這一引入民眾力量的行為也成了共和國的對手，因為它以煽動性的方式削弱了共和國。因此，政治學家恩斯特·弗蘭克爾（Ernst Fraenkel）指出，魏瑪民主存在致命的「先天不足」。不過，目前的研究強調魏瑪德國還有其他的政治發展道路，特別是意識到了魏瑪德國和法蘭西第五共和國的相似性，同時對魏瑪憲法中民眾的力量有了不同的評價。

第三點因素在於，魏瑪憲法源自一種值得懷疑的民主觀念。人們不相信議會中的黨派政治能夠實踐「人民的意志」，所以要讓大權在握的總統監督議會。由於各黨派缺乏執政經驗，現實問題又非常嚴峻，這種觀點是可以理解的。然而，對魏瑪憲法的許多制定者來說，總統實際上代替了君主的位置。他們擔心議會的專制，認為總統應該代表作為整體的人民，超越黨派利益。根據這種觀點，20世紀20年代的中間派政黨傾向於建立大聯盟政府，以體現政府超越黨派利益、促進共同福利的性質，這與議會制中政黨輪替的原則相矛盾。因為支持民主的各個黨派都如此看待民主，並且可以放棄解決現實問題的責任，組建政府越來越多地成了總統的任務。

最後，第四點因素是對手的強大。魏瑪民主制度的對手不僅有以蘇聯為榜樣的德共，還有更危險的民族主義右派力量。魏瑪德國的「資產階級右派」脫胎於帝國時期的權力精英，他們利用了民主制的弱點，想要廢除民主制，這在魏瑪共和國的最後三屆政府和總統興登堡的身上都有體現。納粹主義聲稱自己有著獨特的歷史使命，以近乎宗教的方式作出了對未來的保證。相比之下，民主制的基本原則——審慎與利益平衡——需要在繁瑣的日常工作中踐行，這就使民主制在納粹的許諾面前缺乏吸引力了。

最近出現了一場關於魏瑪民主前景的辯論。有學者開始關注魏瑪德國經濟精英未曾實現的民主設想，認為魏瑪民主不一定會失敗。但也要注意，從全球的角度看，一戰後幾乎所有的新興民主政權都在20年代和30年代面臨威權政治的壓力。

接下來談魏瑪民主危機的幾點表現。

魏瑪民主危機的第一點表現是黨派的碎片化。1920年的國會中已經有了10個黨派，1928年和1930年國會中的黨派數量更是達到了15個之多。從選票的分布看，魏瑪德國黨派制度的碎片化也十分嚴重，出現了很多小黨。與1945年以後德國的兩大全民黨[譯者註：基民盟和社民黨]不同，魏瑪德國的黨派意在代表特定的社會階層和文化導向，而非吸引所有選民。大黨的黨員數量在減少。中間派的黨派受損最為嚴重，兩個自由主義的黨派幾乎要消失了。保守又保皇的德意志民族人民黨起初還能在民主制度內部發展勢力，但它在20年代末也走向極端，變成了一個反體制的右翼黨派。

這就導致了危機的第二點表現：政治極化。1930年，極端反體制黨派的勢力出現了爆炸性的增長，例如納粹黨獲得的國會席位從12個增加到107個。納粹黨能從各個社會階層吸納黨員，這與魏瑪德國的其他黨派不同。許多害怕失去地位的中產階級都轉向支持納粹黨這樣的右翼黨派。1932年大選中，除了兩個反體制的大黨（納粹黨和德共），其他黨派獲得的席位數加起來都不足半數，說明民眾對建制派黨派失去了信心。

第三，極端黨派的興起也伴隨著議會外抗議活動和政治暴力的增加。很多黨派都建立了自己的半軍事化組織，部分原因是要對抗納粹黨的衝鋒隊。

危機的第四點表現是難以組建執政聯盟的問題。從1919年到1933年，魏瑪德國有過20屆政府，其中執政時間最長的也不過在任21個月。1920年以後的歷屆政府不是少數派政府，就是大聯盟政府。1930年大聯盟政府破裂之後，上台的幾任總理都不再掌握國會多數，只能依靠總統對他們的信任執政，因為總統可以在國會發起不信任投票時解散國會。1933年希特勒上台後，對全國各領域進行「一體化」，最終建立了納粹獨裁。

