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變法的康有為是真的聖人嗎？看他做的事情卻一點不像聖人所為

最近看了點《走向共和》這部爭議頗大的電視劇，對清末民初的歷史及人物的認識有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對康有為尤甚，因此著重調查了他的生平，先來了解下對康有為的官方介紹:

康有為（1858年—1927年），原名祖詒，字廣廈，號長素，又號明夷、更甡、西樵山人、游存叟、天游化人，廣東省南海縣丹灶蘇村人，人稱康南海，中國晚清時期重要的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資產階級改良主義的代表人物。康有為出生於封建官僚家庭，光緒五年（1879年）開始接觸西方文化。光緒十四年（1888年），康有為再一次到北京參加順天鄉試，藉機第一次上書光緒帝請求變法，受阻未上達。光緒十七年（1891年）後在廣州設立萬木草堂，收徒講學。光緒二十一年（1895年）得知《馬關條約》簽訂，聯合1300多名舉人上萬言書，即「公車上書」。

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開始進行戊戌變法，變法失敗後逃往日本，自稱持有皇帝的衣帶詔，組織保皇會，鼓吹開明專制，反對革命。辛亥革命後，作為保皇黨領袖，他反對共和制，一直謀劃溥儀複位。民國六年（1917年），康有為和張勳發動復辟，擁立溥儀登基，不久即在當時北洋政府總理段祺瑞的討伐下宣告失敗。民國十六年（1927年）病死於青島。

但是官方就一定完全正確嗎，個人認為值得去質疑，畢竟官方的只是代表大多數人的看法，甚至包括教科書編寫者，都只是承襲前人說法而已，當然我也不是說上面和教科書上的都是錯的，也不是說康有為是個妄人，是個大反派，只是個人覺得他就是一個欺名盜世，沽名釣譽的政治投機者！下面我來給大家列舉個兩三:

於「戊戌六君子」一事，坑人害命

1898年9月28日午時，北京宣武門外菜市口，即將被斬首的譚嗣同大聲疾呼「有心殺賊，無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因為戊戊變法的失敗，戊戌六君子英勇就義。

在初高中歷史教材中，除譚嗣同之外，對楊銳、楊深秀、劉光第、康廣仁、林旭這五位著墨很少，大家通常認為他們跟譚嗣同一樣，都是願意為了變法而死，然而真實的歷史卻於此大相徑庭。

根據內閣的決議，六君子之罪狀，總結起來主要有三條：

1、康黨意圖包圍頤和園殺害慈禧。

2、六君子和康黨結交過密。

3、楊銳等人在軍機處任職期間矇騙皇上。

這三條罪名都與康有為康黨有關，但事實上，除譚嗣同外，其他五位與康黨並無直接關係，因此從一定程度上講，另外五位是被冤殺的。「六君子」中，楊銳、劉光第對康黨十分厭惡;康廣仁、林旭二人也曾努力撇清與康黨的關係;那這個冤案是如何形成的呢？

「六君子」被捕前，康有為在全盤參與籌劃戊戌年圍園殺慈禧的計劃以後，對其成敗有一定的預判，已提前遁走至天津。在殺慈禧的計劃中，由楊深秀代康有為呈遞了至為關鍵的部署「圍園殺後」計劃的奏摺，但楊深秀可能本人都不知道密折的內容，因為他只是代呈。然而由於行事不密，康有為的計劃被識破，譚嗣同等六人因為之前與康的行從過密被捕下獄。

「六君子」被殺後，溜之大吉的康有為為了保住維新派的面子，以爭取國際、國內之同情與支持，又不惜種種作偽，掩蓋「六君子」被殺真相。比如楊銳根本不知道康黨的「圍園殺後」計劃，其對光緒所言，乃是要調和帝後關係，絕對不是要殺慈禧。所謂「戊戌六君子」，唯有譚嗣同一人，清楚得知道自己為什麼而死，並願意為之而死，心甘情願為變法流血犧牲，希望以此來喚醒國人。六君子中，康有為的胞弟康廣仁是實實在在被哥哥坑了一把。被捕後，他大感冤枉，在監獄中以頭撞壁，痛哭失聲曰：「天哪!哥子的事，要兄弟來承當。」

相對於被斬首的六君子，主謀的康有為反而出逃到了海外，過起了做生意，娶了幾房小妾的愜意生活。不僅如此，康有為晚年思想趨於保守，還給張勳復辟唱讚歌，以及康有為之死，種種離經叛道的行為讓他自己晚節不保，其人品至今為人們所詬病！

於「公車上書」一事，欺世盜名。

按康有為自己的記載，「公車上書」事件前後，是朝廷與李鴻章商議與日本議和，被他得知消息後，命令梁啟超鼓動廣東、湖南舉人，聯合其他各地學子集體上書，痛斥此一賣國和約。結果朝廷害怕造成不良影響，動用強權連夜鎮壓，遂使運動失敗。但經姜鳴、茅海建等學者爬梳故宮檔案、作詳細考證後指出事實真相：當時上書反對朝廷議和，指斥李鴻章賣國的主體，實為中央地方大小官員。他們上書反對者甚多，都察院也多數代奏，因此當時基本不存在「強權鎮壓反對議和聲音」的政治氣氛。經茅海建先生還原，「公車上書」的真相是：