如果把魏瑪德國和當代德國進行對比，我們就會發現二者差別很大，目前的問題並沒有魏瑪時期那樣緊迫。和20世紀20年代的德國不同，今天的德國已經被整合進了一體化的歐洲，現在的各項社會經濟指標也和那時天差地別。不過，當前的各種全球性問題還是變得越來越複雜了。2008年的世界金融危機引發了股市崩盤和歐債危機，這些都是經濟動蕩的明證。類似地，1929-30年的世界經濟危機也波及全球，導致市場劇烈震蕩。不同的是，當時的各經濟體都採取了通貨緊縮政策，想要退出世界市場，今天的歐元區國家則仍然堅持共同的貨幣和市場政策。從地緣政治方面看，當前德國面臨的主要問題是歐盟內部的政治文化差異，以及北約東擴後歐盟和俄國的緊張關係，這些問題也和魏瑪時期非常不同。

在民主參與和民主的代表性問題上，魏瑪德國和當代德國則有一些可比之處。當今德國的兩大全民黨正在喪失成員和吸引力。投票率從上世紀90年代起就在下降。黨派政治也出現了碎片化的傾向，不過還沒有達到魏瑪德國的程度。更值得注意的問題是，隨著反體制政黨的發展和社會政治氛圍的右轉，政治極化的程度在增長。政治暴力事件的數量也在增加：在難民危機的背景下，政治暴力事件中既有右翼極端主義的犯罪，也有伊斯蘭極端分子的恐怖襲擊。這些雖然還達不到魏瑪時期政治暴力的程度，但也引起了許多人的擔憂。顯然，人們對代議制民主解決問題的能力不再那麼有信心了。

和魏瑪時期一樣，造成當今德國民主危機的原因也很多。從歐洲層面上看，這個問題不難理解。1990年以來，東德和東歐民眾的生活經歷了深刻而迅速的變化，有過被疏遠的經歷，這些經歷導致了他們對變化和移民的抗議。同時，黨派政治的格局也在改變。默克爾上台後，基民盟和社民黨這兩大政黨的政策主張越來越接近。過去支持基民盟的保守選民認為這個黨不再能代表自己了。此外，德國政府沒有在議會中進行充分的討論，就通過了穩定歐元的計劃，為支援希臘又展開了曠日持久的談判，讓人們對歐盟的機構和民主的權力制衡原則失去了信任，而這種不信任感又被民粹主義運動利用了。

以上種種現象導致了魏瑪德國和當代德國的第三個相似點：政府如何執政的問題。在當代德國，組建執政聯盟不是問題，已有一定影響的黨派不是按照社會階層和世界觀劃分的，極端黨派也還沒有在議會掌握決定性的力量，但執政還是變得更困難了。社會學家科林·克勞奇（Colin Crouch）認為，當代自由民主制的決策過程有利於精英階層、經濟利益集團和政治公關人士，大多數民眾在其中只扮演被動的角色。這會加強民眾要求更多政治參與的呼聲。

默克爾在歐債危機和難民危機中聲稱自己別無選擇，但這種「別無選擇」的狀態不符合人們對民主決策過程的理解。如果沒有替代方案可供討論，民主就會變成一個空殼，而這正是大聯盟政府的問題。和魏瑪時期一樣，大聯盟政府長期把自己視為超越黨派隔閡、代表共同福利的管理者。政府在議會中很少遭到反對，如果有反對的聲音，往往也來自執政黨內部。議會中政黨輪替的現象消失了，這就容易導致民眾的不滿和議會外的抗議。

不過，柏林並不是魏瑪。在一個越來越不安全的世界中，歐洲始終是自由的堡壘。全球化給德國帶來了繁榮的經濟、安全的社會和穩定的政局。當代德國的民主制度有著堅實的經驗基礎，其中就包括允許各派力量在議會中博弈，允許活躍的意見交流。這些原則正體現在兩大全民黨之中，它們和極端主義明確地劃清了界限。

喜歡這篇文章嗎？立刻分享出去讓更多人知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