1）當時上書反對議和的聲音極多，幾乎聽不到支持議和的聲音。而且舉人們的上書也有許多經過都察院代奏傳達到光緒面前的。

2）康有為號稱自己主導的「公車上書」，實際上不是被鎮壓了，而是他根本沒有去送。因為都察院根本沒有收到他上書的記錄。換言之，這完全是一次流產的政治事件。

3）「公車上書」的背後是一批堅定反對議和的官員，舉子們的聯名上書背後有來自中央的支持，這個支持他們的幕後人物最有可能就是翁同龢。

4）最終迫使慈禧和光緒下定決心，接受議和的原因是三國調停日本失敗，清廷感到再度與日開戰則北京不保，於是不得不接受屈辱和約。

康有為後來自己寫回憶錄，把自己塑造成這一事件中的領袖，後來許多史家因為他是第一當事人，採信了他的說法，廣泛傳播。

於「百日維新」一事，佞言賣國。

終光緒一朝，實際掌權人都是慈禧。百日維新中光緒公布的重大決定，慈禧基本都過目，因此她實際上掌控著整個變法進程。光緒最信任康有為，而慈禧並不信任這個大言炎炎的書生。百日維新中「軍機四卿」林旭、劉光第、楊銳與譚嗣同都是四品軍機章京（楊是張之洞的人，劉與楊相熟，譚父親是湖北巡撫，林是康學生，但得到榮祿推薦），而康有為不過是六品章京上行走，這是光緒不敢讓他在慈禧眼中太張揚。

那麼究竟是什麼因素讓慈禧最終決定發動政變，中止變法？台灣大學雷家聖指出，這很可能是因為康有為當時在英國人李提摩太提議下，建議光緒聘請退休的日本首相伊藤博文為顧問，並且提出「中日合邦」大計，遭到保守派官員激烈反對。

據雷家聖考證，「合邦」一詞始於1893年日本人森本藤吉的言論。當時他主張日朝合邦，後來這一主張得以通過武力實行。公車上書期間，康有為與日本公使矢野文雄之間已經有「中日合邦」的討論。後來卸任後的伊藤博文來到中國，朝中有不少「借才」之論，主張應當聘請伊藤這樣通西學的人士作為改革顧問。

「借才」之論出現後，朝中保守派感到警惕，隨即上書當時在頤和園休養的慈禧。百日維新中，慈禧把帝國實際權力中樞軍機處大部分事務還給光緒，光緒交給「軍機四卿」處理。但聽到「借才」議論後，她感到緊張，於是重新收回了檢察軍機處奏章的權力。

而急於推行新法的光緒對此感到惶惶不安，隨即下密詔給楊銳，告訴維新派太后的態度變化。得知此事後，維新派實際上做了兩手準備。第一手準備是宮廷政變，就是譚嗣同與袁世凱聯繫，要求借袁的兵圍困頤和園，逼慈禧還政光緒。袁世凱將此告密給榮祿，這已經是眾所周知的了。第二手準備則是聯合英、日，謀求外國勢力介入。這一手主要是康有為借當時英、日準備對俄宣戰，暗中與李提摩太、伊藤博文等促成「中、英、日、美」大合邦一事，建立鬆散的邦聯共同體。

實際上，稍有政治常識之人就能看出，所謂「合邦」不過是個幌子，其真實意圖是英、日借中國「借才」之機，派出官員掌控中國內政外交一切大事，將其變為他們的傀儡國。此舉雖然幼稚，但宮廷政變一旦成功，維新派真的向英、日要求進口變法人才，則中國之主權，不啻拱手讓人。因此慈禧權衡利弊之下，先行發難，囚禁光緒。至於「合邦」一事，考慮到如果以此為由處理維新派，勢必造成外交糾紛，於是慈禧隨便找借口殺了一批維新派人士了事。「中英日美」合邦論，正常人都知道不可能，但康有為實在不是正常人。

於盜經一事，私德有虧。

民國後，康有為曾應軍閥邀請去西安講學。途徑卧龍寺時，康有為看上該寺所藏《大藏經》。因寺中無錢，經書損毀甚多，於是康與住持師父提出購買。兩家商談後，同意康以北京內府佛藏經、哈同園藏經、商務印書館續藏經各一部進行交換。誰知合同簽訂後，康馬上派弟子領兵入寺搬經，不但沒有交換，反而把其餘幾箱經書也一併搬走。此事見報後，西安士紳大嘩。當時有對聯稱「國之將亡必有，老而不死是為」，上聯截取《左傳》：「國之將亡必有妖孽」，下聯截取《論語》：「老而不死是為賊」，上下兩聯末字「有為」，一時謂之絕罵。

綜合這篇文章不是為誰洗白，也不是抹黑誰，只是表達一些個人觀點。當國之危難，以大言不慚、異想天開的態度和幼稚的政治手腕，博得皇帝信任，踏入權力中樞後就開始排斥異己，這種人哪救得了國？孔子云：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信哉斯言！

感到危險的是這麼近的歷史真面目都如此顛倒、混沌，更遠古時代的歷史可信度又有多高？不做考據就不能談歷史可信度問題，只是覺得有可能真的是年代隔得越久就越接近真相。細思極恐！

關注譚論古今，讓歷史告訴未來照亮人生，讓文學滋潤生活幸福一生！

喜歡這篇文章嗎？立刻分享出去讓更多人知道吧！